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1]。青少年抑郁症自杀风险高，自杀身亡是我国青少年人群的第二大死因[2-4]。本课题组前期调查显示[5,6]，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60%有自杀行为，并且有自杀行为的青少年家庭功能较差，治疗效果也会受到家庭功能不佳的影响。家庭功能好坏的最直接影响因素是父母教养方式。父母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教育孩子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法和策略，包含情感支持、过分干涉、严厉惩罚、拒绝否定、偏爱被试等多种模式，不合理的教养模式与儿童青少年抑郁和非自杀性自伤有关[7,8]。自杀态度包含个体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对自杀者及其家属的态度以及个人对自杀的接受程度等各方面的基本看法。已有研究表明，青少年自杀态度与其自杀行为存在高度相关性[9],个体的自杀的态度可以有效预测未来是否发生自杀行为[10]。以往对青少年抑郁自杀风险的研究聚焦在自杀行为上，鲜有研究对青少年抑郁的自杀态度进行研究。家庭功能在青少年抑郁及自杀行为的发生中起着中介调节作用，父母教养方式是家庭功能的最主要的呈现方式。因此，本研究对伴有自杀行为的青少年抑郁进行研究，探讨其自杀态度与父母教养方式的关系，通过了解青少年抑郁患者父母教养方式来预测自杀态度，早期防范自杀行为。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的研究方法，选取2020年6月至2023年5月在荆门市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住院的青少年抑郁患者为研究对象。入组标准：①均符合国际疾病分类（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ICD）-10的心境障碍-抑郁发作的诊断标准；②由1名主治医师及1名副主任以上精神科医师明确诊断；③年龄11～18岁，男女不限。排除标准：①严重器质性疾病史；②其他精神活性物质所致抑郁；③严重认知功能障碍患者；④视力、听力障碍患者；⑤其他沟通理解力较差以致心理评估难以完成的患者；⑥量表题目漏答导致资料不全者。本研究共纳入调查对象200例，根据入组和排除标准，纳入有效样本197例，有效率为98.5%。其中，男38例，女159例；平均年龄（14.7±1.17）岁；有自杀行为者115例（58.4%）；轻度以下抑郁17例（8.6%），中度抑郁28例（14.2%），中重度抑郁59例（29.9%），严重抑郁93例（47.2%）。根据是否有自杀行为，将入组青少年纳入为自杀组115例，非自杀组82例。其中自杀行为定义[11]为患者具有自杀的主观意图，有故意的自我毁灭性行为，6个月之内有过自杀行为但并未成功者。本研究通过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批（批件号2022071903/2021005）。所有患者均自愿参加，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方法

1.2.1研究工具

①一般情况调查表：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年级、居住地、独生子女、吸烟饮酒史、经济状况、精神疾病家族史、家庭现状、近6个月内是否有过自杀行为等。②患者健康问卷抑郁症状群量表（PatientHealthQuestionnaire-9，PHQ-9）[12]：包含9个条目，评价测试者2周内的抑郁情绪，总分＜4分为没有抑郁情绪，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中度抑郁，15～19分为中重度抑郁，20～27分为重度抑郁。③自杀态度问卷（QuestionnaireonSuicideAtitude，QSA）[13]：本量表为自评问卷，共29个条目，包括对自杀行为性质、对自杀者（包括自杀死亡者与自杀未遂者）、对自杀者家属及对安乐死态度等4个维度，≤2.5分被认为对自杀持肯定、认可、理解和宽容的态度，2.5～3.5分为矛盾和中立态度，≥3.5分被认为对自杀持反对、否定、排斥和歧视态度。④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EgnaMinnenavBarndomsUppfostran，EMBU）[13]：该量表涉及父母在教养孩子时所采用的方式和态度，包括温暖、理解、情感表达、拒绝、惩罚、过度保护等维度。通过评估父母在各个维度上的得分，可以全面了解父母的教养方式，为教育和心理咨询提供指导。

1.3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2.0软件处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以及方差齐性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均数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或Fisher精确概率法检验；自杀行为的危险因素分析采取Person相关及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2组患者一般资料比较

