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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力是从对方的角度设身处地理解其心理的能力,其概念和内涵暗示了共情力是所有高效人际交往中必不可少的基本能力。缺少共情,将与彼此理解、求同存异、和谐美好等群体目标背道而驰。共情还是人认识自身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一切与自我有关的心理学术语,如自信、自我悦纳、自我同一性,甚至自我批评等等,都需要个体对自己有足够的了解与反思,这要求对自己持有共情的态度,并将之作为上述行为的起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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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主导,其主要特征是:教师作为权利和知识的拥有者,从个人角度出发独立完成教学设计,并通过漫灌式的方式支配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由此可见,在传统教学中,学习是一个单向的过程,教师作为知识的输出者,学生作为知识的接收容器;教师一味地将知识灌入容器,却未充分考虑容器的接受度。由于两者之间不存在平等的对话机会,学生逐渐对寻求问题答案的兴趣丧失,变得无法主动思索,从而导致学生虽接收知识,但并未真正地接受知识,最终沦为被动的知识接受者,无法参与信息的加工,更不能主动地获取、分享和创造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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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革命促使当代大学生在网络与自媒体环境下成长,他们具有比以往更加开放的思想以及多元文化认知能力,其特有的社交媒体自信、自我实现需求等特征让他们渴望探索新领域,并希望通过学习获取综合能力,实现自我价值。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飞速发展带来了教育工作中知识传授的挑战与颠覆。因此,高校教育如何适应时代、回应新一代学生的诉求,实施有效的教学方法,改善学习体验,培养学生的社会关系和情感素质,是教学工作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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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痴呆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痴呆患者的数量也开始逐渐增多。老年痴呆会严重影响患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功能,给社会及患者家庭带来巨大负担。该病症状通常包括记忆力损失、语言障碍和失去自理能力等,部分老年痴呆患者还存在被窃妄想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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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儿童是指儿童在智力、情绪、肢体、行为或言语等方面与正常儿童有明显不同的一类人群[1-2]。特殊儿童的家庭教育针对性较强,对特殊儿童康复和身心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特殊儿童家长积极稳定的心理健康状况是特殊儿童家庭教育的重要依托[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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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儿童童年长期的亲子分离、监管缺失、被寄养等早期经历,会对个体心理行为发展乃至成年后产生持久影响[2]。柳叶刀的1篇Meta分析证实,留守儿童抑郁水平相对于非留守儿童更高。抑郁与青少年及成人期的人际交往问题和社会适应不良密切相关[4],甚至可能导致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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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各部位损伤疾病中,颅脑损伤所占比例约20%,该病的死亡率排第一位,颅脑损伤可能导致患者的部分身体功能出现损伤和致残。有>60%的颅脑损伤患者经历过焦虑和抑郁等,而有3%~59%患者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综合征(PTSD)。有调查显示,颅脑损伤后抑郁和焦虑发生率分别为42.2%和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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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唇腭裂最有效的治疗方法是以外科手术为中心的多学科共同参与的序列治疗,其术后仍可能存在术区瘢痕、语音不清等[1],使患者产生明显的心理及行为问题,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2-4]。唇腭裂可能造成的患者及照顾者的心理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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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病(work-related musculoskeletaldisorders,WMSDs)是与工作场所危险因素相关的肌肉、神经、肌腱、关节、软骨和脊椎间盘损伤或疾病,是全球职业病学研究领域最受关注的疾病。手术室具有高强度、高难度、高风险的特点,手术室医生专业性强且培养周期长、工作内容繁多且难度大、精神紧张、环境较为封闭。
幻觉、思维混乱、行为异常等是SCZ患者常见的症状,随着病情发展患者神经系统的负担不断加重,影响正常生活,甚至有患者会出现自杀倾向,或在幻觉支配下进行危险行为,进而导致脑部的永久性损伤,威胁生命安全[2]。早期确诊并治疗是控制SCZ患者病情的关键,口服药物控制体内激素水平,进而达到改善不良情绪及行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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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随着人口老龄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以及生活方式的改变,乳腺癌的发病人数更是持续处于高位,已成为影响女性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4]。虽然诊疗技术的进步和“两癌筛查”政策的推广提高了早期诊断率,我国乳腺癌患者的五年生存率已超过80%[5],但在治疗过程中,患者面临的生理、心理压力显著增加。
主动脉夹层临床主要表现为突发性胸背部撕裂样疼痛,具有发病骤急、病情变化快等特点[1-2]。临床主要采取手术方式治疗,当前手术方式不断革新,但手术作为强烈应激源,术后并发症多,恢复阶段会出现疼痛、神经功能障碍等躯体症状,给患者造成不同程度的生理、心理创伤,应激反应强烈[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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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园有大量不同种类的植物,不同植物外观形态及其散发的香气,均会刺激人体的大脑神经中枢系统,从而有效地缓解人群精神压力。因为气候、地理位置、生态环境等条件的差异,不同地区的植物园各具特色,从而缓解人群精神压力的效果也具有差异性。国内针对缓解人群精神压力的研究多针对城市中的生活空间。
有研究表示,大面积烧伤患者的负面情绪在疾病的不同时段具有阶段性变化,如从烧伤后心理不适导致的“休克”症状到治疗时生理疼痛带来的心理伤害,再到康复时因容貌损毁等因素带来的心理失衡状态[4]。对大面积烧伤患者进行有效的干预以调节其负面情绪,改善其预后成为临床治疗的重要工作。常规干预多关注患者的疾病治疗,对其心理与情绪状态重视程度较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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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在儿童攻击行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情绪调节缺陷往往与儿童的攻击行为相关[11]。情绪调节对于儿童攻击性高低起着重要的作用[12]。情绪调节可以理解为一个控制过程,个体通过监控、评估、调节和管理情绪体验来增强或减弱情绪的持续时间或强度,以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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