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问题与文献回顾

在人类文明空前繁荣的今天，“共商共建共享”成为推动人类全球化进程、解决对抗与冲突的新共识。合作作为一种复杂的人际交往行为，是亲社会心理品质的外在体现。儿童合作行为的背后是对他人福利的关注和维护规范的意愿，是公共精神的表达。儿童的公共精神体现为，在社会参与中对自我和社会关系的理解、对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的坚守与对社会责任的认同。儿童对互惠原则、权利与责任对等原则的理解与认同关系到其在集体生活中是否具有合作精神，能否积极参与集体活动、关心他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延伸到社会生活中，关系到其是否具有关怀精神、富有社会责任感、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积极参与社会公益和志愿活动等。了解儿童对于合作行为的信念、偏好及其合作行为的发展瓶颈，是培养儿童团队意识、互助精神、利他关怀和权责统一意识等的前提与基础。

早期对儿童合作行为的研究多聚焦于其发生与发展以及影响因素。相关研究发现，儿童早期合作行为的发展与自我概念、社会认知、交往技能等密切相关。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的合作意愿越来越强，合作水平越来越高，这与儿童的社会性学习有关[1]。社会目标、性别差异、同伴关系和文化背景等对儿童的合作行为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影响[2]。近年来，有学者关注儿童合作行为的微观领域，研究合作行为的内在动机以及儿童在合作中的心理偏好。库珀和斯托克曼在实验中证实，儿童在合作行为中产生了惩罚自私行为的心理[3]。罗伯特和丹尼尔发现，儿童愿意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并随之产生积极心理[4]。福克和菲施巴赫等人发现，社会互动对儿童在合作中的公平感产生影响，同伴行为对儿童行为有很大的影响，大多数儿童都表现出社会互动效应[5]。阿尔卡杰洛和安德烈斯等人的研究也支持了这一结论[6]。保罗和阿尔米等人发现，当儿童对公共利益的获得有共同认识时，更有可能为公共利益做出贡献[7]。同时，大量文献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使没有自私自利的合作者，儿童之间的合作也会瓦解，这种情况是由不完美的互惠行为引发的[8]。这说明儿童的合作信念和社会偏好是合作行为的影响因素[9]。由此可见，儿童的合作行为是其内在人格、能力发展水平和价值观念的体现。无论是在合作学习还是社会参与中，儿童合作的信念和价值取向都需要得到不断的引导。

因此，本研究在本土文化背景下，进入儿童合作行为的微观领域，以公共品博弈作为儿童合作行为的分析框架，运用实验室实验法精准把脉儿童合作的心理机制。本研究既不是简单描述儿童合作的行为表现，也不是通过问卷询问儿童的合作意愿，而是通过儿童在真实情境中的行为透视儿童的价值选择，对儿童在多轮合作中的信念程度、偏好类型以及行为变化进行实验研究，探查儿童在合作中的内在驱动力、深层困扰及原因，为培育儿童的公共理性精神、公共参与素养、公共责任意识提供教育进路。

二、研究设计与数据收集

1.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的选择采用目的性抽样，以年龄作为选择标准。儿童道德发展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表明，10岁左右是儿童道德发展观发生变化的关键年龄。因此本研究于2021年在C市D小学五年级13个教学班中随机选择了5个教学班的182人作为被试，被试的平均年龄为10.5岁，男女比例基本相当，且均熟悉基本的计算机操作。

2.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

儿童在合作行为中的动机与决策具有相当大的内隐性，运用问卷法或者访谈法进行研究不仅主观性强，而且难以对儿童的行为进行直接衡量，研究结论的真实性有限。实验室实验法是行为经济学中最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方法，多运用于行为分析和心理评估，具有情境性、简化性、可控性、可重复性等显著特征。很多证据表明，实验过程中的个体表现可以用来预测其在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说明实验室实验法同时具有稳定性和外溢性特征。除此之外，实验室实验法还有节约样本的特性。从国际研究来看，一般30个样本量就有优质的数据性能。