2组患者在性别、年级、居住地、独生子女、吸烟、精神疾病家族史、经济状况及家庭现状上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自杀组患者年龄低于非自杀组，饮酒率高于非自杀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2.22组患者自杀态度比较

QSA问卷结果显示，自杀组患者对自杀行为的态度、对自杀者的态度评分低于非自杀组（P＜0.01，P＜0.05），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评分显著高于非自杀组（P＜0.01），2组在对安乐死的态度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2.32组父母教养方式比较

自杀组的EMBU总分显著高于非自杀组（P＜0.01）；在各因子比较上，自杀组母亲的情感温暖因子评分低于非自杀组（P＜0.05），自杀组父亲、母亲的过度保护、拒绝否认、惩罚严厉因子评分显著高于非自杀组（P＜0.01）；自杀组父亲的过分干涉因子评分显著高于非自杀组（P＜0.01）；见表3。

2.4青少年抑郁患者自杀行为与自杀态度、父母教养方式各因子的相关性分析

Person相关分析显示，青少年抑郁自伤行为与对自杀行为的态度（r=－0.266，P＜0.01），对自杀者态度（r=－0.178，P＜0.05），母亲情感温暖（r=－0.164，P＜0.05）等呈负相关；与对自杀者家属态度（r=0.254，P＜0.01），父亲惩罚严厉（r=0.266，P＜0.01），父亲过分干涉（r=0.272，P＜0.01），父亲拒绝否认（r=0.277，P＜0.01），父亲过度保护（r=0.258，P＜0.01），母亲过度保护（r=0.219，P＜0.05），母亲拒绝否认（r=0.276，P＜0.01），母亲惩罚严厉（r=0.214，P＜0.05），父母教养方式总分（r=0.187，P＜0.01）等呈正相关；与对安乐死态度、父亲情感温暖、父亲偏爱被试、母亲偏爱被试无相关性。

2.5青少年抑郁症自杀行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以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自杀行为作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的所有变量及自杀态度量表和父母养育方式量表中各因子分作为自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父亲的惩罚、严厉及过度干涉是青少年抑郁患者自杀的危险因素（OR＞1，P＜0.05）。

表12组一般资料比较

表22组QSA量表评分比较（

表32组EMBU量表评分比较

表4青少年抑郁症自杀行为的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本研究结果提示，青少年抑郁症的首次住院治疗的平均年龄为14.7岁，其中有自杀的行为的患者首次住院的年龄更低，高于无自杀行为的患者（P＜0.05），这可能与自杀行为的出现更能引起家长和老师关注，更能促使其及时就医有关。这也与邱允等[14]在精神科急诊中的调查研究发现自伤自杀行为是青少年抑郁就诊的首要原因的结果一致。本研究结果还提示，住院青少年自杀行为发生率为58.4%，这与任永霞等[15]研究结果青少年抑郁自杀自伤率65.8%相比偏低，考虑与其将自伤纳入有关，本研究仅统计有自杀行为者。饮酒是青春期常见的行为问题，青少年中尝试饮酒者52.8%，正在饮酒率为24.9%，男生高于女生[16]，本研究中有自杀行为的青少年饮酒率高。本课题组已在前期研究成果[17]中做出分析，有自杀行为者抑郁情绪更重，饮酒是情绪发泄的一种方式，但在饮酒过量时青少年控制能力减弱，冲动行为增加，更容易出现自伤自杀行为[18]。

青少年抑郁自杀率的高低与其自杀态度有密切联系，有效的自杀预防必须以对青少年自杀态度深入了解为基础。本研究发现。青少年抑郁患者对自杀行为及自杀者均持有肯定、理解、宽容的态度，对自杀者的家属持中立态度，而有自杀行为者在对自杀行为及自杀者态度上相对于无自杀行为者更加决绝，更加支持自杀行为，更能理解、宽容自杀者，在对自杀者家属的态度上虽然也是中立态度，但评分明显高于无自杀行为者，说明其有反对、否定自杀者家属的倾向，这与郭凤莲等[19]在女性青少年抑郁中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可见，青少年抑郁症患者的自杀态度可以预测其自杀行为的出现，早期了解其自杀态度更有利于自杀行为的预警预防。

