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论文范文 > 医药卫生论文 > 肿瘤科论文 > 宫颈癌论文 > 围绝经期宫颈癌放疗后放射性肠炎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

围绝经期宫颈癌放疗后放射性肠炎现状及危险因素分析

2024-07-30 60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分析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放射性肠炎现状及其危险因素。方法对2020年11月—2023年10月杭州市肿瘤医院收治的100例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的一般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中国放射性直肠炎诊治专家共识（2018版）》中放射性肠炎相关标准，将其分为发生放射性肠炎组（27例）和未发生放射性肠炎组（73例）,统计两组一般资料[年龄、体质量指数（BMI）、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临床分期、肿瘤大小等]。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明确影响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危险因素，绘制ROC曲线分析诊断效能。结果发生放射性肠炎组临床分期Ⅲ～Ⅳ期、肿瘤大小>4 cm、浸润深度≥1/2、放疗方式为三维适形放疗、放疗时长≥9周及平均受照剂量>60 Gy比例分别为40.75%、62.97%、74.08%、74.08%、40.74%及74.08%,均高于未发生放射性肠炎组的8.22%、35.62%、46.58%、28.77%、17.81%及41.0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4.774、6.013、6.000、16.725、11.813及8.594,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Ⅲ～Ⅳ期（OR=1.908）、肿瘤大小>4 cm（OR=1.895）、放疗方式为三维适形放疗（OR=4.276）、放疗时长≥9周（OR=5.686）及平均受照剂量>60 Gy（OR=5.360）均是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危险因素（均P<0.05）。经构建风险评估模型（即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放疗方式、放疗时长、平均受照剂量水平联合检测模式下）AUC值最高，为0.899,且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92.59%、85.15%。结论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危险因素包括临床分期Ⅲ～Ⅳ期、肿瘤大小>4 cm、放疗方式为三维适形放疗、放疗时长≥9周及平均受照剂量>60 Gy。在临床上应控制相关危险因素，并给予有效防治措施来降低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放射性肠炎的发生风险。

关键词：
围绝经期
宫颈癌
并发症
放射性肠炎
放疗
加入收藏

宫颈癌是女性生殖系统最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研究[1]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率呈整体上升趋势。其中围绝经女性的卵巢功能逐渐衰退，体内雌激素水平降低，机体抵抗力也会有所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其宫颈癌的发生风险[2]。宫颈癌患者早期可能无明显症状，但随着疾病的进展会出现接触性出血、异常阴道流血等，随后由于肿瘤的增大，压迫相邻器官组织而出现相应症状[3]。目前临床上以手术作为宫颈癌患者的主要治疗手段，同时联合术后放疗能有效降低复发率，在延长患者生存时间方面具有积极意义[4]。但长期的放疗容易引起一系列并发症，其中以放射性肠炎最为常见，患者通常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及便血等症状，严重影响患者生活质量。因此有效明确影响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危险因素则显得尤为重要[5]。本研究探讨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危险因素，旨在为后续宫颈癌患者放射性肠炎的防治工作提供可靠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回顾性分析2020年11月—2023年10月杭州市肿瘤医院收治的100例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的一般资料。纳入标准：①符合《妇产科学》[6]中围绝经期的诊断标准；②经病理学检查，符合《常见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第5版)》[7]中宫颈癌的诊断标准；③临床分期Ⅰ～Ⅱ期患者采取根治性手术联合辅助放疗的方式；临床分期Ⅲ～Ⅳ期患者则采用同步放化疗的治疗方案和系统治疗；④所有研究对象均已了解研究相关内容且自愿加入本次研究；⑤家属知情并签署同意书。排除标准：①治疗前合并胃肠道方面的疾病；②心、肝、肾等重要脏器存在严重的功能障碍；③有严重胸腔积液；④精神异常；⑤合并严重的感染性疾病；⑥临床资料不完整。本研究获得杭州市肿瘤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收集

采用本院自制的调查问卷收集100例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的基本资料，包括年龄、体质量指数(BMI)、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浸润深度、放疗方式、放疗时长及平均受照剂量等。