本研究是在特设的教育实验室(STEM教室)进行的行为实验、运用Z-Tree计算机程序测量儿童的合作行为。运用计算机程序Z-Tree编写实验过程，儿童通过Z-Leaf(受试者使用的程序)完成数据录入，程序软件直接导出数据，再运用Stata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公共品(1)博弈(Public Goods Game，简称PGG)通过测度儿童合作行为背后的动机、行为类型及其影响因素，证实儿童在合作中是倾向自私还是偏好互惠。大量的公共品博弈实验表明，人类会形成自发的合作秩序[10]。公共品博弈是典型的社会困境测试，能够刻画现实生活中人们在合作与卸责之间的抉择，考察的是公共人能否以互惠策略参与社会合作，在参与公益和慈善捐赠中的贡献如何，是否奉行成本担当与利益分享相一致的原则。

纳拉亚南和巴图等人通过公共品博弈实验对人类在合作过程中的互惠偏好进行检验，建立了线性公共品博弈模型，其中条件性合作假说是公共品博弈模型的核心[11]。条件性合作者会根据群体中其他成员的合作行为(为公共产品投入的金币数)和公共产品博弈的任意阈值(条件合作标准)，在为其投入和免费获得(“搭便车”)之间做出选择[12]。这说明随着多轮合作的进行，基于互惠的合作呈现下降趋势，原因是存在由合作信念产生的条件性合作者。合作信念源于各主体在合作中通过对比投入与获得产生的公正感知，表现为个体对公共利益的关心程度。穆勒[13]和沃尔克[14]等人的研究表明，被试条件类型的偏好分布是稳健的。

基于以上，本研究重在测量儿童在合作行为中能否体现互惠信念、利他和维护公平的意愿。基于国内外对于条件性合作者的研究结论，本研究假设儿童群体中有以下4种偏好类型的合作者。

无条件合作者：奉献型的社会偏好合作者，无论其他人是否在合作中贡献力量，自己都会全力以赴，始终保持高水平的贡献。在现实生活中，无条件合作者是存在的，例如慈善家和志愿者，他们愿意把所有个人资源与有需要的人分享。

条件性合作者：他们的行为符合投桃报李的交换性公正策略。他们是否在合作中贡献力量取决于对其他成员的合作信念，如果其他成员为公共产品贡献力量，自己也会贡献，并且贡献的力量大小取决于其他人的贡献情况。条件性合作者的行为选择动机也包括得到社会认可、树立个人威望因素。条件性合作者的存在会产生社会学习效应，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社会贡献。因此，条件性合作行为对于公益等社会事业具有较大的推动作用。

“搭便车”者：公共产品的特征之一是一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可以平等地享受它，而不必为此做出贡献，这导致“理性”和自私的个体倾向于不为公共利益做贡献。“搭便车”者就是这样的一些人，无论群体中的其他人是否选择为公共产品做贡献，他们都选择不贡献或者低水平贡献，同时希望获得别人贡献带来的回报，保证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社会上每个人都模仿这种“理性”而自私的行为，社会合作便不可能出现。

衰退性合作者：在一开始的社会合作中个体具有较高的贡献度，但是随着合作的进行，当得知他人对公共产品的贡献程度不高时，则改变以往的贡献行为，逐渐减少社会贡献。与此同时，他们具有这样一种心态：大家都会高水平贡献，自己少贡献一点儿不会影响社会利益。因此，他们会逐渐变成“搭便车”者。这种行为源于对自己社会贡献角色的模糊认识，或者一开始他们就是潜在的“搭便车”者。衰退性合作者的存在也是导致社会合作瓦解的重要因素。

4.数据收集与数据筛选

(1)控制性问题测试

为了帮助被试更好地理解游戏规则，本研究要求被试在使用计算机操作之前阅读游戏说明，并在工作人员讲解之后，独立完成游戏说明书中的思考题，以确保被试充分了解收益计算过程。由于公共品博弈游戏有些复杂，在后期的数据筛选过程中，有32名被试在控制性问题的作答中出现错误理解的情况，因此从数据库中将这部分实验数据剔除。

