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HIV对个体而言是一个应激事件［1］，据研究报道，感染HIV后，患者会出现各种不同程度的负面情绪［2-3］，其中抑郁最为常见［4］。由于调查工具、调查人群的人口构成、调查时间段以及调查设计等方面的差异，调查结果显示HIV感染者的抑郁检出情况不尽相同。我国研究发现，HIV感染者抑郁的发生 率 为43.9%~53.4%［5-6］ ，国 内 总 体 检 出 率 为50.8%［7］，国 外 研 究 中 ，抑 郁 的 发 病 率 为20%~35.6%［8-9］，虽然报道的抑郁发病率各有不同，但是研究结果均显示女性感染者更容易出现抑郁［10-11］。抑郁会降低HIV感染者的免疫水平［12-13］，增加HIV感染者的认知功能障碍［14］，降低患者治疗依从性［15］，加快HIV感 染 病 程 进 展［7，16］，增 加 其 自 杀 与 死 亡 风险［17-19］。产后抑郁是妇女产后常见的心理障碍，主要以情绪低落、兴趣缺失、精力下降等为主要症状，严重者甚至出现自残、自杀或虐婴、杀婴的想法及行为［20］。产后抑郁常发生于妇女分娩后2~6周，由于人 格 特 征 差 异，有 的 产 后 抑 郁 在 分 娩13周 后 出现［21］，症状甚至可持续至产后1年［21-22］，可见，关注妇女产后1年时间内的心理健康状况尤为重要。目前研究认为，焦虑与抑郁的产生呈正相关，社会支持与焦虑、抑郁呈负相关［23］，但是社会支持通过何种途径影响产后抑郁发生的机制在HIV阳性产后妇女中鲜有研究。本文旨在研究社会支持、焦虑、产后抑郁三者之间的关系，并探讨焦虑在HIV阳性妇女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于2023年1－12月，选取在南宁市某传染病专科医院接受艾滋病母婴阻断干预服务并分娩的HIV阳性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8岁；2）经艾滋病抗体确认检测阳性；3）分娩后1~12个月；4）无读写障碍；5）自愿参与调查并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非中国国籍；2）既往确诊认知障碍性疾病；3）无法自行阅读、填写问卷者。本研究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编号：KY-SY-2023-006）。

1.2　方法　

所有调查对象完成基本信息调查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的调查。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向调查对象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对象当场完成问卷填写后，由调查员检查填写完整性后收回。1）基本信息调查表:包括分娩时年龄、民族、文化程度、婚姻状况、户籍地、工作现状、孕产史、感染年限、伴侣年龄、伴侣工作现状、伴侣文化程度、伴侣感染情况、分娩后调查时间点等信息。2）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24］：由10个条目组成，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总分为10个条目计分之和，评分越高，表示HIV阳性妇女社会支持度越高。3）焦虑自评量表（SAS）［25］：用于评定HIV阳性妇女焦虑状况，量表共20个条目，焦虑总粗分为各条目之和，标准分=总粗分×1.25，标准分<50分评定为无焦虑，≥50分评定为焦虑。4）抑郁自评量表（SDS）［26］：用于评定HIV阳性妇女产后抑郁状况，量表总共20个条目，抑郁总粗分为各条目之和，抑郁的标准分=总粗分×1.25，标准分<50分评定为无抑郁。≥50分评定为抑郁。

1.3　统计分析　

所有调查资料采用Epi Data 3.1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及核对。使用SPSS 29.0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学分析，计量资料符合正态分布者以（x±s）描述，不符合正态者以中位数M（P25，P75）描述，采用Harman单因子法对问卷内容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各变量间的单因素检验；采用偏相关分析对社会支持（社会支持各维度）、焦虑、产后抑郁进行相关性分析；应用Process 3.4宏程序中的简单中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Bootstrap次数取5 000。以 α<0.05为检验水准。

2、结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Harman单因子法对问卷内容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公因子数为12个，第一个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18.396％（<40％的临界值），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2.2　调查对象基本特征及焦虑、产后抑郁情况　

