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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在中国老年人疼痛与抑郁症状中介效应研究

2025-07-11 9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在中国老年人疼痛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2020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第五次全国追访数据，选取4 403例≥60岁的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流调中心抑郁水平评定量表(CES-D 10)、ADL量表等工具进行调查，PROCESS 4.1程序检验ADL在疼痛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Bootstrap法进行中介变量验证。结果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2 368例，检出率为53.78%。疼痛与抑郁症状呈正相关(r=0.270,P<0.01),ADL对疼痛和抑郁症状均成负相关(r=-0.269、-0.337,P<0.01)。结果显示，疼痛对抑郁症状之间的总效应值为0.33,直接效应值为0.24,日常生活活动能力的中介效应值为0.09,中介效应占比27.27%。结论疼痛、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均是导致老年人抑郁症状的重要因素，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在老年人疼痛和抑郁症状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键词：
ADL
中介效应
抑郁症状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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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民政部在2024年10月发布的《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中指出中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约占总人口的21.10%,并且逐年递增[1]｡随着中国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老年人的健康引起广泛关注,抑郁症状､疼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ofdailyliving,ADL)下降是常见问题｡严重的抑郁症状会出现自杀倾向,并对其生命构成威胁,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2-3]｡疼痛会影响老年人ADL,进而导致失能的发生[4]｡多项研究表明,疼痛越严重的人群抑郁发生风险相对较高[5-7],而ADL较好的人群抑郁发生风险相对较低[8-9]｡国内现有研究目前尚缺乏老年人疼痛､ADL和抑郁症状三者间的关联性｡本研究探讨三者间的关系,建立ADL为中介的模型,进一步明确ADL是否在疼痛和抑郁症状之间起中介作用,以期能为改善老年人的抑郁症状提供有效的策略,为健康政策的制定及健康养老服务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和科学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资料来源研究数据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HealthandRetirementLongitudinalStudy,CHARLS)2020年第五次全国追访数据｡CHARLS是由北京大学主导的一项针对中国45岁及以上中老年人群的全国性追踪调查项目,专注于收集健康､经济与社会状况领域的数据｡地区范围广泛,涉及全国28个省市､直辖市､涵盖150个县及450个社区｡研究选取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经过严格筛选并剔除相关变量的缺失值和异常值,在研究对象均已充分了解内容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最终纳入4403例有效样本｡

1.2研究方法

1.2.1控制变量通过查阅文献以及研究的实际需要,采用CHARLS数据库收集的性别､年龄､居住地､婚姻状态､教育背景､社交活动､锻炼､是否有慢性病､生活满意度､睡眠时长等人口学信息作为控制变量,来描述所纳入的研究对象的基本情况｡人口学信息的定义均从CHARLS2020年的问卷中对应内容提取｡

1.2.2疼痛CHARLS问卷中疼痛部位有16种,包括头､肩膀､胳膊等,通过询问“身体哪些部位感到疼痛?请列出所有部位｡”作为依据,一种记1分,总分16分,分数越高代表疼痛程度越高｡

1.2.3抑郁症状采用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nterforEpidemiologicalSurvey,DepressionScale,CES-D)的简化版本评估老年人的抑郁症状｡该量表共有10个条目,要求参与者对每个条目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很少或根本没有(<1d)”,“不太多(1~2d)”,“有时或一半时间(3~4d)”,“大多数时间(5~7d)”,分别赋值0､1､2､3分｡其中第5､8条目属于正向情绪描述,采用反向计分方式｡总分范围为0~30分,若得分达到或超过10分则判断为有抑郁症状｡得分越高,抑郁症状越严重｡

1.2.4中介变量ADL采用ADL量表评估老年人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包含基本日常生活活动(BADL)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IADL)两部分的内容｡BADL包括穿衣､洗澡､吃饭､上下床､上厕所､大小便6项;IADL包括做家务､做饭､买东西､打电话､吃药及管理财务6项[10-12]｡每一条目回答“没有困难”､“有困难但可以完成”､“有困难,需要帮助”､“无法完成”,分别赋值4,3,2,1分,总分范围在12~48分｡得分越高,ADL水平越好｡只要该量表有任何一项回答“有困难,需要帮助”或“无法完成”则认为该活动能力受损,视为失能｡

1.3统计学方法利用统计学软件Stata17.0对2020年CHARLS进行数据的筛选和整理,使用统计学软件SPSS25.0进行统计学描述与分析｡计量资料采用(x±s)进行描述;计数资料采用构成比或百分比(%)进行描述;通过Χ2检验进行各组之间的差异性比较;利用Pearson相关性探究三个变量间的关联性;应用PROCESS4.1程序的模型4构建中介模型并分析中介效应,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调查对象基本情况此研究的研究对象共计4403例,CES-D得分范围(11.09±6.73)分,抑郁症状检出共计2368例,检出率为53.78%;男性1893人(42.99%),女性2510人(57.01%);以年龄60~69岁(2636人,59.87%)､居住地为农村(3693人,83.87%)､婚姻状态为已婚(3543人,80.47%)､教育背景在小学及以下(1992人,45.24%)为主;患有慢性病4139人(94.00%);有社交活动2119人(48.13%);进行锻炼3977人(90.32%);对生活比较满意(2396人,54.42%)及睡眠时长<6h(1886人,42.83%)占多数｡疼痛得分范围(4.51±3.64)分,ADL量表得分范围(45.54±4.37)分,检出失能1100例,检出率为24.98%｡老年人群中的抑郁症状在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婚姻状态､教育背景､社交活动､慢性病､生活满意度及睡眠时长等多个维度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表1)｡

