舆论作为公众对现实社会中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个人价值判断(包含信念、态度、意见与情绪等表现)的总和，具有以个人认知结构为前提的相对一致性、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强烈程度和以舆论平台容量为限度的相对持续性特点，对社会及有关事态的发展产生一定影响，而舆论起点则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1]11作为舆论主体的公众一般以自身的知识经验为基础，在个人价值观背景下对涉及自身利益或心理认同的存在形成自身的价值判定并外化为个人言论。同时，作为现实社会的时空投射，基于互联网技术的网络空间及个体于其中的互动交往所构织的网络社会逐渐成为个体言论的重要承载场域，其在容纳和汇聚社会言论的同时也反映和凸显着群体的态度及其发展变化。

而在网络技术现代革新所引发的以“去中心化—再中心化”[2]6为主要特征的“新传播革命”[2]3中，网络传播个体中心化、传播资源泛社会化、传播权力全民化趋势得到了强力建构与发展，平等的对话地位更推动着社会个体对利益及价值的扩大表达，网络舆论互动交织而成的网络舆论态势也愈加复杂多变。近年来，因高校内部事件所引致的高校网络舆情不时吸引社会聚焦，差异化的多元舆论主体在利益相悖与认同互斥中不断强化舆论力度，进而在网络传播中扩散并突出为网络舆论热点甚至是舆情危机，对高校治理生态形成了一定的冲击。

1、高校网络舆情的生成及传播逻辑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发展自然地显露和衍生出社会多方面、多层次的利益与认同矛盾，社会热点事件的类型及发生频率不断扩展，网络舆论热点于其中的占比也逐渐攀升，高校网络舆情因其触及国民情感底线而备受关注。从社会学及传播学的理论层面而言，高校网络舆情生成及传播的深层逻辑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1 “沉默的螺旋”推动网络舆论意见统一

作为一种社会动物，人们总是力图寻求周边环境支持以避免陷入“少数”或是“劣势”的孤立状态，当发现自己属于少数派意见时，人们一般会保持“沉默”甚至转向附和多数以应对环境压力。[3]5-8由此，舆论的沉默一方造就出强势一方的增势，并在循环往复中持续地压缩舆论主体的发声空间，“沉默的螺旋”[3]加速旋转并不断地把一种意见确立为主流意见，持有其他态度的群体则或主动或被动地沉默顺应以寻求社交环境的安全。社会群体的舆论行为不断地重复和验证着这样的逻辑范式，即出于个体对被孤立的恐惧及其具有被接受的需求，以及公众态度日益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判断权威，从而使得个体产生了去适应那些已被确立的、普遍认可的观点和行为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反过来强化和加固着现有的主流的规则与价值表达。

而在自媒体时代，个体中心化传播趋势推动着网络话语权的泛化，不同阶层、不同社群、不同利益及不同认同的人们积极地表达个人情感态度与价值判断，公众对社会事件的网络舆论态度交织出群体的网络意见气候，处于其中的社会个体在辨识意见气候并作出个体态度及行为选择时同样沿着以上的逻辑范式汇聚、叠加，由此造就出网络群体对态度及行为的选择取向趋同，最终推动网络舆论的意见统一。在高校网络舆情中，囿于调查取证过程的严谨性、复杂性，高校回应舆情的速度往往要慢于网络舆情的发展速度，网络舆情意见也在高校的相对沉默中逐渐趋向强势与统一。