本研究发放问卷共计360份，回收有效问卷349份（有效回收率96.9%）。349名HIV阳性妇女中，焦虑的检 出 率 为27.2%（95/349），产 后 抑 郁 的 检 出 率 为53.6%（187/349）。调查的时间点为HIV阳性妇女分娩后1~12个月，中位数为3（1，12）个月；调查对象平均年龄为（32.73±5.04）岁，其中最小18岁，最大44岁；汉族占44.7%（156人），壮族占49.9%（174人）；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者占56.4%（197人），高中及以上者占43.6%（152人）；农村户籍占57.6%（201人），城市户籍占42.4%（148人）；无稳定工作者占64.5%（225人），有稳定工作者占35.5%（124人）；阴道分娩1273中国艾滋病性病2024年12月第30卷 第12期Chin J AIDS STD Vol.30 No.12 Dec 2024

者占57.6%（201人），剖宫产者占42.4%（148人）；怀孕次数中位数为3（2，4）次；感染HIV年限中位数为6（3，8）年；孕前开始规律服用抗病毒药者占77.4%（270人），孕期/分娩时开始服用抗病毒药者占22.6%（79人）；伴侣的平均年龄为（35.51±6.20）岁，其中最小20岁，最大62岁；伴侣文化程度在初中及以下者占60.5%（211人），高中及以上者占39.5%（138人）；伴侣无稳定工作者占21.5%（75人），有稳定工作者占78.5%（274人）；伴侣HIV检测结果为阳性者占57.0%（199人），阴性者占39.3%（137人），感染情况不详者占3.7%（13人）。

2.3　产后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HIV阳性妇女产后抑郁与民族、文化程度、户籍地、工作现状、分娩方式、孕次、伴侣工作现状、伴侣文化程度存在统计学意义的相关（t/F=3.602、13.527、3.18、7.889、4.301、-2.215、4.68、3.88，P均<0.05）。

2.4 HIV阳性妇女产后抑郁、焦虑与社会支持的相关分析　

控制相关变量（民族、文化程度、户籍地、工作现状、分娩方式、孕次、伴侣工作现状、伴侣文化程度）后，对各研究变量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HIV阳性妇女社会支持及各维度与焦虑、产后抑郁呈负相关（r=-0.251~-0.314，r=-0.257~-0.345，P均<0.05）；焦 虑 与 产 后 抑 郁 呈 正 相 关（r=0.729，P均<0.001）。见表1。

2.5　焦虑在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2.5.1　中介效应检验的方程拟合情况　

首先以社会支持为自变量，产后抑郁为因变量，焦虑为中介变量（控制混杂因素：民族、文化程度、户籍地、工作现状、分娩方式、孕次、伴侣工作现状、伴侣文化程度），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可负向预测焦虑（β=-0.239，P<0.001），社会支持可负向预测产后抑郁（β=-0.256，P<0.001）；在纳入了中介变量焦虑后，社会支持对产后抑郁的回归系数由-0.239降到-0.102，P<0.05。焦虑在HIV阳性妇女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间的路径关系见图1A。分别以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为自变量，产后抑郁为因变量，焦虑为中介变量（控制混杂因素：民族、文化程度、户籍地、工作现状、分娩方式、孕次、伴侣工作现状、伴侣文化程度），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对焦虑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0.239、-0.189、-0.183、-0.220，P<0.001）；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对产后抑郁具有显著预测作用（β=-0.256、-0.169、-0.207、-0.247，P<0.001）；在纳入了中介变量焦虑后，结果显示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对产后抑郁 的 回 归 系 数 分 别 由-0.183、-0.220，降 到-0.087、-0.105，P<0.05；客观支持对产后抑郁的作无统计学意义（P>0.05）。焦虑在HIV阳性妇女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与产后抑郁间的路径关系依次见图1B，图1C，图1D。

2.5.2　中介效应模型的方程效应值

Process宏程序（模型4）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社会支持对产后抑郁的直接效应为-0.116（95%CI：-0.204~-0.027），社会支持通过焦虑对产后抑郁的间接效应为-0.175（95%CI：-0.261~-0.096），社会支持对产后抑郁的总效应为-0.290（95%CI：-0.405~-0.175），焦虑在社会支持与产后抑郁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60.34%。客观支持、主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对产后抑郁的总效应分别为-0.694、-0.349、-1.148（均有95%CI≠0）；在纳入中介变量（焦虑）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对产后抑郁间接效应分别为-0.514、-0.202、-0.661（均有95%CI≠0），焦虑在客观支持与产后抑郁的关系中起到完全中介作用，在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与产后抑郁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且焦虑在社会支持三个维度（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的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74.06%、57.88%、57.58%。见表2。

