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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

  2024-03-21    14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产前抑郁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危害孕妇身心健康及子代生长发育。文章基于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分析,对产前抑郁的概况、评估工具及影响因素等进行综述,并提出未来研究前景,以期为产前抑郁的早期识别和精准干预提供参考。

  • 关键词:
  • 不良妊娠
  • 产前抑郁
  • 女性身心状态
  • 胎儿生长发育
  •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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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是女性身心状态发生剧烈变化的特殊时期。WHO报道,近1/5的女性在孕期会出现心理健康问题,而抑郁是其中最突出且易被忽视的问题[1]。产前抑郁不仅会危及女性身心健康、导致不良妊娠结局,还会影响胎儿生长发育,更会对家庭和社会产生深远影响[1]。最新的WHO指南[1]和中华医学会专家共识[2]均重点强调了产前抑郁早期预防及筛查的必要性,以尽早识别和干预,预防更恶劣后果。本文立足于文献分析,简要概述产前抑郁、评估工具及影响因素,并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以期为医护人员早期识别产前抑郁并对制订针对性干预措施提供参考。


1、产前抑郁概述


产前抑郁是指在孕期持续2周以上的情绪低落和兴趣丧失、感到被孤立和隔离、社会活动功能丧失、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的精神疾病综合征[3]。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产前抑郁患病率约19.7%[4],与全球平均水平基本持平(20.7%)[5]。产前抑郁发生风险在不同孕期有所差异,孕早期抑郁症状水平和发生率均高于孕中、晚期[6]。此外,不同地区及人种特异性孕妇的产前抑郁发生风险不同,发展中国家孕妇产前抑郁的风险较发达国家高1.3~2.0倍[7],黑种人孕妇发生产前抑郁的风险较白种人更大[8]。产前抑郁对孕妇及其胎儿存在显著负面影响,如导致孕妇睡眠不足、焦虑疲乏、记忆力下降[9],增加妊娠期糖尿病等妊娠期并发症、产后抑郁及较低生活质量发生风险[10];易引起不良妊娠结局(如胎儿早产、低体重等)[11],影响胎儿神经、行为、认知、社会性及情感等多方面生长发育[12]。因此,亟须采取相关措施以降低产前抑郁发生风险及健康危害。目前国内外对产前抑郁的常规干预方法主要聚焦在心理领域,包括患者教育、目标设定、认知行为疗法及行为激活等[13],同时也出现了瑜伽[14]、生育舞蹈[15]及针灸[16]等新型干预方法。


2、产前抑郁评估工具


2.1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EPDS)

由Cox等[17]制订,为自评量表,共10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4级评分。量表总分0~30分,得分越高,提示抑郁症状水平越高。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7。EPDS评分简单,耗时少,未特别指定评估时间,因此也被广泛应用于产前抑郁的评估。然而,EPDS评估的产前抑郁症状不全面,尚未纳入激动、情绪失控、难以集中精神、自我迷失感和意识错乱等条目[18]。

2.2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SDS)

由Zung等[19]制订,为自评量表,用于反映普通人群的抑郁主观感受,共20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4级评分。量表总分20~80分,得分越高,提示抑郁症状水平越高。该量表在孕妇人群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1[20]。SDS使用简便,能相当直观地反映被评估者的主观感受,但并非是为孕妇人群专门设计,且对文化较低或智力较差的人群评估效果不佳[21]。

2.3九项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 Health Question⁃naire⁃9,PHQ⁃9)

由Kroenke等[22]基于美国精神病学会编制的《精神疾病的诊断和统计手册》中抑郁的诊断标准制订,为自评量表,用于评估普通人群的抑郁症状程度。PHQ-9包括情感方面和躯体症状方面2个维度,共9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4级评分。量表总分0~27分,其中0~4分为无抑郁,5~9分为轻度抑郁,10~14分为中度抑郁,15~19分为中重度抑郁,≥20分为重度抑郁。该量表在孕妇人群中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1[23]。尽管PHQ-9并非是为孕妇人群专门制订,但其被证实在评估产前抑郁方面具有与EPDS相似的敏感性和特异性[24]。