(2)激励措施与纪律原则

为保证评估结果的真实性与稳定性，在样本选择中遵循随机性、有偿性、保密性原则，在评估过程中遵循价值中立、禁止同伴交流的纪律性原则。首先，为了营造和模拟现实生活情境，采用物质激励的办法。在测试之前告知被试即将在电脑上进行一项游戏，游戏可以获得虚拟金币，并可用其兑换相应的文具。工作人员会向被试展示不同的金币数可以兑换的文具种类和数量。由于在电脑上不需要输入任何身份信息，因此每个人在游戏中都是匿名的，做的决定只有自己知道。其次，为了防止被试之间交流影响独立决策，提示他们在游戏过程中禁止交流，说话和看邻座被试的电脑界面都属于交流。如果有疑问可以随时举手示意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会单独给予解答。在评估过程中，工作人员始终避免出现价值暗示，以审慎且准确的语言表述流程或解答疑问。

(3)正式评估任务

工作人员进行公共品博弈测试的情境描述：游戏开始之前，电脑随机将每4人组成一个小组，小组的组建与平时上课时的小组和现在的座位位置都没有关系，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小组成员都是本班的同学。游戏开始后，系统给每个人10枚金币，接下来需要每个人做3个决策，每个决策都会影响最后获得的金币数。每个小组有1个公共盒子，当小组中有人将自己的金币投到公共盒子中的时候，公共盒子会施展它的特殊功能—使里面的金币数发生变化。变化的规则就是将里面的“金币数之和”×0.4，并将这个金币数发放给每个同学(2)。对于每个人来说，自己在本轮游戏中获得的金币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自己未投到公共盒子中的金币，这部分的数量不会发生变化；另一部分是从公共盒子中获得的收益，收益的多少由小组4个成员投到公共盒子中的总金币数决定。

在本次公共品博弈测试的过程中，儿童需要进行以下3个决策。

决策一：从自己拥有的10枚金币中拿出几枚投到公共盒子中?

决策二：猜测自己同组成员在第一个决策中平均贡献了多少枚金币?如果猜对了会获得2枚金币的额外奖励；如果猜测的数与正确数相差1个，可以奖励1枚金币；如果猜测的数与正确数相差2个以上，则不能获得奖励。奖励点数的设置是为了鼓励儿童尽自己最大能力猜测同伴的贡献度。

决策三：在以下情形中，自己拿出多少枚金币投到公共盒子中?当其他3个组员投到公共盒子中的平均数为0枚时，自己投入多少?当其他3个组员投到公共盒子中的平均数为1枚时，自己投多少?以此类推，直到其他3个组员将自己所有金币(10枚)都投到公共盒子中时，自己投多少?

三、实验结果与数据分析

1.描述性统计数据

决策一：不同贡献度的占比和分布情况。儿童对公共品的贡献值占比情况如图1所示。贡献5枚金币的儿童最多，占24.67%；贡献3枚金币和4枚金币的占比都是14.00%；贡献6枚金币的占12.00%；贡献2枚金币的占9.33%；贡献1枚金币的占6.67%；贡献0枚金币的占8.00%；10枚金币全部贡献的占4.00%。儿童贡献值在3-5枚金币的占比最多，整体贡献数值呈近似偏左的正态分布。

图1：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中被试贡献金币值占比情况

决策二：儿童猜测同伴投到公共盒子金币数的平均值。如图2所示，儿童认为同伴投入盒子的金币数的平均值为5的占比最多，为33.33%；认为投入金币平均值为4的占21.33%；认为投入金币平均值为3的占11.33%。整体情况呈现近似标准的正态分布。

决策三：通过Stata软件对150个有效样本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图3中的公共投资决策数据。每一个小图是被试10个轮次投入盒子金币数量的情况。

图2：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中被试总体期望值占比情况

无条件合作者对公共物品的投入状况呈现高水平的水平线段，有4号、7号、50号等被试实施该种行为，占4%。

图3：在多轮次的公共物品博弈游戏中被试投入金币变化情况

条件性合作者对公共物品投入的状况呈现严格的正斜率直线或者近似曲线。如属于严格条件性合作者的9号被试，当其他组员投入的平均数是1-10任何一个点数的时候，他(她)也严格按照这个平均数投入。又如70号被试，他(她)的投入也是伴随同伴投入的平均数的不断增加而增加的，但是投入的金币数是在其他组员投入的平均数上下小范围波动，从整体趋势来看，他(她)也属于条件性合作者。条件性合作者占41.33%，占比最高。