1.2.2 放射性肠炎的诊断标准

根据《中国放射性直肠炎诊治专家共识(2018版)》[8]中放射性肠炎相关标准，将100例开展放疗的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分为发生放射性肠炎组(27例)和未发生放射性肠炎组(73例)。其中放射性肠炎的诊断标准：患者出现里急后重，排黏液便、腹痛等症状，数周甚至在半年内临床上出现肠道功能紊乱，如便秘或腹泻，不同程度的腹痛、便血、肛门刺激痛及、大便时坠痛等直肠反应；做纤维肠镜的检查，黏膜有水肿、充血、出血、糜烂乃至坏死；直肠的部位受到分次照射或等效一次照射，直肠累积吸收剂量范围为45～60 Gy。

1.3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描述以[例(%)]表示，两组间差异比较采用χ2检验，logistic回归模型中进行多因素分析用以明确影响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独立因素；绘制ROC曲线分析诊断效能，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单因素分析

两组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浸润深度、放疗方式、放疗时长及平均受照剂量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1。

表1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单因素分析[例

2.2 影响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logistic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

将放射性肠炎作为因变量(Y),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其中临床分期(X1)、肿瘤大小(X2)、放疗方式(X3)、放疗时长(X4)、平均受照剂量(X5)分别赋值：Ⅰ～Ⅱ期=0,Ⅲ～Ⅳ期=1;≤4 cm=0,>4 cm=1;三维适形放疗=0,强调放疗=1;<4周=0,4～8周=1,≥9周=2;<40 Gy=0,40～60 Gy=1,>60 Gy=2。logistic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Ⅲ～Ⅳ期、肿瘤大小>4 cm、放疗方式为三维适形放疗、放疗时长≥9周及平均受照剂量>60 Gy均是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危险因素(均P<0.05)。见表2。

2.3 单一风险因素和构建风险评估模型ROC分析结果

由ROC曲线分析，经构建风险评估模型(即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放疗方式、放疗时长、平均受照剂量水平联合检测模式下)AUC值最高，为0.899,且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92.59%、85.15%。见表3,ROC曲线见图1。

表2影响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logistic回归模型多因素分析

表3单一风险因素和构建风险评估模型ROC分析结果

图1单一风险因素和构建风险评估模型ROC图

3、讨论

目前，有关宫颈癌的发病机制尚不十分明确，多数学者认为主要是由于高危型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所致，同时还与不良性行为、卫生习惯、吸烟及长期服用口服避孕药等因素具有紧密关联[9-10]。其中围绝经期是指女性绝经前后的一段时间，通常为45岁左右开始至停经后12个月内的时期，而处于该时期的女性，其卵巢功能逐渐衰退，机体内的雌激素水平和机体的抵抗力也会随之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宫颈癌发生风险[11]。目前临床上对于宫颈癌患者的治疗以手术联合放疗的方式为主，能有效起到杀死癌细胞、控制肿瘤生长及延长患者生存期的作用。但由于女性盆腔的结构较为复杂，在生理解剖上宫颈紧邻直肠和膀胱，在开展放疗的过程中也会损伤正常的组织器官，引起肠壁黏膜溃烂、肠黏膜血管受损等情况的发生，进而可造成放射性直肠炎[12-13]。故围绝经期宫颈癌放疗患者放射性直肠炎的防治工作应引起临床的重视。本研究结果显示，100例进行放疗的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中，有27例发生放射性肠炎，发生率为27.00%,这与张世仙[14]研究结果基本相符。