2.4贝克抑郁量表(Beck’s Depression Inventory,BDI)

由Beck等[25]制订,为自评量表,共21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4级评分。量表总分0~63分,其中0~4分为无或极轻微抑郁,5~13分为轻度抑郁,14~20分为中度抑郁,≥21分为重度抑郁。该量表在孕妇人群中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5[26]。BDI并非是为孕妇人群专门制订,其更常被应用于青少年人群[27],且对严重抑郁症状水平的评估能力有限[26]。

2.5产后抑郁筛查量表(Postpartum Depression Screening Scale,PDSS)

由Beck等[28]制订,为自评量表,包括睡眠、饮食扰乱,焦虑或不安全感,感情不稳定,认知障碍,自我迷失感,犯罪感或羞耻感和企图自伤7个维度,共35个条目,每个条目均采用Likert 5级评分。量表总分35~175分,一般以总分≥60分作为筛查抑郁阳性的临界值。该量表单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3~0.94。PDSS能够评估产前抑郁特有的焦虑、失眠、激动、易激惹及意识错乱等主要症状,但不能作为临床诊断抑郁症的工具[29]。


3、影响因素


3.1人口学因素

研究表明,文化程度[4]、家庭年收入[30]、孕产史[31]、妊娠并发症[32]等是孕妇发生产前抑郁的影响因素。文化程度低的孕妇调节应对负性情绪的方式相对较消极[4],家庭经济收入水平较低孕妇的家庭生活环境条件较差[30],有不良孕产史的孕妇孕期更易产生担忧、焦虑、过度敏感甚至是恐惧等不良情绪[31],这些均会增加其发生产前抑郁的风险。此外,孕早期出现的头晕、无力和畏寒等生理不适,以及妊娠期相关并发症的发生均会增加孕妇身心负担,进而导致其出现负面情绪,增加产前抑郁的发生风险[32]。

3.2生物学因素

研究发现,皮质醇对大脑特定区域某些受体的直接影响会导致孕妇患产前抑郁[33]。妊娠期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被激活,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释放增多,刺激垂体前叶释放促肾上腺皮质激素,促肾上腺皮质激素通过血液循环进入肾上腺皮质,刺激肾上腺使其分泌皮质醇[34],而高皮质醇血症易引发产前抑郁。相反的,催产素可以减轻妊娠期间应激引起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功能上调,可以通过调节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发挥抗抑郁作用[35]。

3.3心理因素

具有自卑、神经质、高度敏感、易感性等人格特质的孕妇易发产前抑郁[36]。知觉压力水平可反映个体心理承受压力的大小。知觉压力水平较高的孕妇易发生产前抑郁[37]。心理弹性是指孕妇利用自身积极的心理资本进行自我情绪调整并提高自身适应能力的反应状态[38]。较高心理弹性水平的孕妇会积极面对各种负面和适应性问题,发生产前抑郁的风险较低[39]。

3.4行为因素

研究表明,孕期吸烟、饮酒和吸毒会增加产前抑郁发生风险[40],孕期适当运动会降低产前抑郁发生风险[41]。以失眠症状和/或睡眠质量差为代表的睡眠问题,会给孕妇带来身体和心理上的双重伤害,如影响思考问题能力及免疫功能等,也会增加产前抑郁的发生风险[42]。而运动可能会使体内β-内啡肽水平增加,使大脑产生积极、放松感觉[41],进而降低产前抑郁发生风险。

3.5社会因素

研究表明,对婚姻关系满意[43]、婆媳关系融洽[44]、家庭关怀度高[45]对预防产前抑郁、缓解产前负面情绪有较大帮助。良好的社会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孕妇在妊娠过程中出现的压力,降低其产前抑郁发生风险;相反的,缺乏社会支持的孕妇会有较高的产前抑郁发生风险[46]。

3.6童年期不良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s,ACEs)