“搭便车”者在投入曲线中表现为零投入。如17号、18号被试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搭便车”者；45号、116号被试虽然不是零投入，但是仍然属于低水平贡献，上述两种情况均属于“搭便车”者，占16.67%。

衰退性合作者的投入曲线呈现负斜率曲线或者“倒U”形曲线。如28号被试，随着同伴投入盒子金币数的增加而降低自己的投入；再如25号、91号被试随着合作轮次的增加，从条件性合作者逐渐转变为“搭便车”者，呈现出“倒U”形的投入曲线。甚至有的被试在最后一轮的合作中突然降低投入，如12号。衰退性合作者在样本中占17.33%。

其他类型的被试呈现非以上所有情况的投入变化规律，占比20.67%。至于被试做出此种投入决策的原因，需要通过进一步的访谈具体分析。

2.数据分析

决策一：儿童在合作中对于公共品的贡献度偏低，在0-10枚贡献金币数的选择中，贡献5枚以下的占52.00%；贡献5枚的占24.67%；贡献5枚以上的占23.33%。大多数被试在对公共品的贡献中会保留更多的个人既得利益，对合作行为秉持试探的态度。贡献值为5枚金币的被试占比最高，可能因为他们默认投入5枚金币是团队投入的平均水平，因此自己“不赚也不亏”。贡献超过5枚金币的被试，可能因为本身就考虑到集体利益的最大化，也可能因为他们对其他组员的期待很高，以为大家都会多投入—投到公共盒子中的金币数会增值。不同情况体现被试对合作的不同信念：对于合作持乐观态度的被试愿意将资源和努力贡献给团队，更多地关注个人利益的被试则更加关注自己能从合作中获得多少。

决策二：对儿童合作信念的测度考察的是儿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对组员参与合作的信心。从数据来看，被试对于组员投入金币的期待值基本呈现偏左的正态分布。认为同伴会投入5枚的被试占比最高，为33.33%，认为投入4枚的占21.33%，认为投入3枚的占11.33%。对同伴的合作贡献情况，总体略低于中间值5枚金币。

通过将被试对同伴的信念金币数与自身投入金币数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被试对组员的合作信念对自身贡献金币数的回归系数为0.679，并且显著相关。这说明在合作中被试采用“以己度人”的思考方式猜测同伴的合作程度。

决策三：无条件合作者占4%，是最少的一类偏好类型。无条件合作者无论组员如何贡献，都将自己的所有资源用于公共投资。条件性合作者占比最高，说明41.33%的被试在参与合作的过程中追求公平互惠，对集体利益的贡献呈现良性的互动结果。“搭便车”者占16.67%，衰退性合作者占17.33%。从行为决策来看，衰退性合作者也是潜在的“搭便车”者，或者说他们随着社会合作经验的“丰富”找到了免费享受集体利益的方式，并且在他人积极合作的时候自己“釜底抽薪”，以获得更多的个人收益。两者共占34.00%，说明有三分之一的被试在合作中有不同程度的“搭便车”行为。其他类型占比20.67%。从投入曲线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投入点数在一定数值间震荡，如85号、89号、114号被试等；二是“搭便车”者转为条件合作者，如131号、134号被试；三是呈现“V”形曲线，如100号、101号、102号被试，在别人投入少的时候自己投入由多变少，在别人投入增多的时候自己投入又由少变多。

由于相同的公共品博弈测试在大学生群体和国外成年人群体中进行时其他类型的被试占比较低[15]，所以在本次测试之后对部分被试进行了访谈。

其他类型中呈现“震荡”形状投入曲线的被试认为：“不管别人投入几枚金币，我就投入3-5枚，不想投入太多。如果别人投入少了，我也投这些，虽然有点儿损失，但是问题不大，也能够维持集体的利益不至于太低。如果别人投入多了，我也想占点儿便宜，还不好意思一个也不投，所以投入的金币数就维持在3-5枚。”这类被试在合作中采取的行为策略源自“不公平厌恶”(3)—对合作群体内成员个人利益均等化的考虑优先于对集体利益最大化的考虑。还有另一种观点：“别人投入多了的话我就投入少点儿，别人投入少的话我就投入多点儿。我感觉如果大家都投入少了，我就想平均一下大家的利益，我不在乎在别人投入少的时候我多投入的那些点数。”这类被试兼有公平考虑和“搭便车”两种行为。

