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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抑郁症发生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5-05-08 5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研究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抑郁症的发病率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中老年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制定预防、控制和干预策略提供理论依据。方法本研究的样本来自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的调查数据，选取年龄≥45岁的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应用R软件建立并验证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人群抑郁的列线图模型。结果本研究共纳入858例慢性肺病的中老年人，抑郁症发生率为56.4%(484/858)。二元Logistic回归筛选出性别(OR:0.653;95%CI:0.450～0.947,P=0.025)、居住地(OR:1.540;95%CI:1.040～2.290,P=0.031)、吸烟(OR:0.578;95%CI:0.356～0.928,P=0.024)、自评健康状况(OR:0.437;95%CI:0.250～0.755,P=0.004)、听力障碍(OR:2.330;95%CI:1.300～4.280,P=0.005)、生活满意度(OR:0.262;95%CI:0.150～0.450,P<0.001)、儿童满意度(OR:0.298;95%CI:0.130～0.630,P=0.003)是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发生抑郁症的影响因素，并据此建立列线图，该模型的平均校准曲线的绝对误差均值为0.009,ROC曲线下面积0.785(95%CI:0.775～0.751)。结论女性、居住在农村、不吸烟、自评健康状况欠佳、听力障碍、生活满意度低、儿童时期生活满意度低是我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抑郁症发生率的列线图模型具有较高的预测价值。

关键词：
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
中老年人
影响因素
慢性肺病
抑郁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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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在全球范围内发病率上升，尤其在中国中老年人群中，与老龄化问题叠加，构成健康挑战［1］。抑郁症不仅影响心理健康和生活质量，还增加家庭和社会负担［2］。慢性肺病患者中，抑郁和焦虑等精神疾病共病率高，与疾病恶化相关［3］。世界卫生组织指出，呼吸系统疾病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健康问题，在中国，它位列心血管疾病和糖尿病之后，成为第三大慢性疾病，主要影响中老年人群体［4］。慢性肺病患者心理合并症发生率高［5］，抑郁症削弱自我管理能力，妨碍治疗，增加护理难度，破坏医患关系，加剧病情［6］。研究表明，慢性肺病患者中抑郁症状普遍，影响并发症、发病率和死亡率［7］。本研究利用CHAＲLS数据，分析中老年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的抑郁症发病情况及影响因素，旨在提供改善心理健康状况的策略建议和科学依据。

1、资料与方法

一、一般资料

本研究的样本来源于2020年9月最新公开发布的CHAＲLS2018调查数据，覆盖28个省、150个区县、19000余名受访者，具有较权威的样本代表性。调查的抽样方法采用多阶段概率抽样法。纳入标准如下: ( 1 )年龄≥45岁。( 2 )对问卷“DA007:您是否被医生告知患有慢性肺部疾病?”进行回答“是”。( 3)对抑郁量表(抑郁症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提供明确答案。排除标准如下: ( 1)缺乏慢性肺病信息。( 2)缺乏抑郁症信息。( 3)缺乏相关协变量信息。根据上述纳入排除标准筛选后本研究共纳入858名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样本。本研究是由北京大学的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了CHAＲLS的实施(批准文号: 029356)。所有参与者在参与试验前均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 https: / /charls．charlsdata．com /index /zh-cn．html)。

二、调查入组的内容整理

入组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年龄、性别、居住地、教育水平、宗教信仰、婚姻状况以及社交活动、生活习惯(如吸烟、饮酒、午睡习惯)、自评健康状态(询问参与者对自身健康的评价:良好、一般或不佳)、身体疼痛、听力、语言(包括哑巴或口吃)和视力障碍、残疾情况(肢体或智力残疾)、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Instrumental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IADL)以及慢性疾病共病情况(包括高血压、血脂异常、恶性肿瘤、糖尿病、心脏病、中风、关节炎和风湿病等疾病)、婚姻满意度、生活满意度。CHAＲLS采用的是ＲADLOFF开发的抑郁症流行病学研究中心( 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Depression，CES-D)的简化版本，该版本在以往的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信度和效度［8］，可广泛用于中老年人群。CES-D共有10个项目，四个量表:“3 =总是”“2 =经常”“1 =有时或者很少”和“0 =从不”，其中第五项和第八项为反向计分。该量表的评分范围为0～30分，分数越高，抑郁越严重。根据以往对中老年人群的研究，本研究采用临界值10分作为抑郁与否的分级标准，即得分≥10分定义为抑郁［9］。