子女健康的人格和良好的适应能力与父母管教方式有关，不合理的父母管教方式、不和谐的家庭环境容易引起青少年抑郁的发生[20,21]。本研究发现，有自杀行为的青少年与无自杀行为的青少年相比，其母亲的情感温暖更差，过分保护更加严重，存在更多否认、严厉惩罚式的管教模式。父亲的管教模式更多见的是严厉惩罚、过分干涉、过分保护、拒绝否认的方式。可见自杀行为的产生与父母过分控制，过于严厉惩罚的管教模式有关，这与既往[22]的研究结果一致。青春期是青少年的一个特殊时期，是其生理、心理、思维方式、社会角色和地位转换的时期[23]，青少年的思维模式逐渐从绝对观念转到相对观念，很少会将“事实”当作绝对的真理，开始对父母的一些管教模式、观点提出质疑，如果此时的父母不给其表达想法的机会，不给其做选择、做决定的权利，仍是强制性按父母的观念使青少年顺从，青少年很容易出现情绪或行为问题。因此，对青少年的管教方式需要在青春发育期进行动态调整以适应青少年的各方面的变化，从而保证亲子关系的和谐稳定。

相关分析得知，青少年自杀行为的发生与自杀态度及父母管教方式均有关联，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24,25]。青少年对自杀行为思想层面的认可是其采取自杀行动的基础，在人际关系、学业压力、自身压力等多方面不良因素影响下，青少年若有良好的家庭环境进行缓冲，有足够的父母情感支持，青少年的的不良情绪和极端想法或许可以及时消除。但在缺乏情感支持的家庭，父母的严厉、惩罚、过分干涉的管教方式无疑是另一种应激因素对患者的情绪进一步刺激，从而加重青少年的极端想法。

进一步行回归分析发现父亲严厉的管教态度及过分干涉的管教模式是青少年自杀行为产生的危险因素。父母的过度纵容或控制的管教方式对青少年的外化性行为有重要影响[26,27]，父亲对青少年的规则制定、行为塑造、情感支持有重要作用。首先，父亲通常在家中担任权威的角色，为孩子设定规则和界限。合理的规则和界限有助于孩子形成对与错的观念，培养他们的责任感和自律性。然而，如果父亲过度控制孩子，可能会造成孩子的反感和反抗，使得孩子情绪表达困难，容易引起青少年抑郁发作、述情障碍、网络成瘾等[28]，父母的控制程度越高，青少年的抑郁情绪严重[29,30]。其次，父亲通过自身的行为和态度，为青少年提供了观察和模仿的榜样，促进孩子良好行为的塑造。如果父亲展现出积极、健康的行为模式，如勤奋工作、诚实守信等，那么孩子可能会模仿这些行为，形成良好的性格和习惯。相反，如果父亲的行为消极、不健康，比如酗酒、家暴等，可能会对孩子的行为产生负面影响。最后，父亲的情感支持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如果父亲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关注、爱和支持，孩子会更有安全感，更自信，更能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相反，如果父亲对孩子的情感需求忽视或否定，可能会造成孩子的情感困扰和心理问题。

综上所述，了解青少年的自杀态度有助于预防自杀行为的出现，青少年自杀行为与父母的教养方式有关，家庭教育模式中父母情感支持不足，过分干涉、惩罚否定的管教模式较多，其中在父亲过度干涉、严厉、惩罚式的教养方式下的青少年更容易出现自杀行为。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成长，父母应采取适度的教养方式，充分关注孩子的情感需求和自我发展。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研究未纳入健康对照组，缺少健康青少年的相关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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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湖北省重点研发计划项目(青少年抑郁伴自伤自杀行为的脑影像学研究及综合干预模式的构建,No.2022BCE032);荆门市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青少年抑郁症的序贯治疗研究,No.2021YFYB044;青少年抑郁与父母教养方式､儿童期虐待的相关性分析,No.2022YDKY024);

文章来源:何欣芙,戴立磊,陈佳悦,等.伴有自杀行为的青少年抑郁症自杀态度与父母教养方式的相关性及危险因素分析[J].神经损伤与功能重建,2025,20(06):316-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