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分析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的早期筛查结果,探讨其影响因素。方法选取2020年1月-2021年4月期间由社区医院疑诊为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488例患儿,转诊至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行专科髋关节临床检查、影像学检查和流行病学因素分析,对患儿临床资料进行单因素及多因素Logistic分析,探讨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影响因素。结果488例疑诊为DDH的患儿中经专科确诊的患儿有51例(10.45%,15/488)(63髋),其中男9例(12髋),女42例(51髋),男女比例1∶4.67,左侧41髋(65.08%),右侧22髋(34.92%),左右比例1.86∶1,其中单髋39例,双髋12例。多因素分析发现,女性患儿、臀位、皮纹不对称、有家族史、合并畸形、孕期羊水少、高龄产妇及襁褓捆绑为DDH发病的危险因素(P<0.05)。结论对婴儿采用初筛及专科检查的方式,可以早期发现和确诊DDH,并且发现DDH发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患儿、臀位、皮纹不对称、有家族史、合并畸形、孕期羊水少、高龄产妇及襁褓捆绑。在早期初筛时,应格外留意具备上述危险因素的患儿,及时随访复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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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DDH)是指一系列髋关节解剖异常,其中股骨头和髋臼排列不当和/或生长异常[1]。这些异常在出生时并不总是在临床上表现出来,因此采用术语“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来代替“先天性髋关节脱位”[2]。在大多数情况下,DDH的早期检测和治疗已被证明可以使用侵入性较小的治疗方式来改善临床疗效[3],成功治疗的可能性更高,更好地重塑患儿髋关节进而减少二次手术的概率,并且通过简单的早期治疗显著降低了患儿缺血性坏死的风险[4]。因此对于婴幼儿DDH的早期筛查具有重要的医疗健康价值。本研究对筛查的488例疑诊为DDH的患儿,行髋关节临床检查、影像学检查和流行病学因素分析,探讨DDH的危险因素。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2020年1月-2021年4月期间筛查的488例疑诊为DDH的患儿,其中男孩241例(49.39%),女孩247例(50.61%),平均年龄(6.21±4.09)月。纳入标准:①体检初筛时髋关节表现异常;②月龄12个月以内;③临床资料完整;④患者及家属支持且自愿参加研究。排除标准:①多种综合征导致的DDH;②患有先天性免疫缺陷疾病的患儿。
1.2方法
1.2.1筛查流程
对出生42d~12个月的婴儿,经过社区医院初筛,筛查标准:臀位生产、皮纹不对称、髋关节活动受限及合并其他畸形等高危因素的婴儿。对可疑的患儿转诊至本院骨科门诊,由小儿骨科医生进行专科查体(皮纹是否对称、双下肢是否等长、Allis征、外展试验等),详细记录患儿母亲孕期的病史、家族史、胎位及分娩信息等,同时检查有无其他合并畸形(多指、马蹄足等)。对专科查体为阳性(皮纹不对称、Allis征阳性、外展试验可疑)的患儿辅以B超或者X片检查(6月龄以下行B超检查,大于6月龄行X片检查)以进一步确诊。如果髋关节脱位或不稳定,或者超声、X片检查发现髋关节发育异常,骨科医生将会重新检查髋关节。
采用超声Graf法筛查DDH[5]:采用超声诊断系统对患儿检查。首先使患儿保持不哭不闹,侧躺,使下肢屈髋屈膝,使用Graf成像系统,测量患儿的髋臼盂缘、髋臼的位置构造形成的α角和β角,并且根据测量结果对髋关节进行分型。Ⅱ、Ⅲ、Ⅳ型为DDH组,Ⅰ型为非DDH组,分型方法见表1。
1.2.2观察指标
①记录统计DDH患儿的临床资料;②采用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影响DDH发生的影响因素。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22.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计量资料用(x¯±s)表示,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各影响因素。计数资料用[例(%)]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基本资料
488例疑诊为DDH的患儿经专科检查确诊的患儿有51例(10.45%,15/488)(63髋),其中男9例(12髋),女42例(51髋),男女比例1∶4.67,左侧41髋(65.08%),右侧22髋(34.92%),左右比例1.86∶1,其中单髋39例,双髋12例。488例疑似患儿中年龄≤6个月的患儿均行B超检查,平均检查日龄为83.4d,其中27例(52.94%,27/51)确诊为DDH,患儿经保守治疗(分髋抱或佩戴pavlic吊带)后,定期复查B超,证实好转。6~12个月龄的患儿均行X线片检查,24例初诊患儿确诊为DDH(47.06%,24/51)。
