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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讨在中医药国际化中人类学的意义
摘要：医学人类学是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具有重视人的生物性及文化性的特点,是不同医学之间沟通的桥梁,并且能从多方面助益跨文化健康服务。它与中医学在方法学上具有相通性,因此,医学人类学能够助力中医药文化深入人心,提升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增强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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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1]。因此,医学不仅只是智力意义上的科学,而且也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2],如此医学人类学和社会医学是生物医学、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和康复医学的必然补充[3]。《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长久。”早在20世纪90年代,国内已有学者指出了人类学方法在中医药研究中的巨大应用价值[4],目前在国内,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的还不多见,西方关于中医的人类学研究逐渐兴起,但总体还十分有限。本文将对人类学的学科背景进行简介,分析人类学能够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的原因,并讨论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作用。
1、人类学概述
“文化”是人类学研究的主题,人类学的起源具有浓厚的博物学以及殖民主义色彩。17世纪至20世纪的欧洲处于一个不断扩张的时代,为了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殖民地资源,制定针对原住民的管理政策,自然要对当地的物产、风土人情等进行全方位的了解。通过田野调查和民族志的撰写,人类学这一学科逐渐形成。
进入20世纪,各国人类学多元化发展。诞生于西方殖民强权的人类学强调跨文化研究,并接受某些类型的文化相对论[5];在南欧与中欧国家,人类学家往往与民俗学家以及语言学家合作研究地方民族语言和民俗文化,通过博物馆等大众教育方式,再现民族国家的形成,建立民族主义观点[6];前苏联及苏维埃阵营国家的人类学则遵循马克思的社会演化理论[7]。今天人类学中的不同分支分别属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其中的一个或多个领域[8]。
“全球化”“医疗”与“生物科技”是当前人类学家最关注的议题,由此,医学人类学成为人类学应用研究领域中成果最丰富的一支。医学人类学同时属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是指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9],包括生态、政治经济、公共卫生和临床应用等方面。
2、人类学助力中医药国际化发展
2.1人类学与中医药学方法相通
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它们都具有整体观和跨学科的特质,并将人的生物性和文化性视为一个整体,因此,将人类学方法运用于中医研究,特别是中医药文化现象和中医药理论本质的研究,将产生巨大的价值。
人类学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民族志(ethnography),即运用实地考察来提供对人类社会的描述和解释性研究。这一方法将社会或文化当作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参与性,同时强调在特定的某个社会文化环境中,并对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进行描述和解释。因此,人类学民族志同时又是一种知识工具,它所体现的是研究者在某一特定文化群体中的经验。
在纳入现代化管理制度以前,中医药传承的主要方式之一是家庭或师徒的经验传递,如跟师生活、采药制备、临证抄方、侍诊于前,强调耳濡目染、口传心授。业师的日常经验是医者主要的知识来源,而医药知识在这些日常实践中也被生产出来。医者也兼具儒家精神,有条件者也会将一己、一家之经验心得付梓成书,可谓文章千古,兼济天下,使后来的知识分子亦能按图索骥,自学成才,这些书籍的内容是医家日常经验的再现,因此具有整体性。而限于古代的交通条件,医家的经验在整体性的基础上也具有地方性。这些医家病案汇集和经验总结构成了中国古代医书中的一大部分,它们从人类学角度亦可以视为一种民族志。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古代的中国,参与性观察和民族志是获得和生产中医药知识的主要方式。
