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引言

近年来，肥胖已成为全球的重要公共卫生隐患（Wang&Lobstein,2006）。世界肥胖问题工作组将体重（kg）/身高平方（m2）定义为身体体质指数（bodymassindex,BMI），并作为超重和肥胖的诊断标准。常见的肥胖是由于能量摄入和消耗之间长期不平衡而导致的一种反常的、能量存储增加、体脂累积过多的状态（Ji&Cheng,2009;Sahooetal.,2015）。中国现已跃居为肥胖总人数全球第二的国家，且肥胖已成为中国非传染性疾病的两大病因之一（Huang,Yu,&Koplan,2014;Ngetal.,2014）。根据2017年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中国儿童肥胖报告》，近30年来我国的肥胖儿童数量急剧增加，如果不加以控制，2030年我国0至7岁儿童肥胖检出率将达到6.0%，人数将增至664万人，而7岁及以上学龄儿童肥胖检出率将达到28.0%，人数将增至4948万人（张娜,马冠生,2017）。儿童肥胖已开始得到社会的关注，除对身体健康产生不良作用外（Sahooetal.,2015），在当前“以瘦为美”的社会文化影响下，还会对儿童心理健康造成消极影响（梁瑞,王葵,陈楚侨,2017;刘爽,刘文利,2017）。相比于普通儿童，肥胖儿童常常会因体型问题而引来同伴的嘲笑、偏见甚至歧视，这不仅会降低儿童参与同伴游戏活动的意愿，更会引发儿童的自卑与抑郁情绪，使得社交能力以及自我价值感进一步降低（Harristetal.,2012;Pizzi&Vroman,2013;Walker&Hill,2009）。以往研究多从遗传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探讨儿童肥胖的原因（韩艳,舍英,高笑,2017;DeCraemeretal.,2012;Harrisonetal.,2011），但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逐渐意识到针对个体的干预始终会受到环境及群体行为的限制，更亟需从儿童的生态环境出发剖析儿童肥胖背后可能的影响因素（代俊,陈瀚,李菁,郑家鲲,林楠,2017;季成叶,2006;Harrisonetal.,2011;Zhou&Cheah,2015）。

生态系统理论是人类发展相关领域中被使用最广泛的生态学理论之一，它认为个体处于一系列相嵌套和交互影响的系统环境结构中，而环境则直接或间接地以各种方式和途径影响个体发展（Bronfenbrenner,1994）。这一系列相互嵌套和相互影响的系统包括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部系统、宏观系统四个环境层次以及一个历时系统，将时间和环境相结合考察儿童的动态发展过程。已有研究针对海外华人儿童肥胖的生态系统风险因素进行了探讨（Zhou&Cheah,2015）。本研究尝试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出发，针对我国儿童肥胖的影响因素进行梳理，从儿童成长环境的不同层面探讨影响肥胖的生态因素及其相互作用，可为旨在提升儿童体质健康的教育实践工作者提供理论参考，也可为该领域未来研究者提供新的研究方向与启示。

2、微观系统

微观系统（microsystem）是儿童活动和交往的最直接环境。随着儿童的成长，微观系统从家庭不断扩展到幼儿园、学校和同伴关系。其中，家庭喂养、家庭运动和锻炼、教师与同伴的影响都对儿童肥胖起重要影响。

2.1家庭喂养

家长是儿童食物最直接的供给者，决定了儿童的饮食频率、食物种类及食物数量（Zhou&Cheah,2015）。对于家长来说，采取积极喂养行为的关键在于对儿童肥胖的认知程度及喂养观念（章志红等,2015）。然而，目前我国家长的育儿观念不容乐观，父亲、母亲或祖辈至少有一方认为肥胖对健康无害的比例高达70%以上（李晓慧等,2011）。一些父母缺乏对于儿童体重的正确评估，无法正确辨识孩子的体型，倾向于持“小孩子胖一点没关系”的观点（王缃兰,周乐山,2018）。这种偏差观念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超过一半肥胖儿童的父母并没有意识到子女的肥胖体型，从而在实际教养中做出营养摄入上的不当决策（吴晓晨等,2018）。

家庭的喂养行为同样在儿童肥胖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家长可以对儿童进食量和食物种类进行控制，这通常包括管控型和工具型喂养行为（周楠,2017）。我国家长较多地使用强迫喂养这样的高管控行为，有研究发现40%左右的学前儿童家庭存在强迫喂养行为（李晓慧等,2011;徐浙宁,顾秀娟,彭咏梅,2008;张春华等,2013），超过一半的家长会因觉得孩子“吃得不够”而想尽办法要求孩子“多吃一点”（张春华等,2013）。强迫喂养行为是导致儿童肥胖检出率增高的危险因素，也与儿童勉强进食、拒绝逃避、厌烦进食等饮食问题相关（黄萍,李红梅,徐世英,2017;徐浙宁等,2008;张春华等,2013）。主要原因在于，强迫喂养会妨碍儿童自我饥饱感的觉知，完全靠外部信号来进行饮食调控，容易产生挑食、非饥饿状态下进食和进食非健康食品等饮食行为（Galindoetal.,2018;Jansenetal.,2017;Zhou,Cheah,Li,Liu,&Sun,2018）。