其他类型中由“搭便车”者转为条件性合作者的被试说：“我刚开始占了大家的便宜，觉得如果总是这样不太好，有点儿不好意思，就和大家一样投入。”这类被试随着社会合作参与的推进从社会合作中获得利益，最重要的是受到同伴合作热情的触动，引发了对合作的信心和对自身自我行为的羞愧感，因此在后续合作中转变合作策略，积极参与并贡献力量。

其他类型中“V”形曲线的被试认为：“一开始别人投入少点儿我就投入多点儿，为了保障大家都能有金币分。当别人投入超过5枚金币时，大家的投入越来越多，我也就多投入点儿。后来我学会根据别人投入多少决定我投入多少。”这类被试从整体平稳收入考虑问题，一开始多投入是为了维持整体的获益水平，但随后也成为条件性合作者。可以说这类被试对合作有积极的贡献，具有一定的责任担当，也会在合作中受到他人积极行为的激励。综上所述，其他决策类型的被试有一部分是非常典型的不公平厌恶者，他们的决策是以维持各方利益的均等化为目标，较少考虑效率问题。有一部分潜在的无条件合作者、条件性合作者和“搭便车”者只是偏好不够稳定，在两种价值选择间徘徊。

从影响因素来看，首先是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简称SES)因素(4)。决策一：从图4可以看出，来自中低SES家庭的儿童在合作中平均贡献金币在5枚左右。个人贡献的金币数在5枚和6枚的最多，各占比25.00%，两者共占比50.00%，说明有一半的被试愿意在合作中投入中间数量甚至更多的金币。从图5可以看出，来自高SES家庭的儿童，在合作中选择贡献5枚金币的人数最多，占比24.55%，平均贡献金币在4枚左右。但是从贡献值为0-4枚金币的分布情况来看，呈现均匀分布的趋势，尤其是贡献值为0枚金币的免费“搭便车”者和投入1-2枚金币的“搭便车”者都远远高于来自中低SES家庭的儿童。

通过对来自两个不同SES水平家庭的儿童在决策一中的贡献程度，进行威尔科克森秩和检验，发现这两个群体存在显著性差异。来自中低SES家庭的儿童在合作中的互惠观念似乎更强烈，而来自高SES家庭的儿童虽然在投入5枚金币的占比方面与来自中低SES家庭儿童相近，但是贡献6枚金币的占比比来自中低SES家庭的儿童低约17.73%，并且较低贡献值(0-4)的占比高于来自中低SES家庭的儿童。

图4：来自中低SES家庭儿童贡献占比

图5：来自高SES家庭儿童贡献占比

其次是性别因素。决策一：性别因素对于被试在合作中的贡献程度几乎没有影响。通过威尔科克森秩和检验发现，在高SES群体(Z=-1.092)和中低SES群体(z=0.948)中，不同性别的贡献值差异均不显著。这证明性别对于合作贡献的决策几乎没有影响。决策二：由于被试在合作中的贡献决策与合作信念强相关，并且在决策一中，性别因素对于合作贡献的决策并无显著影响，因此，性别因素对于儿童的合作信念的影响不显著。决策三：在不同类型的合作者中，通过X2检验，发现性别因素对于合作类型的选择无显著性影响。

四、研究结论与教育建议

1.研究结论

自发性互惠意愿是儿童形成合作的内在动因,影响儿童合作策略的选择。从本研究的结果来看，儿童的互惠程度取决于对同伴行为的期盼和情感信念，当互惠结果发生变化时，会导致儿童合作的弱化。儿童对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关心程度要高于对集体利益和对他人付出的关心程度。儿童对集体利益的关心尤其不足，未能按照所有成员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行事。即使是具有他虑倾向的儿童，在投入合作的过程中也多是从个人利益和均等化角度考虑是否贡献力量。

在对于公共利益的贡献与回报方面，儿童对于合作的价值偏好存在结构性差异。具有无条件合作者特征的儿童更加关注公共利益和合作伙伴的利益，这也证明社会情感对决策起主导作用。具有条件性合作者特征的儿童具有强烈的交换性公正偏好，在维系合作的过程中，他们遵守的唯一准则就是贡献与回报应当完全对等。具有“搭便车”特征的儿童存在不想付出就想享受“社会红利”或者低付出得到高回报的心理，缺乏责任意识。