因此,人类学与传统中医药学在知识生产的方法上具有相通性,这为学科之间的对话交流打开了方便之门。鉴于“话语生产能力不足”是目前中医药国际化所面临的首要障碍,若能在中西医科学对话之外,从文化角度开展更多的对话和交流,就能够帮助中医药以更加通用的语言阐释其理论本质,增强中医药跨文化能力。
2.2人类学是不同医学体系间的桥梁
我们在对海外中医教育进行调研时发现,目前海外认同度最高且最系统的中医教育正是从医学人类学课程发展而来,它的设计和建设被视为一项多层次、综合性的文化工程[10]。事实证明,中医药作为医学人类学内容切入主流医学教育是对中医药长久发展的最佳方案。
1990年,受法国巴黎第十三大学著名医学人类学家马达赫索教授邀请,时为访问学者的中医专家朱勉生教授在达·芬奇医学院开设中医课;3年后,增开导引学分课;7年后,法国第一个医学高校的中医文凭教育办成。通过十几年的努力,当初的教研室已经发展为中医系,而中医专业也成为目前达·芬奇医学院十几个专业中人数最多、口碑最好的专业[11]。这一项目针对已经获得医学或药学博士学位的医生、药剂师、研究管理人员和五年级以上具有处方权的医学本科生开设,并且始终围绕“文化内核”进行课程设计,课程内容包括中医学、经络学、导引功、中医汉语、中国哲学、天文学、中国文字文化、中西医比较等,还设置到中国进行文化旅游和中医实习的环节。通过三年的学习,他们理解和运用中医药的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学员们认为,他们对中医的学习使其临床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中医的多种技术也为临床实践提供了新的借鉴[11]。今天达·芬奇医学院中医系的影响已经超出了教学和临床,辐射到更加广泛的层面。这一项目的毕业生分散在法国各大医院、卫生行政监督管理部门、专业的医学学会、医生联合会等,他们从高层次操作,正在从不同角度积极推进中医药学同西医药学的交流合作[12]。
这一实例表明,作为一种外来医学,中医学要在海外生存、发展,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必然涉及与不同医学文化的交流、渗透、吸纳、融合,因此,这是一项跨文化综合性的工程。而对于中医药的海外教育来说,目前不少西医学院的针灸或中医教学单纯从技术层面着手,而丢弃了中医药的文化根基,这从根本上说是否定中医药而依附于主流医学的操作,从长远来说是不利于中医药发展的。而作为关于健康、疾病和医疗系统的跨文化研究,且具有重视人的生物性及文化性的特点,医学人类学无疑是不同医学之间沟通的桥梁。
2.3人类学助益跨文化健康服务
在跨文化健康服务或国际卫生项目中,人类学能够发挥3个方面的作用:1)为行政部门提供制度研究,即如何调整卫生制度的结构和运作方式,以提供更有效的服务;2)卫生研究单纯依赖于调研数据是不现实的,参与观察、结构化和非结构化访谈的同时结合比较案例研究最适合提供卫生研究所需的各种信息;3)为所服务人群提供普遍健康观念和做法,这在初级卫生保健中极为重要[13]。
20世纪40年代在罗斯福总统的支持下,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Rockefeller)建立跨美事务研究中心(InstitutionofInter-AmericanAffairs,IIAA),这是美国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技术援助计划,旨在帮助拉丁美洲国家开展卫生、农业和教育方面的双边发展项目,以促进美洲国家商业和经济领域的合作。该机构雇请人类学家对跨国卫生项目从社会和文化方面进行分析,以解决在传统社区中引入预防医学所遇到的障碍。在IIAA的影响下,到了50年代,美国卫生政策的制定和规划会战略性纳入文化因素,人类学研究因此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支持,当时医学人类学的主要工作就是为跨文化的健康服务国际卫生项目进行支持性研究[14]。
近年来中医药的卫生外交价值和公共外交价值正在不断显现,中医药的国际化已经从过去的自然传播向主动“走出去”转变。有学者认为,中医药能够参与全球卫生治理、维护人类健康,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其本质是跨文化的健康服务[15]。中医药要走进异文化,需借助人类学,方能知己知彼,立于不败之地。
3、人类学在中医药国际化中的应用
3.1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文化价值的了解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为中医药广泛、深入的国际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中医药国际化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首当其冲的是海外民众不能充分认识中医药文化价值[16]。而海外逐渐兴起的关于中医药的人类学研究(以下简称人类学中医研究)则有许多可资借鉴之处。