为了有效降低进行放疗的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发生放射性肠炎的风险，关键在于明确影响围绝经期女性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危险因素。本研究通过logistic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Ⅲ～Ⅳ期、肿瘤大小>4 cm、放疗方式为三维适形放疗、放疗时长≥9周及平均受照剂量>60 Gy均是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危险因素。现对危险因素进行逐一分析：①相较于临床分期Ⅰ～Ⅱ期，临床分期Ⅲ～Ⅳ期的患者放疗时间较长，体外照射时间延长，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腔内高剂量放射率增加，导致患者出现腹痛、腹泻及便血等症状，进而增加了放射性肠炎的发生风险[15-16]。②肿瘤大小>4 cm的宫颈癌患者，通常其肿瘤的恶性程度较高，且肿瘤的生长速度较快，容易出现远处转移。同时肿瘤区域对放疗射线更为敏感，容易出现肠壁黏膜溃烂、水肿等症状，进而促使发生放射性肠炎的风险升高[17-18]。③三维适形放疗作为一种传统的放疗技术，主要是通过三维立体成像来确定肿瘤的位置和形状，然后根据肿瘤的大小和位置设计出合适的放疗技术[19]。而调强放疗则是一种更加精确的放疗技术，其应用计算机算法来优化放射束的强度分布，使得放射剂量更加精确地适应肿瘤形状，能根据剂量的梯度来对射线照射的强度分布进行调控，在提高肿瘤区域剂量的同时，能降低邻近器官组织的照射剂量，因此相较于调强放疗，采用三维适形放疗的宫颈癌患者发生放射性肠炎的风险更高[20-22]。④放疗时间较长的宫颈癌患者，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其照射剂量的增加，进而造成发生放射性直肠炎的概率升高[23]。⑤平均受照剂量>60 Gy的宫颈癌患者，其放疗剂量的增加，促使其血管通透性的增强，可引起体液大量渗入肠腔，进而损伤肠上皮细胞，造成水电解质吸收紊乱的情况发生，导致腹痛、腹泻等胃肠症状，同时可引起坏死细胞基质大量沉积和纤维细胞增生，导致闭塞动脉内膜炎的发生，若患者的直肠过度狭窄，则可影响排便，大大增加了放射性肠炎的发生风险[24-25]。

本研究还进一步构建了风险评估模型，由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放疗方式、放疗时长及平均受照剂量水平联合检测模式下的AUC值最高，为0.899,且灵敏度、特异度分别为92.59%、85.15%,提示采用临床分期、肿瘤大小、放疗方式、放疗时长及平均受照剂量水平联合检测的方式评估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是否发生放射性肠炎具有一定的临床应用价值。

综上所述，临床分期Ⅲ～Ⅳ期、肿瘤大小>4 cm、放疗方式为三维适形放疗、放疗时长≥9周及平均受照剂量>60 Gy均是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危险因素。在临床上应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有效控制，施以有针对性的防治措施来降低围绝经期宫颈癌患者放疗后发生放射性肠炎的风险。

参考文献:

[1]蔡会龙,原伟光.全球及我国宫颈癌流行现状及防治策略[J].临床肿瘤学杂志,2023,28(1):90-93.

[2]黄留叶,赵雪莲,赵方辉.宫颈癌的发病与死亡变化趋势及其预防策略进展[J].肿瘤综合治疗电子杂志,2021,7(2):21-25.

[4]王瑜,康婉英,王光明,等.3D-CRT､IMRT和VMAT放疗技术在早期宫颈癌根治术后辅助放疗中的应用[J].保健医学研究与实践,2023,20(6):56-60.

[5]严金金,刘佳.子宫颈癌患者放射性直肠炎的发生率及其危险因素分析[J].中国医学创新,2021,18(35):6-9.

[6]曹泽毅.中华妇产科学[M].第3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4:2537.

[7]马丁,沈铿,崔恒,等.常见妇科恶性肿瘤诊治指南[M].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9:38-45.

[8]中国医师协会外科医师分会,中华医学会外科学分会结直肠外科学组.中国放射性直肠炎诊治专家共识(2018版)[J].中华胃肠外科杂志,2018,21(12):1321-1336.

[12]罗丹,孔为民,陈姝宁.宫颈癌放疗后放射性直肠炎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因素分析[J].医学综述,2021,27(2):400-403,408.

[13]郑敏,何玲,许敬辉,等.宫颈癌外照射急性放射性直肠炎剂量-体积-时间关系研究[J].中华放射医学与防护杂志,2017,37(3):205-209.

[14]张世仙.宫颈癌根治性放疗出现重度慢性放射性直肠炎危险因素调查与护理干预[J].护理实践与研究,2020,17(8):3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