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以《周易》《道德经》《尚书》为核心代表的传统哲学思维方法和科学方法理论体系，对事物之间的关系、变化过程、对立统一规律都有深刻的论述，涉及天文、地理、气象、数学、物理、历法、音律、医学等学科领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影响，为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中医文化源于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自信”涵盖了中医文化的自信。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精髓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中医文化，奠定了医易同构的格局，开启医易汇通之先河，成功地将《周易》的阴阳学术思想、《道德经》的辩证思维及《尚书》的五行学术思想等成功地运用到医学之中，形成和发展了中医完整的基础理论体系，为后世医家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数千年来，历代医家在《周易》《道德经》《尚书》的基础上，运用《黄帝内经》不断地研究和完善了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由此可见，中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支脉，是一脉相承的。

观其源可以知其流。深刻了解中医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实现中医基础理论的正本清源，对中医药事业的传承、发展和创新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讨中医文化的起源和《黄帝内经》的哲学思想的形成和他们之间的关系，以便更深刻理解和掌握《黄帝内经》的内涵。

1、《周易》学术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

在中华五千年文明史上，《周易》因博大精深的内涵和广泛深远的影响，流传至今，被誉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周易》吸引着无数学者在多个领域对其进行研究、探索和应用，也构建了庞大的易学研究体系。《周易》对《黄帝内经》的主要影响包括阴阳学说、藏象学说、气化学说等理论体系的形成。

1.1阴阳学说

《周易》中阴爻、阳爻所代表的阴阳关系，以及《周易》卦象中所蕴含的阴阳哲理是中医阴阳学说的起源。《周易》分为《易经》和《易传》，《易经》虽然没有明确提出阴阳的概念，但其中卦爻、刚柔等已经包含了阴阳。《易传》已经明确提出阴阳的概念，如《易经·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表明阴阳矛盾运动是事物发展的动力[1]。《周易》是以阴爻“--”和阳爻“—”体现阴阳的对立、统一和消长转化关系。《周易》认为阴阳的矛盾运动存在于天地万物中，其中也包括社会现象，这就扩大了阴阳的意义，阴阳是对立统一的，阴阳的消长转化决定着事物的发生、发展和转化，如阴阳消长到极点，会出现“重阳必阴”“重阴必阳”的现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物极必反”。

《黄帝内经》在吸纳《周易》阴阳哲学的基础上，也发展了《周易》阴阳哲学，主要体现于《黄帝内经》将阴阳哲学运用于医学，使之成为中医的基础理论，促进了中医学的形成与发展[2]。《黄帝内经》对阴阳的论述较多，如《素问·阴阳离合论》以阴阳离合概括了阴阳的辩证关系，寓含了阴阳对立统一观点，对立则离，阴阳分为二，统一则合，阴阳合为一，并提出了“阳予之正，阴为之主”的观点，进一步明确了阴阳之间的主导关系。《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此外，《黄帝内经》还把阴阳理论融合于自然四时、人体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四时五脏阴阳的观点，把阴阳理论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并应用于人体医学，是对阴阳特殊性的发展。阴阳学说是《黄帝内经》的不凡成就，意味着对《周易》的超越[3]。

1.2藏象学说

《周易》爻象、卦象是中医藏象学说的导源。藏象是中医基础理论的核心，是中医对人体生命功能结构的根本认识。《周易》全书的编写以卦爻象为结构框架，爻象、卦象构成了《周易》的基本形式，也是事物的象征。《易经·系辞》云：“是故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世间万物虽然纷繁复杂，变幻莫测，但是如果掌握了象的规律，便能挚简驭繁，系统地认识事物的本质及规律。因此，法象便可知常达变，掌握自然规律。