另一种不良喂养行为是工具型喂养，即家长将食物作为奖励或惩罚，通过食物来调节儿童的情绪。例如，中国家长常以去麦当劳、肯德基等西式快餐店当作给儿童的奖励，而将“不许吃饭”、“不许吃好吃的”当作惩罚措施（季成叶,2006）。工具型喂养同样会引起儿童肥胖，李晓慧等人（2011）对我国11个城市中3～6岁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进行分析发现，约40%的肥胖儿童家长有工具型喂养行为，而幼儿的情绪性进食（因情绪不好而进食量不稳定）也被发现与家长的工具型喂养行为有关（刘红花,陈津津,2014）。

2.2家庭运动与锻炼

家庭为儿童提供了玩耍和体育活动的主要环境，父母的支持是儿童参与运动和锻炼的决定性因素（Gruber&Haldeman,2009），针对儿童肥胖的相关运动和锻炼建议也大多基于家庭所提出（Gruber&Haldeman,2009）。Gubbels等人（2011）发现，家庭对于儿童参与运动的鼓励和儿童的体重有明显关联，主要表现为家长对儿童参与运动的正强化与儿童饮食和身体活动呈正相关，与久坐时间呈负相关。另有研究采用家访的形式对上海市某社区家庭进行为期一年家庭健康干预（加入了运动指导干预），发现干预组儿童的肥胖率从4.9%下降到3.7%，相反对照组儿童肥胖率则从5.4%上升到8.8%（赵翠娟,俞秋峰,林兵,姚垚,2012）。尽管如此，中国人还是倾向于相信饮食与健康的关系，不太注重运动锻炼与保持健康的重要性（Satiaetal.,2000）。近20年来，中国儿童参与体力活动的比例持续下降，普遍不能达到国家规定的每天锻炼1小时标准（何玲玲,林琳,2016）。同时，中国家庭过于强调儿童的学习，鼓励儿童多花时间在学习上，而不是在运动或锻炼上（Chen&Kennedy,2004;Ha,Macdonald,&Pang,2010）。

互联网时代赋予了儿童一个电子技术信息丰富的成长环境，随着年龄增加，儿童对电子媒介的使用愈发频繁，依赖性也更强（董柔纯等,2019;雷雳,2010）。虽然合理运用电子媒体能够促进儿童的认知发展以及社会交往（杨晓辉,王腊梅,朱莉琪,2014），但过度或不恰当使用电子媒体，则会使儿童产生网络成瘾、网络欺凌、运动能力低下、身心发育迟缓、肥胖和睡眠问题等（吴兰岸,刘延申,刘怡,2016）。蒋竞雄等人（2007）发现，学前儿童每日看电视和玩电脑游戏的时间远远超过运动锻炼的时间，且肥胖儿童每日平均使用电视和电脑游戏的时间比普通儿童更多。相比起那些认为自己孩子属于平均体重或体重不足的父母，认为孩子超重的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看更多的电视（Cunningham,2016）。不仅如此，近年来儿童看电视、写作业、玩电子游戏的时间呈上升趋势，并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这就进一步导致了运动锻炼时间的减少（何玲玲,林琳,2016）。因此，家长作为儿童看电视和使用电子媒介时长的主要调控者，应严格把控和分配时间，更多地鼓励儿童通过运动锻炼或参与家务劳动的方式达到健身、放松的目的，减少儿童的静态时间，降低儿童肥胖的风险。

2.3教师与同伴的影响

对于幼儿而言，幼儿园进餐活动中教师的行为也会对儿童肥胖产生影响。教师安排儿童座位，规定儿童必须吃光碗里的饭菜才能离开座位，表扬完成吃饭的儿童，使用语言、动作、眼神等命令信号禁止儿童进餐时发出声音等，很容易使儿童失去进食的自主性（陈旭微,2013）。不仅如此，在进餐过程中，教师也会表现出一系列的劝食行为，如逼迫幼儿进食、劝说幼儿多食、强行喂食（刘德泽,2018）。长此以往，幼儿的进餐习惯逐渐外化，在高控制的环境中忽略了自身饥饱感的信号（柴林姗,2015）。一些研究尝试对幼儿园肥胖儿童进行干预，通过增加教师在进餐环节中的干预来控制儿童对食物的摄入量，如先喝汤再吃饭，少盛多次，进而控制进食量，或在户外活动时增加儿童的运动强度或活动量，均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崔雅青,2016;苏巴丽,钟巧艺,刘丽萍,林志芳,梁小丽,2007;唐建丽,姚计海,2017）。