表1 HIV阳性妇女产后抑郁、焦虑与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的相关分析（r值）

3、讨论

本调查结果显示，HIV阳性妇女产后抑郁的检出 率 为53.6%，低 于 巴 基 斯 坦HIV感 染 者（89.9%）［27］但远高于中国一般产妇（15%）［28］，亦高于 国 内 一 般HIV阳 性 患 者 抑 郁 的 检 出 率（43.99%）［29］。对HIV阳性产妇而言，既是HIV感染者，又是产妇，双重影响可能是其产后抑郁水平高于一般人群的主要原因之一，故HIV阳性妇女产后抑郁状况值得关注，加强该类人群产后抑郁的管理尤为重要。

以往研究认为HIV感染者社会支持、焦虑、抑郁可作为直接或间接因素影响患者的生命质量［30］，甚至增加其自杀的风险［17］。本次调查结果发现，HIV阳性妇女社会支持与焦虑、产后抑郁呈负相关，焦虑可负向预测抑郁，焦虑在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产

后抑郁的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即社会支持可直接影响产后抑郁的发生，也可以通过焦虑间接影响产后抑郁的发生。当获得高水平的社会支持时，患者来自身边亲人、朋友及社会环境的帮助增加，将会降低其焦虑水平，从而间接降低患者的抑郁水平，与既往对一般孕妇群体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1］。

社会支持可负向预测HIV感染者的焦虑［30，32］，亦可负向预测抑郁［33］。患者社会支持水平降低，将使其对家庭的依恋程度降低，由于社会上对艾滋病患者的舆论与偏见，又使得患者与社会的互动性减弱，家庭与社会的孤立，致使她们孤独感水平更高，对情绪和压力的应对能力下降，容易产生紧张、不安等焦虑情绪［34-35］ 。焦虑情绪可正向预测抑郁［36］，自身健康状况、婴幼儿养育压力以及婴幼儿健康状况，尤其是艾滋病母婴阻断效果等，都可能是HIV阳性妇女焦虑的来源，若情绪得不到及时疏导，焦虑的累积容易引发产后抑郁。虽然近年来社会对艾滋病的认识不断提高、歧视不断减少，但对于遭受过歧视的HIV阳性妇女来说，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与正常人群可能仍存在一定差距，这可能导致HIV阳性妇女不能充分利用社会支持来缓解焦虑，从而增加抑郁的风险。因此，来自配偶、其他家人、身边朋友及同事等提供的客观支持增加，及其对周围支持环境主观体验增强，积极接受社会的善意和来自各方面的支持，将有助于缓解HIV阳性妇女的心理压力，提高其生活的满意度，从而降低焦虑水平，进一步预防产后抑郁的发生。

图1　焦虑在HIV阳性妇女社会支持及其各维度与产后抑郁间的路径关系

表2　中介效应分析的标准化直接效应、间接效应和总效应

本研究数据来自横断面资料，虽然问卷设计时已限定研究变量的时间顺序，统计分析时亦对混淆变量进行控制，但因果关系论证强度仍存在不足；另外，本研究未进行调节效应检验，亦未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资料进行分析，未来研究，可考虑进行纵向研究，动态观察焦虑、社会支持对HIV阳性妇女产后抑郁的影响轨迹，并采用多种检验方法对研究资料进行分析，进一步探讨焦虑、社会支持、产后抑郁的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支持可负向预测HIV阳性妇女的产后抑郁，也可以通过焦虑间接作用于产后抑郁。当HIV阳性妇女社会支持欠缺时，可能会产生焦虑情绪，并进一步引起产后抑郁的发生。因此，日常生活及诊疗工作中应及时关注这类人群的心理健康状况，及时给她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并鼓励其积极利用来自家庭、社会等方面的支持，减少焦虑向产后抑郁演化，从而促进其心理健康。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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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广西医疗卫生适宜技术开发与推广应用项目(S2023003)~~;

文章来源:黄嘉月,曹军,黄廖娟,等.社会支持与HIV阳性妇女产后抑郁的关系:焦虑的中介效应[J].中国艾滋病性病,2024,30(12):1272-12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