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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医的职业素养对解放战争战救工作的影响分析

2020-06-10 647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时下相关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医患危机管理和医患纠纷处理两个方面，关于医患关系历史发展及历史上医患关系的研究甚少。基于历史文献，以解放战争时期战救工作为切入点，从军医的职业素养、角色定位及目标3个方面，论述医生主导型医患关系在战争这个特殊环境中的重要作用及价值，期待对今天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乃至健康中国战略实现有所帮助。

关键词：
军医
医学教学
医患关系
战救工作
职业素养
解放战争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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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患关系作为一种具有伦理特征的特殊人际关系及文化现象，早已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医患关系在我国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特色和模式，在战争这个特殊的环境下战救工作中的医患关系是医生主导型。本文基于历史文献，以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救工作为切入点，从军医的职业素养、角色定位及目标3个方面，论述医生主导型医患关系在战救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现实意义。

1、解放战争时期军医的状况

军医的数量和质量是做好战救工作的根本保障。一方面，战争使得本来就严重不足的卫生干部和医疗技术人员更加短缺，身兼数职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如按1948年编制数，渭北战役期间尚缺排以上卫生干部2275名，排以下卫生人员3486名[1]。中原军区一名医生要负责二百多名伤病员，平均一名医生负责一百名以上病人，平均一个护士照顾三十名以上病人[2]。另一方面，医护人员的技术水平整体偏低。医护人员大多由卫生学校、各类短训班或师带徒、互教互学等方法培训出来，根据战斗需要进行学习，需要什么就学习什么，根本没有条件进行系统而完整的专业学习。这势必增加战救工作难度，导致死亡率和残废率上升。保质保量地完成战救工作，对军医而言无疑是一次严峻的考验，也对他们提出了更高要求。

2、军医的职业素养

关于医生的角色定位和目标，我国隋唐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第一卷《大医精诚》中做出了明确的论述，要求医者既具备精湛的医术，又要有高尚的品德修养。历代医者将“精”与“诚”奉为圭臬而严格地遵守和践行。

2.1精湛的医术

精湛的医术是治疗效果的重要保障，但当时军医的水平整体偏低。据1948年渭北战役期间统计，排以下卫生人员质量不理想，多是由中、小学生，教员、农村青年以及地方工作人员在战争环境下临时培训而成的[1]。为了提高医术，创办了多样化的短训班和卫生院校，要求军医一边救治伤员，一边学习专业知识。1948年济南战区医院有计划地布置理论与技术学习任务，在战前下发了治疗条例、血管战伤、石膏绑带等相关学习材料，让医务工作同志广泛讨论，以理论指导工作[3]。1949年冀鲁豫军区卫生部利用工作空隙，组织各分区处长或医务主任及直属单位的院长和科组长编成在职轮训班，以提高手术技能，半年中共学习一百八十六个手术[2]。要求他们扎实掌握操作流程，规范操作：手术前剃除手术区域的毛发时，必须按照“用热清水擦净、用百分之七十火酒消毒、包以无菌巾”三步依次进行；手术前一日需沐浴，换干净衣服；手术后要求“伤病员未醒之前护士不得离开，并每小时查脉搏呼吸一次”“腹部手术后于病人呕或狂吐时，将手放在病人腹壁上，并向伤口轻压之，以防缝线破裂，作半卧位”等[3]。自主培养成为壮大军医群体的主要途径[4]，这不仅达到了治病救人目的，还有利于培养军医职业道德。

2.2高尚的医德

高尚的医德是医护人员想方设法为病人看好病[5]的充分必要条件，只有具备高尚的医德，才能以病人为中心，不怕流血牺牲，做到无私奉献。西北军区从人本主义出发，在医疗救治工作中掀起了革命竞赛的热潮，对工作踏实、任劳任怨、成绩显著者给予奖励[2]。火线抢救“坚决不丢掉一个伤员”，四军卫生员陈彦儒同志和他的模范抢救小组做到了“炮弹打到那里，就救护到那里”“与伤员共生死”。模范共产党员六军护士长任永亭同志负伤不下火线，坚持完成自己的任务到战斗结束[1]。中原军区一名医生要负责二百多名病员，平均一名医生负责一百名以上病人，平均一个护士照顾三十名以上病人[3]。胶东在武昌部队的担架队专门进行了爱护伤员运动，提出“晚上是担架员，白天是看护员”的口号，待伤病员亲如家人，这种无微不至的爱护伤员行为，解决了转运期间伤员同志存在的各种问题，解决了医护人员不足问题[2]。医护人员彻夜陪护、身兼数职已成常态。据不完全统计，解放战争历时三年多，医护人员共抢救、医治伤病员128万多人，其中不包括伤俘。东北军区三年来培养、训练与争取了大批医疗技术人员，组织了各部队卫生机关，配备了九十多个医院的卫生干部与人员，配备了各部队医疗技术人员，担负了三十余万个伤病员的收容治疗[6]。这些充分证明军医的思想道德情操和党性绝对是过硬的。