1.2 “蝴蝶效应”推动舆情焦点扩大并泛化

开放的互联网络容纳着全体网民的态度与看法，网络的相对隐蔽性刺激着公众纷纷匿名表达各自观点、态度与利益诉求，无顾忌地将自身即时性感受倾倒于网络平台之上。社会个体于网络空间中的平等话语地位内在地强化着网络群体对于利益及价值的表达倾向，多元网络群体在其差异化利益及价值中就网络议题表现出差异繁复的观点与态度。此外，社会事件往往因其处于规范困境抑或与公共规范相悖而成为网络群体的关注焦点，其所蕴涵的利益、价值及规范冲突有时存在着以现有通行规则进行裁定处理而激起更大冲突的可能。而针对某些政策、事件、问题、人物等与自身利益相悖或与自身认同相斥的事件或现象，公众往往倾向于在网络上激进表达以寻求舆论支持，舆论对立方通常也会采取同样的措施以谋求自身舆论势能的胜出抑或是不被淹没。

同时，多元网络群体在对同一舆情事件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的检视中呈现出侧重不同的视角及观点，网络舆论对事件的探讨也因而自然地延展了聚焦面。由此，双方对舆情事件的讨论范围逐渐扩大并泛化，对客观具体问题的探讨也逐渐模糊为个人主观态度的争论，凡是有助于支持自身观点的事件联系都被舆论主体无差别地采纳而不审视其逻辑性与真实性。与此同时，其他话语成员则呈现出“评论员”或“裁判员”的舆论倾向[4]，助推着舆情焦点的快速产生与更迭。“蝴蝶效应”在舆情强化中持续作用，高校网络舆情态势随着舆情焦点的不断迁移而持续演变，舆情性质也在跟随舆情态势变化的同时逐渐偏离了最初的问题及诉求。

1.3 “刻板印象”推动网舆群体情绪膨胀

作为对社会某一群体相对固定的观念或期望基础上所形成的特定认知结构和社会认知图式，刻板印象对人们的认知与行动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5]当个体在面向与特定对象相关的庞杂信息时，刻板印象能够引导着个体将自身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于那些与刻板印象一致的信息上，在强化注意的同时也再次维护着已有的刻板印象，由此形成个体信息处理的路径依赖并逐渐固化为自身的行为逻辑，进而融入个体的价值取向。基于个体的片面认识并紧密依附自身价值判断与情感态度的刻板印象，总以人们对同类社会事物笼统地积极肯定抑或消极否定的形式呈现出来，此时，人们带有自身鲜明态度的评判倾向较难被更客观全面的事实所重塑。在其影响下，个体作出的普遍性结论往往会因忽视事物的独特性而与具体实际错嵌，外显为对社会事物不当的甚至是偏激的个体言论，并在网络扩大传播中引起具有同样刻板印象个体的言论支持与情感呼应，推动着刻板印象舆论在网络群体中的势能强化与情绪渲染。

在这样的逻辑作用下，网络舆论行为不仅源于个体的价值取向，同时还混杂着个体对信息处理的路径依赖因素，并呈现出群体内部对模式化信息处理路径到固化价值取向的多重复制与叠加，由此推动着网络群体内部形成步调一致的舆论行为——这种一致不仅体现在群体行为取向上，更体现在附着于行为之上的群体情感。而触及国家与社会根本、与社会个体利益及价值认同密切相关的高校教育，则更会引起网民群体的心理共鸣，刻板印象于网络群体中的复制传播反过来又增强着这类群体的认同固化与情感凝聚，进而推动网络舆论群体情绪膨胀，引致高校网络舆情啸聚。

2、高校治理网络舆情的困境

2.1 网络舆情场域分野下高校治理张力凸显

传播个体中心化趋势的深入发展推进着包括高校师生群体在内的社会公众同互联网传播方式的进一步融合，人们能够熟练地利用智能移动设备以及各类社交软件进行即时信息发布与观点表达，而人们对社会事件的聚焦舆论在现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放大下交织出以热点事件为中心的舆论场域。不过，“高校教师在知识储备、思维方式、行为举止、生活环境、人生经历等方面与社会大众有着较大的区别”[6]，大学生群体基数巨大且在认知结构、心理特征、行为特点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同质性——虽具有较高知识层次但信息辨识与判断能力较弱，具有较强网络参与意识但容易轻信与盲从。高校师生的这些特质造就出其与社会大众在网络舆情中明显的参与区别，加之高校在舆情应对中面向校内与校外所呈现出的主动管理与被动回应的治理效力差异，由此演化出高校网络舆情中高校内部与高校外部两个舆论场域。