《黄帝内经》在学习《周易》“象”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医藏象学说，为中医学基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奠基。中医藏象学说中“藏”是指藏于体内的内脏，象指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现象。藏象包括各个内脏实体及其生理活动和病理变化表现于外的各种征象。因此，以象测脏的方法被运用于诊断疾病，这也体现了中医藏象学说的巨大价值。中医藏象学说主要是根据以象测脏的方法，研究人体外象与内脏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生理病理规律，中医藏象学说的特点在于：一是天象和藏象相结合，如春木应肝，夏火应心，长夏应脾，秋金应肺，冬水应肾。二是神象与藏象相统一，如五神藏理论，即五神内藏于五脏，所以情志失宜可伤及五脏，在此理论的指导下我们可以通过五神的外在征象，观察五脏的状况。三是卦象与病象相联系，如效法《易经》既济，既济卦代表水火既济生理，未济卦议心肾不交病理，乾、坤卦议阴阳偏盛病理，巽卦以观肝病等。因此，《黄帝内经》把《周易》“象”应用于中医领域，创建了藏象学说，极大地推动了中医的发展。

1.3气化学说

《周易》的“爻”象征着阴阳气化，因为“爻”之升降变动而导致卦象发生变化，故“爻”是中医气化理论之源。《周易》“生生之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明了中医气化学说孕育于《周易》。易，即变，是指变动、变化和转变。变易是《周易》的重要内容，主要表现于卦变，但其根源还是在于爻变，由于爻变而产生阴阳气化的变动，如因为爻的升降、增减变化而导致“潜龙勿用”“亢龙有悔”等[3]。

《黄帝内经》气化学说起源于《周易》，以《周易》阴阳气化为基础，结合人体特点，发展了运气学说及气机升降说。运气学说认为自然界有五运六气的变化，人体也有五脏之气和六经之气的运动，自然界的气化与人体的气化是内外相通应的关系，因而自然界的五运六气，可以影响人体五脏六经之气的生理、病理。气机升降学说主要论述人体脏腑精气的升降。中医气化学说以《周易》阴阳气化理论为基础，不断升华和发展，成为了贯穿中医生理、病理、诊断、治疗全过程的重要基础理论。

2、《道德经》学术思想对《黄帝内经》的影响

《道德经》被世人认为是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3部思想巨著之一。全书约5000字，81章，分别为《道经》和《德经》上下两篇。该巨著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学术思想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世人概括为事物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普遍法则。许多思想和观点被《黄帝内经》所引用。

2.1整体观

老子提出“道法自然”的思想，认为人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黄帝内经》在吸收“道法自然”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天人一体”的整体观[4]。《素问·六微旨大论》中提出“与道合同，惟真人也”，认为“道”是宇宙生命中应当遵循的自然规则，人与天地万物共处于自然界的整体之中，人采纳天地之精气孕育产生，根据自然变化的规律生长发育。人与自然的整体观是中医整体观的重要部分。随着天地阴阳二气的消长，人的生理活动也会根据这种变化适应和调整。一年的气候变化规律为春温、夏热、秋凉、冬寒。人体也遵循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长发育规律，人体的脉象也会出现春弦、夏洪、秋毛、冬石的规律性变化。《素问·生气通天论》云：“故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气生，日中而阳气隆，日西而阳气已虚，气门乃闭。”白天人体阳气多趋于表，因而脏腑机能活跃，夜间人体阳气多趋于里，则需要睡眠，说明人体的生理活动也是根据昼夜阴阳二气的变化做出相应调整。《灵枢·岁露论》云：“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人体在预防保健、诊疗疾病过程中，都需要考虑人与自然的整体性。顺应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规律，采用遵循自然规律的养生方法，以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2.2辩证思维

《道德经·四十章》云：“反者道之动。”老子认为相互矛盾的事物是会相互运动转化的，提出了以辩证思维认识事物的观念。《道德经·四十一章》云：“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声音的最响亮状态可能回复为无声状态，最大的影像可能归于无形，在一定条件下事物有可能会向对立的方向发展，正是事物的相反才相互成就。《黄帝内经》运用道家“辩证思维”，提出辨证论治的医学思维，是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临床诊疗的重要思维。《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寒极生热，热极生寒。”认为寒热变化是一种相反相成的运动。中医对疾病中的邪正虚实关系的认识，也体现了这种辩证思维。《医宗必读·卷之一·疑似之证须辨论》云：“至实有羸状……至虚有盛候。”所以，中医学在临床诊疗中提倡仔细分辨各种运动变化，强调辩证思维，找到事物变化真正的原因，才能做到辨证论治，治其根本。

