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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调节策略在炎症性肠病病人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间中介效应

2024-09-25 5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分析情绪调节策略在炎症性肠病(IBD)病人痛苦程度和希望水平间的中介效应。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5月—2023年4月在医院诊断和治疗的215例IBD病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一般资料调查问卷、IBD痛苦量表、情绪调节策略问卷、Herth希望量表对病人进行调查研究。结果:IBD病人IBD痛苦量表得分为(80.64±16.12)分；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得分为(41.08±9.23)分，其中表达抑制策略维度条目均分[(4.21±0.92)分]高于认知重评策略维度条目均分[(4.02±0.86)分];Herth希望量表得分为(35.29±7.17)分。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认知重评策略呈负相关，与表达抑制策略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488,-0.301,0.342;希望水平与表达抑制策略呈负相关，与认知重评策略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422,0.385;认知重评策略与表达抑制策略呈负相关，r值为-0.578(均P<0.05)。认知重评策略、表达抑制策略均在IBD病人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间有一定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分别为-0.117,-0.099,分别占总效应19.44%,16.45%,总中介效应为-0.216,占总效应的35.89%。结论:IBD病人倾向于采用表达抑制策略，情绪调节策略在IBD病人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间有一定中介效应，医护人员应帮助病人积极采用认知重评策略，降低病人痛苦程度，提高其希望水平。

关键词：
希望水平
炎症性肠病
痛苦程度
表达抑制策略
认知重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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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症性肠病(IBD)是一类慢性、复发性的肠道炎症性疾病，大部分IBD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但是其强度仍然达不到抑郁的诊断标准，这种精神折磨和负性心理称为疾病痛苦[1]。希望水平是指个体对未来的期望和期待水平，反映了一个人对自己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预期结果以及对这些结果的感受和评价，高水平的希望意味着个体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并且对未来持乐观态度[2]。情绪调节策略是指个体为了环境需求做出适当反应而改变自己的情绪、对情绪反应的过程，是人们试图在某个方向上改变其自发的情绪涌动行为，常包括认知重评和表达抑制[3]。IBD病人由于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加之病情的反复，常需要承受身体和心理的双重困扰，进而导致心理和适应能力降低，影响病人未来的预期，导致希望水平降低。根据压力-应对模型[4],当病人面临痛苦程度压力情境时，可以通过情绪调节策略缓解情境压力、提高希望水平、改善心理健康。因此，本研究认为情绪表达策略的2个维度均在IBD病人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间有一定中介作用。本研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讨了IBD痛苦程度如何通过情绪调节策略影响希望水平的机制，为制订针对性干预措施，提高病人希望水平提供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1年5月—2023年4月在医院诊断和治疗的215例IBD病人作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所有的病人均符合《炎症性肠病诊断与治疗的共识意见(2018年·北京)》[5]中的诊断标准，且年龄>18岁。排除标准：1)合并有恶性肿瘤；2)有精神病史；3)重要器官或组织功能衰竭；4)未签署知情同意书。为了确保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的准确性，模型要求最低样本量为200例，综合考虑部分病人填写的调查问卷无效，所以本研究共纳入215例研究对象，符合结构方程最低样本量要求。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

1)一般资料调查问卷：包括病人年龄、性别、居住地、学历、费用支付方式、家庭人均月收入、病种、临床分期、造口，其中病种、临床分期、造口由临床医生填写。2)IBD痛苦量表：由熊欢等[6]汉化，仅1个维度，由28个条目组成，各条目采用Likert 7级(0～6分)评分法，总分0～168分，得分越高表明病人痛苦程度越高，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12。3)情绪调节策略问卷[7]:包含表达抑制策略(4个条目)、认知重评策略(6个条目)2个维度，共10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7级(1～7分)评分法，总分10～70分。当表达抑制策略均分≥4分，且大于认知重评策略均分时，则说明病人倾向采用表达抑制策略。当认知重评策略均分≥4分，且大于表达抑制策略均分2分，则判断病人倾向采用认知重评策略。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42。4)Herth希望量表[8]:包括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4个条目)、采取积极行动的态度(4个条目)、与他人保持密切关系(4个条目)3个维度，共12个条目，各条目采用Likert 4级(1～4分)评分法，得分越高表明病人希望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62。