一般而言，网络舆情其传播范围、强度还未超越高校舆论场域时，高校治理的推进将会平息舆情。不过，新媒体时代中网络社区的高速扩展引致高校网络舆情校内与校外两个场域的界限愈加模糊，高校热点话题往往能够很快地引起校外社会公众的共鸣互动趋向。而网络舆情依靠高校科层管理体制纵向上传并获得处理的程序进程通常慢于横向传导至高校外部并引发社会舆论压力而得到解决的进程。由此，高校内部网络舆情往往会被复制传播至校外社会场域，高校网络舆情也由一个依照学校规章制度解决的内部管理问题转变为一个事关高校形象的公共舆论议题，甚至是一个蕴涵深刻意义的政治议题，而高校舆情治理效力也在此过程中逐渐减弱，治理张力愈发凸显。

2.2 高校回应舆情方式难与关注群体结构嵌合

高校作为为国家选拔培养人才、为社会传承发展文化的中心枢纽，其所承担的高等教育具有鲜明而强烈的公共利益性；与此同时，在我国崇学的传统文化浸润下，国民心中对高等学府始终维系着深厚的特殊情感。因而，高校舆情总是受到社会公众的高度关注，关注群体不仅有高校师生，还有利益相关企业、城乡低收入居民、初级中级教育涉及者、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等等。多元关注群体在横向上体现出较为分散的认知结构与差异较大的利益结构，纵向上则体现出各类群体认知及利益结构的复杂变动。

比如，公平、公正、公德等普遍价值自是关注群体的公共舆论焦点，但高校管理、教育成本、机会平等、学术严谨等等事件因素同样分属于不同舆论群体的关注中心，多元主体对于高校解决问题、回应舆情的具体要求与情感接纳自然也各不相同。并且，当高校舆情未被妥当处理时，社会公众对高校事项规范度的较高期望便很容易推动关注群体不满情绪的泛化、激化，发展为对高校整体管理甚至是对我国高校管理体制和其他制度的不满。[7]而在此过程中，认知及利益诉求的变动引致关注群体对高校解决问题、回应舆情的具体要求与情感接纳发生着改变。

因而，多元主体在面向高校舆情时的视角观点、情感态度及舆论能动性程度互不相同，这种差异在舆情发展推进中则更为复杂多变，这也就决定了高校回应方式在嵌入网络舆情场域时，将会受到社会公众异质化认知及利益结构所驱动下差异繁复的价值观的审视。但囿于高校管理制度的严肃性与严谨性，高校无法对复杂多元的认知及利益诉求一一详细回应，由此呈现出高校回应舆情方式与关注群体认知及利益结构的错嵌，激起不同群体差异诉求未被回应的持续舆论攻伐，高校在公众的波浪式舆论冲击中陷入“众口难调”而“难以回应”的窘境。

2.3 校园网舆容量收缩与舆情爆发强度恶性互推

如高校贴吧、班级微信群聊或QQ群聊、BBS论坛等网络舆论渠道的交织为高校师生提供了一个信息快速互通的校园网络舆论平台，平等的网络话语地位推动着平台中个体间的舆论互动愈加频繁，与师生群体认同及利益相关的高校事务往往成为舆论平台的公共议题，激起师生群体的热切关注与激烈讨论。同时，校园网络舆论平台还承担着师生群体巨细繁杂的认同及利益诉求表达，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诉求在平台中寻觅同质叠加以强化舆论势能，谋求自身诉求被高校舆情治理部门所甄别而得到回应和解决。