虽然不公平厌恶仍然影响儿童的合作策略，但是社会性学习改变了儿童的合作行为。从儿童在合作中的决策来看，对同伴投入的信念和对同伴实际投入点数的跟随，说明不平等厌恶在决策中起重要作用。随着合作轮次的增加，很多儿童参照同伴投入情况改变原有的合作策略，表现为互惠型个体(条件性合作者)和自利型个体(“搭便车”者)互相影响。互惠型个体的行为可以“诱导”自利型个体的合作行为。从投入呈V型曲线的儿童行为的改变可以看出其成为条件性合作者的过程。同样，互惠型合作者在遇到自利型个体的时候会做出自私的选择，其目的在于用这样的方式对“搭便车”者进行报复[16]。这与行为经济学领域中的众多研究结论一致：社会群体中如果有完全自私的参与者(即使人数非常少)，也会使其他的互惠型个体变得“自私”[17]。因为这些互惠型个体选择以对等策略来对待自私个体。从衰退性合作者行为转变的情况来看，消极的社会性学习会降低儿童合作的参与度。

与成年人相比，10岁左右的儿童的合作策略出现了典型的矛盾类型。除了无条件合作、条件性合作、“搭便车”这三种类型外，其他类型的占比与成人组或跨文化组相比都异常高。访谈发现，这类儿童是混合类型或者潜在的某种类型，正处于需要引导的阶段。因此，在合作的互惠方面对该年龄段的儿童需要进行更多的干预。

2.教育建议

拓宽儿童看待合作问题的视角，以公共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和归宿。社会是“一个目的在于增进每个成员利益的合作体系”[18]，教育儿童以互惠策略参与社会合作，是维持社会稳定和促进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价值取向。个体在社会合作中如果仅仅关心自己的利益，或者仅仅权衡自己的得失与他人得失的平衡关系，就会导致对集体利益的损害和对他人的妒忌，不利于合作的稳定，最终影响自己的利益。因此，要引导儿童从更加开阔的视角评估合作的效率，培养他们的集体主义精神，改变他们的合作行为。

引导儿童认识合作在抵御社会风险中的重要作用。引导儿童体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将促进人类合作甚至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共生作为行为准则。建构行动取向的“公共人”，培养儿童的公共意识、公共精神，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公共生活，形成公共德性，克服私欲。针对部分儿童未能认识到权责应当对等、强调权利的获得、忽视义务的履行、对公共利益的责任主体意识不强等问题，培养儿童在公共生活中的理性决策能力，使他们能够从权利与责任的视角看待公共生活中人与人的关系，明确权利与义务对等是社会公正的体现。

发挥不平等厌恶和社会性学习在促进儿童互惠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在儿童学习生活中，倡导合作探究、完成团体任务，从维护集体荣誉的成就感中，强化儿童的合作意愿和集体荣誉感，经由对集体的归属感和自我价值的认同感的培养路径，满足儿童归属与爱的需要，形成牢固的社会群体共建意识。

发挥互惠型个体的榜样示范作用，避免自利型个体行为对他人的消极影响。消极的社会性学习会对儿童合作意愿产生负面影响，教育者要及时发现生活中的消极合作行为，分析其内在的思想动机和错误的思维方式。鼓励儿童间的观点碰撞，促使儿童在理解对方观点的前提下，剖析自己观点的不合理之处，形成包容开放的系统认知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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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叶航,陈叶烽.超越经济人:人类的亲社会行为与社会偏好[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130.

[16][17][美]科林F.凯莫勒,乔治.罗文斯坦,等.行为经济学新进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603,343.

[18][美]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何包钢,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4.

基金资助: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双减’背景下基础教育课堂形态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2JZD047); 2022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社会经济地位对儿童成长的综合影响及其破解的实地实验研究”(项目编号:22BJL08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文章来源:任天鸣,崔驰,戴明.齐心同力还是坐享其成:儿童合作行为的心理机制——基于公共品博弈理念的实验研究[J].少年儿童研究,2024,(06):4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