从20世纪中国对外开放以后,冯珠娣(JudithFarquhar)、陈南茜(NancyChen)、许小丽(ElisabethHsu)、蒋熙德(VolkerScheid)、詹梅(ZhanMei)、彭晓月(SonyaPrizker)等陆续来到中国进行中医药的田野调查。与此同时中国的中医也逐步走出国门,在外落地生根,孕育了海外独特的中医药文化,特德·卡普丘克(TedKaptchuk)、艾米莉·吴(EmilyWu)、琳达·巴恩斯(LindaBarnes)等对此也有观察和探索。这些人类学家有的到正规中医药大学学习中医、有的走入民间跟随“老中医”、有的就职于国外开设中医门诊的综合医院、有的研究脉诊[17]、有的研究气功[18]、有的探索中医药的翻译[19]、有的记录中医药的创新[20]、有的研究中医门诊中的文化现象[21]、有的研究中医药在海外社会中的涵化[22],这些成果鲜为国内学界所知。而卡普丘克撰写的《一张没有织工的网》(TheWebThatHasNoWeaver)出版30余年来仍是最受西方社会欢迎的中医读物。由此可见,海外人类学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使者,而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是中医药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鉴于此,应鼓励国际人类学中医研究,助力中医药文化海外传播。具体而言,可由相关机构设立研究基金,鼓励海外人类学家开展中医药研究,通过跨文化研究和交流增进海外社会对中医药及其文化价值的了解。
3.2提升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
中医药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不足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原因在于中医药话语与主流医学(主要是生物医学)话语的可通约性不强,为此应鼓励中西人类学家合作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
正如赫拉西奥·费伯乐加(HoracioFabrega)所说,生物医学被视为一种正式且科学的知识,存在于国家法律关于疾患的陈述之中,作为一种衡量病态的尺度[23]。生物医学之所以能成为这样一种尺度,是由于人们认为它是科学的,因此是理性的、非文化的。但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医学人类学研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生物医学的认识,生物医学的理论和实践同样具有文化性和地方性[24]。这也就意味着,生物医学不能被视为衡量其他医学体系的尺度。
然而目前中医药国际话语的生产主要以生物医学为尺度进行,即目前中医药研究的绝大部分都由生物医学所主导,这种趋势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新医学”,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如不坚持自己的文化基因,中医药也将面临着消亡。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鉴于生物医学的话语具有很强通用性,应成为中医药发展的工具之一。这就需要人类学家在东西方两种医疗文化之间搭建桥梁,更多地开展对中医药的田野调查和东西方医学的比较研究,目前已经有若干中外学者正在联合开展这样的工作[25]。这些人类学作品将中医药的文化性完整保留,同时也呈现了具体的中医药技术,中医药的国际话语在人类学中医研究中会自然生成和丰富,因而国际话语生产能力也将得到提高。
3.3提高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
中医药在主动“走出去”时,将面临来自法律、文化、信仰等多方面的挑战,特别是在中医药传播基础薄弱的国家和地区,相当一部分中医药跨文化服务效率不高,投入产出比较低,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较弱,为此应聘请人类学家参与中医药跨文化服务设计。
中医药跨文化服务涉及到理念设计、市场需求、组织架构、运营模式、质量控制、医学伦理、疗效评价等多个方面,而有关中医药跨文化服务的卫生研究还远不能满足中医药国际化的需求。而上文已经提到,人类学研究在跨文化健康服务或国际卫生项目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包括提供制度研究、卫生研究以及当地的文化研究。而关于中医药跨文化服务的人类学研究,也能够同时增强中医药参与公共卫生治理的能力,帮助中医药走向惠及全球的公共医学。
4、结语
正如乔治·福斯特(GeorgeFoster)所说:“有效的医疗照护必须能反映对社区成员的信仰和行为的了解。”[13]中医药“走出去”为的就是向海外民众提供中医药跨文化健康服务,同时也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和壮大中医药事业,因此,中医药必须在保存其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提高自身的跨文化能力,于此人类学的加入是必要且迫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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