不过，囿于高校网络舆情治理经验匮乏，高校在舆情应对中呈现出疏导功能低效的状态，未能同校园舆情关注群体进行有效地沟通与互动。[8]高校舆情治理部门通常无法实现对所有诉求的同步处理，各种诉求在高校管理维度中依照其重要性、迫切性以及拒绝应答的影响大小先后排序，由此形成对校园网络舆论平台及其容量有效扩展的客观、实质制约。除此之外，随着平台舆论意见的逐渐统一与势能强化，有关公共议题的少数意见或主动或被动地走向沉默，同时强势意见的不断复制压缩着师生群体其他诉求在平台中的发声空间，引致校园网络舆论平台对多元诉求容纳能力的相对弱化。未被及时回应的认同或利益诉求在个体或群体情感宣泄中逸出高校舆论场域，迅速形成社会舆论热点并对高校造就舆论迫压，而高校对校园舆情的规制处理则又进一步压缩校园网络舆论平台的容量。

由此，校园网络舆论平台对多元诉求的容纳能力在高校舆情治理效能不高与强势舆论主导中逐渐收缩，激化校园网络舆论泛生于其他更具开放性的网络平台，推动高校舆情高强度爆发增长；而网络舆情的爆发强度又反过来强化着校园网络舆论平台容量的收缩力度，两者的负面影响相互助推并形成恶性循环。高校应对网络舆情因而愈加趋向保守封闭，步入行动困境。

3、高校网络舆情引导与治理路径建构

3.1 构建舆情诉求对接机制，实现高校舆情精准治理

在高校治理校园舆情时，具有分层分权、职能分割等科层制特征的高校管理体制常因师生诉求的处理涉及到多层级或多部门的职能权限而陷入低效困境，诉求未被及时回应的师生因此转向校外网络舆论平台进行情感宣泄而引发社会舆情。因而，构建起多层级、多部门协同联动的高校舆情诉求对接机制，推动高校舆情治理部门与舆情诉求的直接联通，对于实现高校容纳、处理舆情诉求的效能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高校可成立网络舆情治理专项部门，强化横向各部门、纵向各层级的职能联动与统合，提升网络舆情诉求的对接处理效率。该部门在舆情治理中，当始终坚持校园网络舆论平台与舆情治理部门之间的相互独立性，强调治理部门与平台之间的协同合作，尤为突出治理部门对舆情的现代化“治理”而非行政化的“管理”，切实地将尊重师生利益融进部门治理的理念逻辑与行为导向中。

其次，高校可构建起班级、学院、学校三级舆情诉求的主动处理及预警机制。具体而言，当舆情影响尚限于班级范围内时，班级负责人当详细了解舆情原委并尝试回应诉求、解决问题；如无法妥善解决舆情，当上报学院并进行舆情预警；学院在评估及尝试后依旧无法处理诉求、平息舆情，则应直接向学校舆情治理部门进行舆情上报和预警，交由其统合各层级、各部门职能后进行舆情治理，以此推进舆情治理进程。

再者，高校可建立舆情溯源、诉求甄别机制，提升舆情治理部门廓清舆情发展脉络、抓取与对接根源诉求的效能。舆情治理部门当大力倡导“没有调研就没有发言权”的舆论思维，引导关注群体强化自身的质疑精神与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竭力破除关注群体于网络舆情中盲目跟风助推的惯习，同时强化校园网络谣言治理，避免因谣言等不实信息引致高校舆情治理资源错嵌；积极嵌入校园舆论场域，主动与关注群体沟通互动并回应其利益及认同诉求，注重把握和引导舆情发展动向。由此提升舆情根源诉求为高校舆情治理部门所甄别并回应的机率，从而推动高校精准治理舆情的能力扩展。

3.2 完善舆情回应方式，强化高校对群体认同的统合

囿于多元关注主体认知及利益结构横向上的分散与差异状态、纵向上的复杂变动，以及多元主体的差异化诉求，高校不同的舆情回应方式将会造就多元主体对其舆情治理的认同差异，而不完善的回应方式甚至会引致公众舆论对高校治理方式的认同分化与对峙，形成次级舆论热点而持续损害高校形象。因此，不断完善舆情回应方式，实现舆情回应内容对关注群体的认同统合，是推动高校舆情治理走向善治的必需之道。