2.3“损有余而补不足”治则

《道德经·七十七章》云：“天之道，其犹张弓乎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老子提出“损有余而补不足”，并通过吐纳、导引、辟谷等一系列行为，达到人体平衡。《黄帝内经》根据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的理论，将其指导中医治疗法则的确立，通过治疗使人体达到阴阳平衡的状态，从而恢复健康。强调治疗的关键在于“谨察阴阳所在而调之，以平为期”（《素问·至真要大论》）。针对不同的病因，采用相应的治疗法则。《素问·至真要大论》言：“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折之，不足补之……治寒以热，治热以寒。”通过调节人体阴阳，以“损有余而补不足”为法，使人体达到阴平阳秘的状态，是中医治病求本的重要体现。

2.4“治未病”理论

《道德经·六十四章》云：“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老子主张防微杜渐的思想推动了中医学“治未病”理论的发展和形成。《黄帝内经》“治未病”理论主要体现在未病先防和既病防变。其一，未病先防。《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这是老子“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思想运用于中医“治未病”的重要体现。《黄帝内经》还提出了顺应自然的养生法则。《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曰：“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疾不起，是谓得道。”其二，既病防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故邪风之至，疾如风雨，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要做好最基础的防治工作，就一定要掌握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传变方式，做到早诊断、早治疗，防止疾病进一步发展[5]。《素问·八正神明论》云：“上工救其萌牙，必先见三部九侯之气，尽调不败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败。”《黄帝内经》认为能否掌握好疾病的治疗时机是区别医生医术高低的重要依据。

3、《尚书》五行学说对《黄帝内经》的影响

五行学说最早见于《尚书·周书·洪范》。与《易经》一样，《尚书·周书·洪范》用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观点来解释自然现象。“五”指五种最基本的物质，即水、火、木、金、土。“行”，乃街衢道路，四通八达。《尚书·周书·洪范》云：“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并对五行所属五味也作了说明。《尚书·周书·洪范》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认为这五种物质是构成世界万物最基本的元素，也是人们生活中的最主要元素。以此五者去解释自然现象，包罗万象。主要内容包括五行相生、五行相克、五行乘侮及五行制化等几个方面，几千年来指导着人们探索万事万物之间的相互关系。

《黄帝内经》对五行学术思想运用更加灵活、更为丰富。《黄帝内经》以人作为研究的主体，以五脏为核心，结合五行生克乘侮理论，将人体各个部分与五行属性相结合，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模式。

3.1五行学说与五脏的关系

《黄帝内经》将五行学术思想运用于中医学，以五行的特性来分析人体脏腑，认为人体的生理病理系统是以五脏为中心，建立了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一是以五行特性类比五脏的生理特点。《素问·示从容论》云：“夫圣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类，化之冥冥。”其中“援物比类”是中医基础理论的重要法度。如木有生长、升发、舒畅、条达的特性，肝气喜条达而恶抑郁，有疏通气血，调畅情志的生理机能，故以肝属木。二是以五行特性构建以五脏为中心的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6]。将自然界方位、五味、五色等与人体五脏相联系，强调天人一体。同时又将自然界的方位、五气、五味等与人体的五脏联系起来、建立了以五脏为中心的天人一体的五脏系统，内外环境联结成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以心为例，“南方生热，热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主舌。”（《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南方赤色，入通于心，开窍于耳，藏精于心，故病在五藏，其味苦，其类火，其畜羊……是以知病之在脉也。”（《素问·金匮真言论》）。《黄帝内经》把自然界的南方、赤色、热、苦等按照五行分类，再与人体心、脉、耳相联系，构建了人体内外的心火系统，体现了天人一体的整体观。