2.3艺术性的沟通技巧

沟通技能是医护人员必备技能之一。适当地告诉病人危险情形并安慰，可以缓解其紧张情绪；简单生硬的交流只会让伤病员因不了解病情而产生不满情绪，加重心理负担，影响治疗效果和速度。1947年10月颁布的《后方总医院医疗工作规则及职责条例》规定，医护人员职责包括了解伤病员心理状况，如喜、怒、哀、乐，给予精神上的安慰，尽量使病人安静，了解病人的痛苦，给予病人无限温暖，使他们视入医院如入家庭的怀抱，对病人态度亲切[4]。可见，医患沟通是提高医疗服务质量和改进行业作风的需要。东北军区组织了伤病员管理委员会，对于伤病员发生的问题，采用民主办法，大家讨论处理。要求对病员要有耐心教育的精神，对于所发生的问题，不应采取简单方式去对付[6]。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说：“医生有两种东西可以治病，一是药物，二是语言。”

3、军医的工作

以患者为中心，这是医学人文教育和安全服务的理念与核心，也是医护人员在医患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角色定位。在战争这种极为特殊的环境下，我党领导和集中全国之人力与物力，动员国际友好力量，从技术、环境、服务等方面，尽可能为伤病员创造有利条件。

3.1全力救治转运伤员，降低伤残率

根据战役行动或战役需要，临时组建战时医院，保证战场救护就地治疗、就近治疗；手术站附近都配有重伤收容所，规定特殊重伤手术之后不得立即转运，需留医观察五至七日[3]，伤员的收容和转运，以就近收容、就近转运为主，全程配有专业医护人员。东北军区建立阶梯治疗体系，这是贺诚部长在1948年1月东北军区卫生部会议上针对转运中的治疗提出的建议，目的是保证伤兵多而不乱、后送战线长的前提下不使治疗间断、及时而适当地治疗伤兵[6]。每次战役中伤员收容数量都有规定，以保证治疗效果。七院仓促成立，物质条件艰苦，初步拟定一千五至二千名伤员的收容任务，成绩显著，八个月收容九千多人，在奉仓时期出院占其总收容量的百分之八十四[2]。秋季攻势时期，四纵梁建平医生对手术后极度虚弱的伤员给血500CC，连续施行5小时的人工呼吸，六天后伤员好转，转危为安。前后十天梁医生没休息，经评定记了二大功，荣获朱德奖章[6]。华北军区的医务功臣——邹际五、康得腾同志，还有附属一所看护员傅宗义，直院一所看护员田少生，二所看护员胡明岭，其工作精神可嘉可奖[7]。这样的先进事例不胜枚举，这些医务功臣为减少伤员痛苦和死亡做出了贡献。

3.2亲自研发医药器械，改进治疗方法

医药器械严重缺乏，医护人员就自己动手，亲自研究开发。中央军委要求“自力更生，发展药厂生产，以适应大部分内科用药与强心、止痛、注射及玻璃用具需求”[8]。各军区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陆续开办药厂，生产战救急需药品器械。“今年的春、夏，医院一般的常用器械都没有，换药用竹签子、竹筷子等。到了七、八月，医院才得到补充。秋冬两季的内科药品，全靠药厂从中药中提炼有效成分，制作制剂，以满足部队需要。”[3]东北军区“能造六十种药品，全部卫生材料与整套器械，惟质量尚差。由于不能按计划买来不能自制的药械，故仍感不足。一切防疫苗与血清如霍乱、伤寒、斑疹伤寒、鼠疫、白喉、破伤风、气性坏疽以及其他，完全可以自造自给，如关内需要尚可以供给”[7]。同时，不断探索和发现新方法。引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苏联广泛应用的创伤新疗法，据后方医院不完全统计，各医院化脓比率为4%～15%。虽然没有达到要求，但比以前大大降低[3]。淮海战役收容量大，其提出采用土办法以及针灸来克服当前存在的困难：部队医院利用桑树油和加强护理治破伤风；镊子少，便用竹签卷棉花代替；针对风湿痢疾，用针灸来解决问题[3]。新技术和新方法不断涌现，大大提高了战救效率。