表1不同人口学特征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情况(n=4403)

2.2疼痛､ADL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检验三者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疼痛与抑郁症状存在正相关(r=0.270,P<0.01),ADL对疼痛和抑郁症状均呈负相关(r=-0.269､-0.337,P<0.01)(表2)｡

表2老年人疼痛､ADL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2.3ADL在老年人疼痛和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以性别､年龄､居住地､婚姻状态､教育背景､社交活动､慢性病､生活满意度和睡眠时长作为控制变量,疼痛得分作为自变量,ADL得分作为中介变量,抑郁得分作为因变量,用PROCESS4.1的模型4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控制相关变量后,疼痛对ADL和抑郁症状均产生了显著影响(cβ=0.33,P<0.001;aβ=0.27,P<0.001)｡在抑郁得分纳入分析后,发现疼痛和ADL均对抑郁症状有显著作用(c′β=0.24,P<0.001;bβ=-0.34,P<0.001)｡构建以ADL作为中介变量的中介模型后,结果显示疼痛对抑郁症状的总效应值是0.33,直接效应值是0.24(表3)｡

表3疼痛和ADL对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回归分析结果

用Bootstrap方法验证ADL在老年人疼痛与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为保证结果的准确性,设置5000次随机重复抽样｡95%的置信区间没有包含0,即老年人群中,以ADL作为中介,构建的疼痛､ADL和抑郁症状的中介模型,中介效应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提示ADL在疼痛和抑郁症状之间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值为0.09,占总效应的27.27%(表4)｡

表4ADL在疼痛和抑郁症状之间的中介效应分析

3、讨论

3.1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中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抑郁症状的检出率为53.78%,高于张亚等[13](40.93%)的研究｡检出率的差异可能是由于抽样方式､研究对象构成､研究设计和数据纳入排除的标准不同而产生｡老年人抑郁症状检出率较高为老年人生理状况处于衰退期､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差､获得的社会支持比较少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3.2老年人疼痛影响抑郁症状研究发现,老年人疼痛显著正向预测抑郁状况,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4],即疼痛部位越多,抑郁症状的发生率越高｡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因身体机能下降可能出现一些退行性疾病和慢性病,如关节炎､骨质疏松､糖尿病并发症等,引起身体多种部位引发疼痛[15]｡一些神经递质(如P物质､谷氨酸等)的异常分泌也可能引发疼痛[16]｡提示老年人要关注自己的疼痛部位,通过专业的医学评估与治疗来缓解疼痛,以积极的心态促进康复｡

3.3老年人疼痛影响ADL相关研究显示疼痛部位较少预示着ADL受损程度较低,即独立生活能力较好[17〛｡老年人腰痛尤其是伴有坐骨神经痛和下肢神经功能受损的腰痛更为常见,需要更长时间的制动和恢复,更容易出现ADL受限的情况[18]｡提示应加强老年人群的疼痛管理,采用安全有效的康复锻炼､理疗或针灸[19]等减轻疼痛改善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3.4ADL在老年人疼痛和抑郁之间起中介作用研究发现疼痛可以直接或者通过ADL的中介作用间接对抑郁症状产生效应,且中介效应占比27.27%｡疼痛引起的活动受限导致老年人ADL受损,独立生活的能力下降,使老年人对自己的产生负面评价,产生“习得性无助感”[20],进一步加重抑郁情绪,导致老年人出现抑郁症状｡提示在积极减轻疼痛的基础上,并对有ADL受限和失能的老年人采取功能训练,如情景模拟､团体作业治疗等方式,同时给予情绪支持和心理疏导,以积极健康的心态进行康复训练｡

此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此研究采用的2020年CHARLS横断面数据,无法建立不同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的中介模型是否还有其他潜在调节变量的影响,尚未进行深入探讨｡未来应进行纵向研究,全面地探讨ADL在老年人疼痛和抑郁症状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综上所述,中国老年人抑郁症状问题比较严峻,迫切需要采取有效措施来关注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研究结果提示相关卫生部门或社区也要加大对老年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建立家庭医生团队及时提供心理咨询和帮助,从而减少老年人抑郁症状的发生｡

参考文献:

[1]李庆.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3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N].公益时报,2024-10-1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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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洋,刘亚洋.中国失能老年人疼痛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中国疼痛医学杂志,2024,30(9):678-685.

[13]张亚,井淇,郭桐桐,等.日常生活能力在老年人睡眠时长与抑郁症状的中介效应分析[J].现代预防医学,2024,51(17):3146-3150+3156.

[15]王耀国,韩婷,唐诗诗,等.基于GBD的中国老年人群疾病负担分析与趋势研究[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24,35(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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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科研联合攻关计划项目(LH2022GG06); 2023年山东省研究生优质教育教学资源项目(SDYKC2023146);

文章来源:姜姗,葛怀举,苏文钰,等.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在中国老年人疼痛与抑郁症状中介效应研究[J].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2025,36(04):1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