三、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通过Ｒ软件进行统计分析和制图。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和四分位数间距M( P25，P75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计数资料以n( %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国中老年人慢性肺病发生抑郁症的独立影响因素，运用Ｒ软件建立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发生抑郁症的列线图模型，绘制受试者操作特性(Ｒ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ＲOC)曲线，得出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 The Area Under TheＲeceiver Operating Characteristic Curve，AUC)值。对于缺失数据应用多重插补方法进行处理，以P＜0. 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一、对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抑郁症状发生情况的单变量分析

在858例老年患者中，484例( 56. 4% )有抑郁症状，374例( 43. 6% )无抑郁症状。在抑郁症患者中，男性218例( 45. 0% )，女性266例( 55. 0% ) ;有抑郁症状的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与无抑郁症状的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在性别、居住地、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吸烟史、饮酒史、自评健康状况、躯体疼痛、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胃部疾病、合并慢性疾病、生活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婚姻满意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儿童时期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P＜0. 05) (表1)。

二、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抑郁症状的发生情况

以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是否抑郁为因变量，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如性别、居住地、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吸烟史、饮酒史、自评健康状况、躯体疼痛、视力障碍、听力障碍、胃部疾病、合并慢性疾病、生活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婚姻满意度、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及儿童时期生活满意度为自变量并将变量进行赋值(见表2)，代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居住地、吸烟史、自评健康状况、听力障碍、生活满意度、儿童时期生活满意度是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的影响因素( P＜0. 05) (表3)。

表1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发生抑郁症患者一般资料

表2变量赋值表

表3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

三、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发生抑郁症的列线图模型

根据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出性别、居住地、吸烟史、自评健康状况、听力障碍、生活满意度、儿童满意度共7个变量作为自变量，构建了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发生抑郁症的列线图模型(图1)。校准曲线的平均绝对误差为0. 009 (图2)。模型的ＲOC曲线下面积为0. 785( 95% CI: 0. 775～0. 751)(图3)。由此可知此列线图对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抑郁症发生率的临床预测效用良好。

图1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发生抑郁症的列线图模型

图2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抑郁症发生率列线图模型的校正曲线

图3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抑郁症发生率模型的ＲOC曲线

3、讨论

慢性肺部疾病，包括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支气管哮喘和支气管扩张等，是一组普遍且常见的慢性炎症性肺部疾病。这些疾病以持续性气道炎症和气道高反应性为特征，不仅严重威胁患者健康，还显著降低了患者的生活质量，给中老年患者及其家庭带来了重大负担。本研究揭示了慢性肺病患者中抑郁症的患病率高达56. 4%，女性患者占比55. 0%，而农村患者占比高达80. 0%。这些发现与现有文献一致，指出女性在抑郁症患病率上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大约是男性的两倍［10］。女性作为抑郁症的高风险群体，可能与她们较低的教育水平、较高的无业率、经济状况较差、独居情况以及更多地经历负面生活事件有关［11］。在当前社会结构中，男性相较于女性更容易获得资源，拥有更高的就业率和经济独立性，这导致女性承受着更多的社会和经济压力。特别是居住在农村的女性，她们往往更加敏感细腻，情绪波动较大，并且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常常承担“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期望。这些因素共同作用，可能使她们在慢性疾病面前承受能力较弱，增加患抑郁症的风险。因此，应特别关注中老年慢性肺病女性患者，尤其是农村患者，给予更多关怀和帮助，以减轻她们的负担。

