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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越南籍商业女性性行为者HIV感染和高危性行为特点调查

2020-06-22 536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分析2011-2018年防城港市中越籍商业女性性行为者(FSW)艾滋病、性病相关行为特征及影响因素，为该市开展有效高危性行为干预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从艾滋病哨点监测服务器提取2011-2018年防城港市FSW哨点监测数据，按国籍分为中国籍和越南籍两组，比较两组人群人口学信息、性行为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及血清学结果差异及艾滋病病毒(HIV)感染因素。结果 2011-2018年共调查FSW 6 343人，其中中国籍5 638人，平均年龄(28.47±7.64)岁(15～59岁)；越南籍705人，平均年龄(28.84±8.57)岁(16～61岁)。不同国籍年龄构成(χ2=6.976,P=0.008)、文化程度(χ2=752.945,P <0.001)、场所档次(χ2=762.582,P <0.001)及艾滋病知识知晓率(χ2=249.697,P <0.001)等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越南籍FSW最近一个月商业性行为安全套坚持使用率为74.3%,中国籍为82.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01)。越南籍FSW的HIV(χ2=75.973,P <0.001)、梅毒(TP)(χ2=9.705,P=0.002)、丙型肝炎病毒(HCV)(χ2=5.635,P=0.018)抗体阳性率均高于中国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防城港市FSW感染HIV的危险因素为越南籍[比值比(OR)=5.480,95%可信区间(CI):2.689～11.169]、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中没有使用安全套(OR=2.958, 95%CI:1.076～8.136)。结论防城港市越南籍FSW HIV、TP、HCV感染率相对较高，是该市艾滋病、性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加强对越南籍FSW的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宣传和行为干预，并提高全体FSW安全套的使用率，是今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关键词：
传染性疾病
商业女性性行为者
异性性传播
影响因素
艾滋病病毒
越南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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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异性性传播仍是我国艾滋病传播的主要方式[1]。商业女性性行为者（FSW）被认为是异性性传播艾滋病病毒（HIV）和其他性传播疾病的高危人群，包括梅毒（TP）和丙型肝炎病毒（HCV)[2]，其在艾滋病的传播中扮演着非常关键和重要的角色。防城港市是广西中越边境的主要港口城市，贸易往来频繁，人口流动性大，存在大量越南籍FSW跨境进行性交易现象，有可能是该市艾滋病、性病重要影响因素。为了探索该边境地区HIV经性传播的特点，为今后有效开展艾滋病性病防治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本次研究对防城港市FSW 2011-2018年的连续性横断面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如下。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2011-2018年防城港市辖区内14～65岁从事商业性交易的FSW。

1.2方法

2011-2018年1-7月，按照《全国艾滋病哨点监测实施方案操作手册》[3]的内容展开调查工作。采用全国统一的FSW艾滋病调查问卷，以一对一形式进行匿名的问卷调查，收集FSW的基本人口学信息及性行为特征信息等，同时采集血样作HIV抗体、TP抗体、HCV抗体血清学检测。

血清学检测由防城港市及辖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其中HIV确证试验全部由防城港市疾病预防控制心中进行。HIV抗体检测的初筛和复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两次结果均阳性后，再进行确证试验来最终判定HIV抗体是否为阳性。TP检测采用ELISA进行第一次检测，阳性者再采用快速血浆反应素环状卡片试验（RPR）或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进行复检，两次结果均阳性则判定梅毒抗体阳性。HCV抗体采用ELISA进行初次检测，初测结果显示阳性者，再继续用ELISA进行复检，复检结果显示阳性则判定HCV抗体阳性。检测试剂均为国家统一发放的哨点监测试剂，操作方法及结果判定均按照试剂说明书的要求严格执行。

1.3资料整理与分析

从全国艾滋病信息管理系统哨点监测服务器提取2011-2018年防城港市FSW哨点监测问卷数据，应用Excel 2010进行数据整理，SPSS22.0进行统计学相关分析。一般人口学特征、行为学特征及血清学检验结果采用χ2检验，HIV影响因素采用二变量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艾滋病知识知晓率的判断参照（中疾控办发[2016]43号），对调查问卷问题答对6个及以上定为知晓，6个以下定为不知晓。

2、结果

2.1一般人口学特征

本次研究共调查FSW 6 343人，平均年龄(28.51±7.75)岁（15～61岁）。其中，中国籍FSW 5 638人，平均年龄（28.47±7.64）岁（15～59岁）；越南籍FSW 705人，平均年龄（28.84±8.57）岁（16～61岁）；不同国籍年龄构成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76,P=0.008）。中国籍FSW来自卡拉OK/歌舞厅/酒吧占17.7%，宾馆/酒店18.0%，洗脚屋/发廊17.8%；越南籍FSW来自路边店/小饭店占46.2%；不同国籍间场所档次、文化程度、年龄分层及在本地工作时间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均<0.05），详见表1。