ACEs是指发生在18岁以下儿童身上的虐待、忽视和家庭功能障碍[47],会显著增加成年期抑郁发生风险[48]。但是,鲜有研究聚焦孕妇人群,挖掘ACEs与产前抑郁的关系[49]。证据显示,不同的ACEs类型对产前抑郁的影响存在差异。经历童年期虐待、忽视、家庭功能障碍的孕妇发生产前抑郁的风险均高于未经历者,其中童年期经历的忽视对发生产前抑郁的影响效应值最大[50]。研究表明,ACEs数量对发生产前抑郁的影响具有累积效应,与未报告任何ACEs相比,报告ACEs数量≥3次的孕妇其产前抑郁发生风险更高[51]。


4、展望


4.1基于生命周期视角,早期识别高危人群

现有关于产前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聚焦孕期内,鲜见研究向孕妇的生命历程“上游”追溯,致使产前抑郁的识别具有滞后性,制约了对产前抑郁的早期干预。未来可基于生命周期视角,探究ACEs对发生产前抑郁的作用机制,不仅有利于高危人群的早期识别,还可使孕期心理健康管理的关口前移,为干预产前抑郁提供新的突破口。

4.2系统考察多维因素,明确识别干预靶点

现有研究大多仅从单一或几个维度探索产前抑郁的影响因素,忽视了多维度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未来可基于健康生态学的研究视角,阐明多维度因素对产前抑郁的影响机制,明确影响产前抑郁发生的关键因素,为早期识别和精准干预产前抑郁提供靶点。

4.3依托数字健康技术,动态客观个性化监测

现有的产前抑郁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多是基于孕妇自我报告的静态横断面调查。然而,自我报告往往存在回忆偏差,因此调查结果也可能存在偏倚,尤其是抑郁症状水平及心理、行为等影响因素可随孕期动态变化。后续研究有待收集更多纵向数据,并依托数字健康技术,如可穿戴设备、数字健康App等贯穿整个孕期,以获取动态、个性化、客观的多维数据来评估产前抑郁发生风险及探索其发生发展规律。


5、小结


产前抑郁是孕妇孕期常见的心理问题,对孕妇及其胎儿健康影响巨大。现有关于产前抑郁的评估工具较多,评估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后续研究可考虑规范并统一使用评估工具。同时,产前抑郁的影响因素涉及人口学、生物学、心理、行为、社会及ACEs等多方面,提示未来研究应综合考量产前抑郁的影响因素,深入探索其潜在发生机制,以期为早期识别和精准干预产前抑郁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2]陈静,邹涛,赵丹青,等.围产期精神障碍筛查与诊治专家共识[J].中国全科医学,2023,26(28):3463-3470.

[3]肖霄,朱社宁,张旱愉,等.产前抑郁概念分析[J].护理学报,2017,24(19):18-23.

[6]闫盼盼,刘晓宇,徐继红.我国女性孕早期至孕晚期抑郁症状的发展轨迹[J].中华疾病控制杂志,2022,26(9):1017-1022,1071.

[9]孙继伟.围产期抑郁症状发展轨迹、预测因素及对母婴结局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2020.

[14]刘兰娟,韩斌,刘成,等.瑜伽对产前抑郁症干预作用及机制的研究进展[J].中国体育科技,2023,59(1):44-50.

[15]颜凤.生育舞蹈干预对高龄经产妇围产期抑郁的影响研究[D].广州:南方医科大学,2019.

[21]王征宇.症状自评量表(SCL-90)[J].上海精神医学,1984(2):68-70.

[32]杨洋.产前抑郁影响因素及其妊娠结局[J].中国计划生育学杂志,2019,27(4):504-507.

[33]王香枝,杨晓,张瑞星,等.妊娠晚期孕妇产前抑郁现状分析[J].中国实用神经疾病杂志,2015,18(15):37-39.

[34]修淼,单立刚,肖瑞雪,等.孕前高体质量指数与产前抑郁的生物学机制研究进展[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1,48(5):787-789.


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82304261);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启明星项目扬帆专项(23YF1421100);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护理学科人才队伍建设项目(SJTUHLXK2022);


文章来源:温玥辉,刘明垚,李雨萌等.产前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上海护理,2024,24(03):7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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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上海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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