首先，个体对舆情事件的了解程度决定其对官方回应的赋信强弱，及时、全面、深入与公开的回应方式往往与关注群体结构会有更高的契合性。高校在对网络舆情所反映问题进行全面、深刻且细致的调查基础上，第一时间将事件原委、调查取证、处理结果进行全面、完整且有理有据的公开通报，陈诉事件原委时坚持实事求是，调查取证过程中坚持程序合法，处理事件时坚持依法依规、不徇私情。如此，基于事实、制度、法治基础上的回应方式既能勾勒出舆情事件的本真面貌，也会展现出高校捍卫教育公正、维护师生合法权益的鲜明形象。

其次，构建“高校官方——舆情事主”的双元主体舆情回应方式。除开高校对舆情回应的官方通报外，还可在保护个体隐私的前提下引入舆情事主对公众关切予以个体即时回应，以此增强公众对高校回应的认可度，推动负面舆情平息。

再者，推动高校网络宣传制度化，以优质网络信息供给增强社会认同。“在众声喧哗的高校网络新闻报道中，正面信息占主流还是负面信息占主流，关系到公众对高校的认知和评价。”[9]高校当坚持向本校师生及社会公众就学校工作进行长期网络宣传，注重突出学校各项工作的阶段进展、成就效果以及未来展望，全面详尽地向师生及公众展现高校为师生、为社会谋福利、求发展所做出的努力，以此改善或破除其对高校所持有的消极刻板印象，强化其对高校的心理认同。

3.3 倡导高校网舆“三治”建设，增强高校治理效能

作为为国家、社会培养和输送人才的高等教育机构，高校在承担师生管理和服务的工作中天然地与师生群体结成了共同的教育利益，两者发展存在着不可或缺的互补性——高校的更好发展离不开师生群体的共同努力，师生的更好发展离不开高校的强力支持。因而，高校网络舆情治理作为高校发展的重要一环，其朝向善治的路径建构必然需要高校与师生的凝力共举，而推动高校实行校园网络舆论平台师生自治、强化学校德治与法治的“三治”建设，是实现高校与师生利益融合、增强高校网络舆情治理效能的有利措施。

首先，倡导校园网络舆论平台自治。高校可鼓励师生群体在工会、学生会等师生自治组织的带领下，在国家法律、道德规范以及学校规章制度范围内自主建设网络舆论平台并制定相应的平台管理规定，推动舆论平台自治制度合理化、合法化发展，以此推进校园网络舆论平台的容量扩展，提升舆论平台对多元主体差异化诉求的容纳能力，增强师生选择校内而非校外网络舆论平台进行个体诉求表达的积极性。

其次，倡导高校治理舆情中的德治。高校当坚持以德治校，倡导尊师爱生的柔德校风。在应对校园舆情的过程中、在师生管理与服务过程中，高校当给予师生以充足的尊重与包容，秉持“以德导之，以德化之”的原则来解决舆情所反映的现实矛盾，实现非对抗式沟通下的舆情最优治理。

再者，倡导高校治理舆情中的法治。高校当明确把握自身于校园网络舆情治理中的权力边界，严格按照国家法律法规以及学校规章制度进行校园网络舆情治理。高校既要及时删除有违社会公德、国家法制的不当言论，加强对当事人的批判引导教育，将事件处理全程进行公开通报；也要对师生合理、合法表达个体认同、利益诉求的行为予以快速回应的行动支持，以此强化对师生群体舆论行为的法治引导，实现舆情治理中高校与师生以法治为准绳的有序互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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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饶思柳,叶海波.高校网络舆情的引导与治理研究[J].工业技术与职业教育,2021,19(04):8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