自评健康( Self-rated Health，SＲH)是个体对其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估，世界卫生组织已广泛推广其作为个人健康水平调查的工具［12］。SＲH的优势在于它能够综合多个风险因素的总体影响，包括那些未被直接测量的风险因素，为公共卫生专业人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以优先考虑健康促进和疾病预防的干预措施。研究结果证实，SＲH是心血管事件［13］和精神障碍［14］等健康问题的有力预测指标。在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中，SＲH被确认为影响抑郁症发生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些患者由于长期受到慢性疾病的困扰，日常生活和活动能力受到显著影响，这成为他们自评健康较低的主要原因之一。此外，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的生活习惯和行为，如吸烟、饮酒、缺乏运动等，也可能对他们的健康状况和自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早期研究也表明，自评健康状况较差的老年人有更高的抑郁症风险［15］。因此，医疗专业人员和社区工作者应当加强对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健康状况的评估，以便更有效地预防和干预抑郁症的发生。

研究指出，儿童时期生活满意度较低的个体在成年后患抑郁症的风险显著增加。这种低满意度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如孤独感、同伴欺凌、健康状况不佳、活动受限、家庭死亡事件、身体虐待、父母心理健康问题等，这些因素对儿童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影响，并可能影响其未来的行为模式和生活质量。不良童年经历( 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被定义为在生命的前18年发生的压力和/或创伤事件，包括情感、身体和性虐待、情感和身体忽视，以及家庭功能的破坏(如药物滥用、精神疾病和犯罪行为、家庭暴力、父母离婚或分居)［16］，是导致儿童满意度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已有研究证明，ACEs增加了成年后多种健康问题的风险，包括危险行为、疾病的发病率、残疾和某些癌症［17］。近期研究还发现ACEs与慢性肺病的发展有关，如慢性阻塞性肺病［18］、肺气肿［19］和慢性支气管炎［20］。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儿童时期生活满意度低的患者，他们在成年后发展慢性肺病的同时，患抑郁症的风险也更高。

本研究结果显示，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中，生活满意度较低者相较于满意度较高者，抑郁症状的检出率较高。慢性肺病的病程长、进展缓慢且易于复发，导致中老年人在患病后生活质量下降，生活满意度降低，从而增加了患抑郁症的风险。既往研究已证实，中国中老年患者的抑郁症状与生活满意度显著相关［21］。然而，本研究发现，与吸烟的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相比，非吸烟者更易患抑郁症。这与一些研究结果相悖，后者指出患有抑郁、焦虑及其他精神障碍的人群吸烟率是无精神疾病人群的2－4倍［22］。抑郁症患者更倾向于吸烟，且与健康人群相比，他们对尼古丁的依赖性更强，戒烟的难度也更大［23］。这种研究结果的不一致可能与病例资料的偏倚和样本选择的局限性有关，具体原因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研究所有数据均来自CHAＲLS数据库。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的纳入标准为调查人员对患者疾病情况的问卷调查。此外，研究中的大多数样本是农村、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这些因素可能是导致本研究中抑郁症患病率较高，从而可能导致病例资料的偏倚，这是本研究的局限性。

本研究发现，我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抑郁症发病率较高，且受多种因素影响。女性、居住在农村、不吸烟、自评健康状况欠佳、听力障碍、生活满意度低、儿童时期生活满意度低为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人群发生抑郁的危险因素。为改善我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的心理健康状况，让他们过上更加积极健康的生活，临床医护人员可基于预测模型的列线图快速识别慢性肺病患者的抑郁高危人群，从而实现对抑郁的早识别、早干预、早治疗。

基金资助:江苏省中医药科技发展计划项目课题(QN202009);

文章来源:徐紫洁,王兆慧,刘志婷,等.中国中老年慢性肺病患者抑郁症发生率及影响因素分析[J].临床肺科杂志,2025,30(05):681-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