2.2单因素分析
确诊DDH的患儿有51例,其中女性患儿、臀位、皮纹不对称、有家族史、合并畸形、孕期羊水少、高龄产妇及襁褓捆绑是影响DDH患病的发病因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2.3多因素分析
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将P<0.05的变量引入Logistic回归方程,对影响因素进行赋值:性别:男性=0,女性=1;臀位:无=0,有=1;臀纹:对称=0,不对称=1;家族史:无=0,有=1;合并畸形:无=0,有=1;孕期羊水:正常=0,少=1;高龄产妇:否=0,是=1;襁褓捆绑:无=0,有=1。通过多因素分析,发现女性患儿、臀位、皮纹不对称、有家族史、合并畸形、孕期羊水少、高龄产妇及襁褓捆绑为DDH发病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3。
3、讨论
DDH是骨科常见的先天性异常之一,如果诊断和治疗太晚,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损伤。由于髋关节检查成像程序的应用和改进,术语DDH已从仅仅是对明显不稳定和(半)脱位髋关节的临床诊断扩大到更细微的区别和成熟度等级[6]。Graf发明的超声髋关节筛查方法是评估小月龄儿童髋关节适当成熟度和预防DDH的有效方法[7]。达成广泛共识的是,DDH的早期诊断和干预对于获得良好结果至关重要[8]。超声检测DDH具有方便快捷、灵敏度高、费用低等优点,有助于早期筛查的普及及推广[9]。因此,超声髋关节检查是DDH早期筛查中最为常用的手段。
众所周知,DDH的发病率范围很广,具体取决于受检查队列的地理区域及种族[10,11]。但重要的是要考虑到DDH的报告不仅基于不同的队列,而且基于不同的DDH定义和筛选方法。因此,除了队列依赖因素之外,这些差异也强烈影响文献中给出的DDH的发生率。一般来说,根据超声检查,DDH的发病率较高,据报道,DDH的发生率为0.86%~1.15%,根据超声检查为2.5%~4.7%,导致这种差异的一组髋关节是发育不良但不是不稳定的关节,临床检查不易检测到这些关节[12]。基于以上背景,本文在早期筛查中采用了专科查体+超声或X线片的方式,确保检查的准确性。
既往研究[13,14]表明,臀位、家族史及女性是DDH的公认危险因素,本文的结果部分也呈现出女性患儿、有家族史及臀位是DDH发病的危险因素,这与前人研究结论相一致,女性雌激素水平较男性高,而高的雌激素水平更易引起骨盆和韧带松弛,这可能是女性DDH患儿发病率高于男性的原因[15]。DDH被认为是多因素起源的,子宫内生物力学和遗传性是其已报道的危险因素[16,17]。鲁琰等[18]在10139例兰州市婴幼儿的DDH筛查中报道了羊水过少、剖宫产及臀位为DDH的危险因素,但是在本研究中尚未发现分娩方式是DDH发病的影响因素,这可能与研究的样本量的不同有关。本研究多因素分析发现,女性患儿、臀位、皮纹不对称、有家族史、合并畸形、孕期羊水少、高龄产妇及襁褓捆绑为DDH发病的危险因素(P<0.05)。另外有一些风险因素的频率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因为它们会受到多种其他因素的影响,例如不断变化的社会因素[19],因此,DDH发病率随时间的变化是一种潜在的现象,必须加以考虑这一点,受限于样本及条件,在本文中社会因素尚未涉及,仍需进一步大样本长时间随访调查。在婴幼儿初筛的时间方面,婴儿月龄越大对于DDH的诊断越明确,但是月龄越大越不利于手术治疗,从治疗角度来讲,3个月内发现可以最大程度地给予早期治疗[20]。故建议3个月内为DDH的最佳筛查时期。
综上所述,通过对42d至1岁儿童采用专科检查+影像学辅助检查的方式,可以早期发现和确诊DDH,在DDH的发病早期对患儿进行干预,达到了早发现早治疗的目的。另外通过流行病学分析发现,DDH发病的危险因素包括女性患儿、臀位、皮纹不对称、有家族史、合并畸形、孕期羊水少、高龄产妇及襁褓捆绑,提示在DDH早期初筛时,应格外留意具备上述危险因素的患儿,及时随访复查。
参考文献:
[1]唐校光,胡士琪,李永智,等婴幼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超声筛查研究[J].中国伤残医学,2016,24(17):18-20.
[2]刘寒月某市超声筛查先天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结果分析[J].中国医药指南,2016,14(6):51.
[3]汤祎,张燕燕,宋晶,等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早期筛查的情况分析[J].医学影像学杂志,2020,30(3):479-481,485.
文章来源:冯婷婷,赵旭飞,徐静芳,赵国强.婴儿发育性髋关节发育不良的早期筛查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21,36(19):4526-4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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