3.3加强战救知识教育，普及卫生常识

普及战救知识，加强军民卫生常识教育，既能保证战伤救护得法，又能使部队避免发生大型流行性传染病。东北解放区各种疫病流行猖獗[9]，由此可见，普及防治知识非常重要。昌潍、胶西战役中各部队进行了实际包扎教育，每人都会三至五种包法，最多的是一团八连战士有的会十六种包法；担架员则接受伤员搬运法以及止血包扎等方面教育[2]。晋察冀军区部队经常利用卫生课时间，给指战员进行救急包使用保管法与简单急救技术方面教育[8]。为了防止生病，督促部队人员养成良好的生活、作息习惯，注意卫生清洁、预防感冒，抓住空余时间为军队上卫生课等[3]。中原军区在冬季作战时，发足战伤救护药品，特别注意预防冬季可能发生的冻疮、伤寒病[2]。抬担架也是一个技术活，晋察冀军区在1949年野战卫生勤务总结时指出：“因为担架员还训练得不够熟练，伤亡仍大。”[8]东北军区对各类伤员的转运都有明确规定，比如，对于头部伤，应平放担架，转运时禁用汽车、大车和爬犁；对于气管伤，应用半卧位，头要稍高举，使头部突出，以防窒息；对于神经病症状患者，可用绳和绷带将其固定在担架上，以防止意外发生[8]，避免二次受伤，减少伤员痛苦。

4、研究军医角色定位的现实意义

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由此可见，医者责任之重大，医生职业被认可度之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救工作再次诠释了医者的价值理念，军医之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4.1发扬医者精神，传承医德医术

在那个炮火纷飞的特殊时期，从火线抢救到转运治疗，从医药器械到日常生活用品，无论哪一个环节，目标定位就是“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伤病员”，全体军医在缺医少药、客观条件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救治了近130万伤病员。“想方设法为病人看好病”再次诠释了医者的价值理念和党性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实施健康中国战略，在科技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当下，掌握精湛医术的医护人员要具有大爱无疆的人文情怀。再现军医之精神，对于传承医德医风医术具有重要意义。

4.2加强医者培训，发挥行业主体作用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灾难频发的国家，近40年来的研究显示，每年因灾难造成的人员死亡达数万人，直接经济损失占GDP的15%[10]。我们需要大量的灾难救护人员和专业性非常强的自律性行业组织。行业组织对于本领域发展动态和新兴事物，不仅能够迅速做出反应，还能采取灵活有效的方式深入每个角落。参考解放战争时期的经验，从法律层面想办法，采取强制性措施，加强医者专业培训和医德教育，同时创造良好条件，使医者及相关行业组织真正发挥主体作用，增强主人翁意识，从而更好地服务人民。

4.3树立医患和谐典范，助力社会和谐发展

医患关系是学界和社会关注度非常高的热点问题。解放战争时期，不但缺医少药现象严重，而且其他物质条件也极其艰苦。在战救工作中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发挥军医的主导作用，最大限度地挽救了军民生命。医护人员用他们的生命及亲人般的服务深深地感动了伤病员，得到了伤病员的理解和尊重。比如第三后方医院，伤员自动组织晚会，请工作人员参加，在晚会上拿出很多苹果、花生等慰劳品，另外制作了几面大旗献给工作人员[2]。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医患齐心协力攻克难关，为当下树立了典范，值得我们学习。

军医在战救工作中的角色定位及其目标再次诠释了医者的崇高信念和党性原则。以史为鉴，研究和再现解放战争时期以医生为主导的医患关系，对传承医德医风、构建和谐医患关系[11]及助力健康中国战略实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三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2]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五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3]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四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4]张荣杰.苏区军医群体论[J].党史研究与教学,2018(26):79.

[5]钟南山.简论医德的内涵[J].中华医学伦理学,2006(19):3.

[6]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六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7]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七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8]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史资料选编·解放战争时期(第一册)[M].北京:金盾出版社,1992.

[9]邢蕙兰,林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探析[J].江西社会科学,2017(4):151.

[10]刘代骏,李浩.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下灾害救援医学知识融入灾害教育的实践与思考[J].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9(19):290-2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