2.2艾滋病相关知识知晓情况与性行为特征

本次调查6 343名FSW，艾滋病知识总体知晓率为92.9%；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和最近一个月商业性行为安全套使用率分别为95.6%和81.6%。详见表1。

2.3接受干预服务情况

2011-2018年防城港市实施的干预服务项目分别为安全套宣传和发放/艾滋病咨询与检测、社区药物维持治疗/清洁针具提供/交换、同伴教育，3个项目接受率详见表1。

2.4血清学监测结果

HIV抗体、TP抗体和HCV抗体检测阳性率详见表2。

表1 2011-2018年防城港市中越FSW基本人口学及行为学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干预项目实施情况[n(%)]

表2防城港市6 343名中越籍FSW HIV、TP、HCV血清学监测结果[n(%)]

2.5防城港市FSW感染HIV影响因素

对所有HIV抗体阳性的FSW做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其中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防城港市FSW感染HIV的危险因素为越南籍[比值比（OR)=5.428,95%可信区间（CI):2.667～11.045]、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中没有使用安全套（OR=3.029,95%CI:1.099～8.349）。详见表3。

表3防城港市FSW HIV感染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讨论

本次研究比较了中越两国籍FSW的人口学信息、性行为特征、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及HIV血清学检查结果等情况，结果显示，两国籍FSW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血清学检测结果显示，越南籍FSW HIV、HCV、TP感染率显著高于中国籍。其HIV的平均感染率远高于该市中国籍，也高于广西平均水平[4-5]和全国平均水平[6]，与2010-2014年广西地区越南籍FSW阳性检出率[7]相当，但低于云南省同属边境地区的河口县[8]和盈江县[9]，总体处于高位流行状态。显示在中越边境地区，越南籍FSW HIV感染情况严重，是该市HIV传播的重要传染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防城港市FSW感染HIV的危险因素为越南籍和最近一次商业性行为没有使用安全套。与张小娟等[10]研究结果一致。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越南籍FSW感染HIV的风险是中国籍的五倍多，是该市HIV流行最主要的危险因素。从感染HCV和PT的比例看，防城港市越南籍FSW也高于当地的中国籍，与感染艾滋病的曲线相一致，是导致越南籍HIV感染率高于中国籍的重要原因。因此，要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加强越南籍FSW综合治理工作，不容忽视。

行为学结果显示，中国籍FSW最近一个月商业性行为每次都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远高于越南籍，与国内大多数文献报道[11-13]一致。研究表明，高的艾滋病知识知晓率是安全套使用的促进因素[13-14]，且安全套的使用将会随着干预活动的增加而增加[15]。本次研究防城港市中国籍FSW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远高于越南籍；且“安全套宣传和发放/咨询和检测”及“同伴教育”两个干预项目的接受率也显著高于越南籍，很可能是当地中国籍FSW安全套使用率高于越南籍的原因。另外，本次研究发现，中国籍FSW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与最近一个月商业性行为每次都坚持使用安全套的比例不甚一致，存在知行分离现象，与广西钦州[16]、崇左[17]研究结果相同；而越南籍FSW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与最近一个月商业性行为每次都坚持使用安全套比例大致平行，知行分离现象不是很严重。原因很可能与嫖客人群的需求有关，具体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总之，要提高FSW安全套的使用率，除了要提高艾滋病知识知晓率和增加干预服务的可及性和干预频率外，落实和完善促进安全套使用的其他相关措施，包括嫖客人群的宣传干预等[12]，也很有必要。

人口学资料显示，中国籍与越南籍FSW在服务场所档次、文化程度、年龄构成及在本地工作时间方面差异明显。中国籍FSW服务场所主要为中档，主要来自卡拉OK/歌舞厅/酒吧、宾馆/酒店和洗脚屋/发廊，文化程度主要为初中，年龄结构偏小，在本地工作时间相对较短，流动性较大。而越南籍FSW服务场所主要为低档，主要来自路边店/小饭店，文化程度主要为文盲或小学，年龄结构偏大，在本地的工作时间相对较长，流动性不大。在场所档次和文化程度方面与广西的陈怡等[11]、何波等[12]的研究结果均不一致，在本地工作时间方面与云南的吴霞等[15]、薛皓铭等[18]和朱靖等[8]研究结果也不一致，显示防城港市越南籍FSW在人口学特征上与其他边境地区存在明显不同的特点。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防城港市中老年农民嫖客艾滋病疫情上升比较明显，可能与越南籍FSW这种人口学特点有关。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综上所述，防城港市越南籍FSW HIV、TP和HCV感染率相对较高，是该市艾滋病、性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加强对低档场所、高年龄、低文化程度及低知识知晓率的越南籍FSW艾滋病、性病防治知识宣传和行为干预，并提高全体FSW安全套的使用率，是今后艾滋病防治工作的重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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