1.2.2调查方法

经统一培训后，由2名护理人员共同开展调查研究，采用统一的指导语对符合纳入标准的病人讲解本次调研的目的、方法、注意事项。在征得研究对象同意后开始发放调查问卷，问卷由研究对象本人填写，对于无法独立填写的病人，则采用一问一答的方式进行填写，确保调查能真实反映病人的意图。填表完毕后对表格进行回收，共发放221份调查问卷，其中合格调查问卷215份，合格率为97.29%。

1.2.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0.0和AMOS 23.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定性资料用例数、百分比(%)描述；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用均数±标准差

描述，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AMOS 23.0软件构建结构方程模型，Bootstrap法对情绪调节策略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IBD病人一般资料

215例IBD病人中年龄<50岁为94例(43.72%),≥50岁121例(56.28%);病种为克罗恩病(CD)118例(54.88%),溃疡性结肠炎(UC)97例(45.12%);性别男110例(51.16%),女105例(48.84%);居住地农村62例(28.84%),城镇153例(71.16%);学历初中及以下98例(45.58%),高中及以上117例(54.42%);无造口174例(80.93%),有造口41例(19.07%);临床分期缓解期75例(34.88%),活动期140例(65.12%);婚姻状况为已婚152例(70.70%),离异、未婚、丧偶63例(29.30%);家庭人均月收入<3 000元89例(41.40%),3 000～5 000元75例(34.88%),>5 000元51例(23.72%)。

2.2 IBD病人痛苦程度、情绪调整策略、希望水平得分情况

215例IBD病人IBD痛苦量表得分为(80.64±16.12)分；情绪调节策略问卷得分为(41.08±9.23)分，其中表达抑制策略维度条目均分[(4.21±0.92)分]高于认知重评策略维度条目均分[(4.02±0.86)分];Herth希望量表得分为(35.29±7.17)分，其中对现实和未来的态度维度均分最高[(3.17±0.58)分],见表1。

表1 IBD病人痛苦程度、情绪调整策略、希望水平得分情况(n=215)

2.3 IBD病人痛苦程度、情绪调整策略、希望水平评分间的相关性分析

结果显示，IBD病人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认知重评策略呈负相关，与表达抑制策略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488,-0.301,0.342(均P<0.05)。希望水平与表达抑制策略呈负相关，与认知重评策略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422,0.385(均P<0.05)。认知重评策略与表达抑制策略呈负相关，r值为-0.578,见表2。

表2 IBD病人痛苦程度、情绪调整策略、希望水平评分间的相关性分析(r值)

2.4情绪调节策略在IBD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对3个评分量表所有条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因子旋转前特征根>1的因子有5个，第1个因子累计变量解释率为33.14%,按照结构方程<40.00%的标准，说明本研究未发现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使用AMOS 23.0软件对情绪表达策略的中介效应进行分析，以希望水平作为因变量，痛苦程度作为自变量，情绪调节策略作为中介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对不同参数进行拟合，并根据模型修正指数进行调整。根据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标准，证明该模型拟合良好，见图1。模型拟合指标判断标准见表3。采用Bootstrap法检验中介效应，当95%CI不包含0时，说明因子有中介效应。模型显示，IBD痛苦程度对希望水平有直接负向预测价值[效应值(β)为-0.386,P<0.001)]。痛苦程度对表达抑制策略有正向预测价值(β=0.322,P<0.05),对认知重评策略有负向预测价值(β=-0.298,P<0.05)。表达抑制策略对希望水平有负向预测价值(β=-0.363,P<0.05),认知重评策略对希望水平有正向预测价值(β=0.331,P<0.05)。认知重评策略在IBD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间有一定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298×0.331=-0.099,占总效应16.45%(间接效应1)。表达抑制策略在IBD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间有一定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363×0.322=-0.117,占总效应19.44%(间接效应2)。总效应=直接效应+间接效应1+间接效应2=(-0.386)+(-0.099)+(-0.117)=-0.602,见表4。不同路径95%CI值均不包含0,说明情绪调节策略对IBD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的中介效应成立。