3.2五行学说与疾病传变

《黄帝内经》用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关系说明疾病的传变，病理状态下脏腑之间的相关影响，对疾病的诊治也有指导作用[7]。根据五行相生关系，疾病传变主要分为母病及子和子病及母两种方式。《素问·玉机真藏论》云：“五藏受气于其所生，传之于其所胜。”以肝为例，“肝受气于心，传之于脾，气舍于肾，至肺而死”（《素问·玉机真藏论》），即指肝木为心火之母，肾水为肝木之母，心病传肝，肝病传肾，皆为子病及母的传变。《素问·阴阳别论》云：“所谓生阳死阴者，肝之心谓之生阳……肺之肾谓之重阴。”肝木为心火母，肝病传心，故为母病及子，所以这属于母病及子的传变。根据五行相克关系，疾病传变主要分为相乘和相侮两种方式[8]。《素问·五运行大论》云：“气有余，则制己所胜而侮所不胜；其不及，则己所不胜侮而乘之，已所胜轻而侮之。”乘是所胜行对不胜行的一种过度的克制，侮是所不胜行对所胜行的反向克制。

3.3五行学说与疾病诊断

《黄帝内经》运用五行学说确定五脏病变的部位，主要是运用了五行属性归类和生克乘侮规律，以此诊断疾病。

“司外揣内”指导疾病的诊断[8]。五行学说将人体五脏和自然界五色、五味等相联系，人与自然为整体，可通过中医望、闻、问、切四诊所收集的外在表现，依据事物的五行归属和规律，确定五脏病变的部位，以诊断疾病。《灵枢·本藏》云：“视其外应，以知其内藏。”如面见青色，喜食酸味，脉见弦象，病位在肝。

3.4五行学说与疾病治疗

五行学说指导脏腑病的治疗。根据药物的色、味，可以按五行归属以指导脏腑病的治疗。药物的五味、五色与五脏之间关系是各有所喜，各有所入，各有所生[9]。“五色”青、赤、黄、白、黑，“五味”酸、苦、甘、辛、咸，分别对应肝、心、脾、肺、肾。《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酸生肝……苦生心……甘生脾……辛生肺……咸生肾。”《灵枢·五味》云：“肝病禁辛，心病禁咸，脾病禁酸，肾病禁甘，肺病禁苦。”根据五色、五味入五脏的理论，赤色、苦味入心，治疗上可以用味苦色赤的丹参治疗心病以活血养心。

五行学说指导情志病的治疗，人的情志是五脏之气所化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人有五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由于五行存在相生相克的关系，情志与五脏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生克关系[10]。《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怒伤肝，悲胜怒……喜伤心，恐胜喜……思伤脾，怒胜思……忧伤肺，喜胜忧……恐伤肾，思胜恐。”因此，利用情志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通过“以情胜情”的方法可以达到治疗情志疾病的目的。

4、结语

《黄帝内经》是中医基础理论、中医防治疾病的奠基之作，其中医基础理论源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在吸收《周易》《道德经》和《尚书》五行学说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了中医学思维方法，构建了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用以说明人体生理病理，指导中医临床诊疗，成为了中医学理论的重要部分。探索中医文化起源，为中医基础理论和实践找到源头活水，为利用好中医文化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法，增强中医文化自信，助力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

参考文献：

[1]朱熹.周易本义[M].廖明春,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9:12-26.

[2]杨力.周易与中医学[M].4版.北京: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8:30-126.

[3]赵会华.医易养生心理学思想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6:2-4.

[4]朱叶,王小平.《道德经》的自然观与《黄帝内经》中医理论体系的构建[J].中医杂志,2019,60(18):1535-1538.

[5]卢强,栾海蓉,周风华.浅述《道德经》与《黄帝内经》的养生思想[J].内蒙古中医药,2016,35(7):148-149.

[6]汪逸岚,王彤.《黄帝内经》“天人相应”理论中的中医哲学内涵[J].中医学报,2020,35(10):2101-2105.

[7]陈吉全.《黄帝内经》五行学说源流及应用的研究[D].广州:广州中医药大学,2011:31-32.

[8]唐雪梅,梅晓云.《内经》疾病传变理论探析[J].南京中医药大学学报,2004,20(1):17-19.

[9]张登本,孙理军,李翠娟.论五行理论在《黄帝内经》建构中的作用及其意义[J].河南中医学院学报,2007,22(1):13-18.

[10]王媛媛.《内经》情志相胜法及后世运用研究[D].北京:北京中医药大学,2010:30-34.

文章来源：罗健,邓湘琴.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医基础理论体系构建的影响探源[J].湖南中医药大学学报,2021,41(05):787-791.

基金：湖南省中医药管理局重点项目(20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