图1情绪调节策略在IBD病人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中的中介效应

表3中介效应模型拟合指标判断标准

3、讨论

由于IBD迁延不愈，呈缓解期、临床期交替反复，且临床暂无根治方法，因此被称为绿色癌症。疾病的不可预测性和波动性会给病人带来焦虑和不安，而疼痛、疲劳、腹泻等症状严重影响了病人的日常生活和社交活动，损害了病人的心理健康[9]。本研究发现IBD病人IBD痛苦量表得分为(80.64±16.12)分。希望水平是指个体对于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或达到的目标所持有的期望或期待水平，反映了一个人对自己未来可能获得的结果或体验的预期。IBD病人因为长期承受疾病折磨，导致病人产生有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而负性情绪是导致IBD病人痛苦的重要因素，可影响病人治疗依从性、战胜疾病的信心以及未来的期待与希望[10]。本研究发现IBD病人Herth希望量表得分为(35.29±7.17)分，稍低于顾弘等[11]的研究结果。本研究发现IBD病人表达抑制策略均分为(4.21±0.92)分，认知重评策略均分为(4.02±0.86)分，说明病人倾向于采用表达抑制策略。在我国传统文化中，人们对于排泄物较为避讳，由于身体意象改变造成的粪便泄漏可导致年轻病人尤其是造口的年轻病人出现严重的羞耻感和屈辱感[12],病人容易隐瞒自身疾病和情感表露，封闭自己，逃避他人的关怀，维持自己的自尊，因此IBD病人更倾向于采用表达抑制策略来面对生理和心理的负性应激。

吴丹等[13]研究发现，前列腺癌病人焦虑抑郁评分均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r值分别为-0.436,-0.487,P<0.05)。许晓娜等[14]研究发现，心理痛苦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r=-0.497,P<0.05)。焦虑、抑郁、心理痛苦均为IBD痛苦量表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发现IBD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呈负相关(r=-0.488,P<0.05),说明病人痛苦程度越高希望水平越低。根据结构方程模型，痛苦程度对希望水平有负向预测价值(β=-0.386,P<0.05),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64.12%。IBD尚无治愈手段，呈缓解期、临床期交替反复，病人需要长期用药，其次IBD病人患结直肠癌的风险高于正常人群，且无法根据症状对疾病进展、预后进行预测，因此IBD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负性情绪。IBD病人不仅承受身体疼痛还承受负性情绪的困扰，因此存在不同程度疾病痛苦，而痛苦程度可以降低病人的治疗依从性和治疗信心，增加个体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从而降低希望水平。

本研究发现，认知重评策略对希望水平有正向预测价值，而表达抑制策略对希望水平有负向预测价值。此外IBD疾病痛苦还可以通过认知重评策略和表达抑制策略对希望水平发挥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216,占比为35.88%。2种中介效应均可以通过压力-应对模型进行解释：压力-应对模型提示，当病人面临身体和心理痛苦造成的压力情境时，病人会采取情绪应对策略缓解压力情境[15]。病人采取不同应对策略对病人心理健康、治疗信心有不同的影响，从而影响病人希望水平。由于IBD迁延不愈，呈临床期—缓解期交替反复，治疗费用、心理压力、身体疼痛的困扰导致病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疾病痛苦。当病人倾向采取表达抑制策略时，病人常表现为冷漠、回避、压抑与自我控制，用抑制情绪的表达来控制负性情绪，避免他人的好奇、耻笑，而负性情绪无法正常释放，累积后可进一步加重病人身体、心理的痛苦，影响病人控制疾病、展望未来、树立信心的动力，从而导致希望水平的降低[16]。在面对负性压力情境时，病人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可进一步引导病人形成理性思考，从深层次分析疾病痛苦的原因，更加理性看待他人的好奇与关怀，用理性代替非理性思考，有利于病人正确看待造口、疼痛、疾病反复等负性事件，积极获取社会支持，提高正念水平和治疗信心，进而影响病人希望水平[17]。尤其可见，当IBD病人因疾病反复、心理抑郁造成的疾病痛苦程度较高时，如果倾向于采用表达抑制策略则会进一步提高负性情绪和疾病痛苦程度，并进一步影响病人治疗信心和康复信念。而当病人倾向于采用认知重评策略时，则可提升病人理性思考和主动思考能力，理性接受身体意象和心理特征的改变，有利于提升病人正念水平，树立战胜疾病和积极治疗的信念。

综上所述，临床医护人员在对IBD病人进行干预的过程中，在控制疾病给身体造成痛苦的同时，可以利用正念疗法、多学科会诊(MDT)联合疗法、叙事疗法，不断提升病人正念水平和心理健康水平，通过直接效应影响病人希望水平。还可以通过案例分享、自我讲述等方式不断引导病人采用认知重评策略的倾向性，促进其理性思考和深层分析，使其更为理性看待疾病给个人造成的心理和生理影响，并引导其积极寻求社会支持，提高希望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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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林凤端,赵庆子,詹巧惠.情绪调节策略在炎症性肠病病人痛苦程度与希望水平间的中介效应分析[J].全科护理,2024,22(18):3510-35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