除教师外，同伴是儿童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化渠道。对于儿童来说，虽然他们在食物选择上开始表现出自主的倾向，但饮食行为尚不成熟，极易受到同伴的影响进而模仿他人的饮食行为（王宏星,谭雪芳,张海蓉,2014）。例如，虽然儿童对水果有很高的自然偏好，但当实验者给幼儿呈现其他同伴的食物选择时，如果选择健康食物的同伴占少数，那么同伴的选择暗示也会减弱其他孩子对水果的自然偏好（Binder,Naderer,&Matthes,2019）。除了饮食行为会受到同伴的影响之外，肥胖儿童的健康管理也容易受到同伴的影响。我国一项关于青少年肥胖健康管理的干预研究显示，将肥胖青少年随机分到传统管理组和同伴参与组中，半年后同伴参与组的肥胖儿童在控制能量摄入、饮食结构调整、坚持锻炼、瘦体重增加方面均优于传统管理组，且体重、体脂含量均出现降低（吴健珍,戴旻晖,熊静,刘海霞,2016）。另一项通过同伴教育开展膳食营养和体育活动培训的干预也显示，干预组初中生明显提高了体育活动量并降低了肥胖水平（黄一琳,梅红,郭思玉,张建端,2018）。由此可见，在同伴群体中，儿童会模仿同伴的饮食行为和健康管理方式，从而间接地降低肥胖水平，在此基础上也可利用同伴效应来调节其饮食行为和参与体育活动锻炼的频率或强度，进而降低儿童肥胖的风险。

3、中间系统

中间系统（mesosystem）是指两个微观系统中的交互部分，其对儿童体质发展的影响之处主要在于我国父母与祖辈在共同看护时的协调，以及家长与幼儿园或学校的沟通。祖辈与父母共同养育是中国大部分家庭在经济快速发展和政策指导下的选择（岳建宏,王争艳,文娜,2010）。祖辈看护和喂养现已成为儿童肥胖的危险因素。Li,Adab和Cheng(2014a）发现，由祖辈看护的儿童比由父母看护的儿童出现肥胖的几率高出两倍，同时还会食用更多不健康的零食和甜味饮料。由于缺乏健康营养和饮食的知识，且经历过食物资源短缺的年代，祖辈在对儿童营养健康的认知上存在误区。他们倾向于认为儿童肥胖是健康和富裕的象征（Li,Adab,&Cheng,2015），多数祖辈把将儿童养得白白胖胖作为向儿童父母证明自己养育成果的依据（Jiangetal.,2007），存在过度喂养和用大量零食溺爱孩子的现象（Lietal.,2015）。在喂养方面，父母虽然经常与祖辈存在冲突或不一致，但却很难说服祖辈。有父母在访谈中表示，祖辈认为已经超重的孩子其实是正常体重，“三高”等危险不会对儿童有负面影响，且自己无法左右祖辈给儿童买零食和过度喂养等行为（Lietal.,2014a,2015）。

除了父母与祖辈之外，学校老师与祖辈关于儿童健康饮食规律的沟通也无法有效进行。例如，有学校老师反映，虽然他们教育学生不吃零食，但是儿童会因为祖辈在接他们放学时带甜味饮料或甜食，而导致其在校时经常不好好进餐（Lietal.,2015）。另外，不少针对幼儿园及学校教师的质性研究提示，父母的理念与幼儿园和学校亦存在分歧（Lloyd-Williams,Bristow,Capewell,&Mwatsama,2011;Tucker,vanZandvoort,Burke,&Irwin,2011）。父母常被教师认为是幼儿园及学校内有效开展儿童体育活动的主要障碍之一，例如让孩子穿不适合体育活动的衣服，告诉孩子不要进行运动等（Hesketh,Lakshman,&vanSluijs,2017）；而在健康饮食上，家长往往也会担心孩子在学校吃不饱，因此帮儿童养成带零食上学的习惯（Dev,McBride,Speirs,Blitch,&Williams,2016）。这种微观系统之间教育模式的不一致可能会导致儿童无法保持能量摄入与消耗之间的平衡，增加肥胖的可能性（Gubbelsetal.,2018）。

4、外部系统

外部系统（exosystem）是指那些儿童并未直接参与但却对他们的发展有影响的环境系统。例如，母亲从事全职工作和所住社区的环境都可能间接影响儿童肥胖的发展。我国大量城市家庭都是双职工家庭。母亲在全职工作之余还承担着家务劳动，很少进行运动锻炼（Zhou&Cheah,2015）。但实际上，母亲参与运动本身可以更积极地促进儿童的运动锻炼（Dearth-Wesley,Gordon-Larsen,Adair,Zhang,&Popkin,2012）。母亲可以通过模仿体育活动，自愿参加体育活动，甚至只是开车接送孩子参加体育活动来鼓励儿童进行体育锻炼（Veitch,Hume,Salmon,Crawford,&Ball,2013）。总体而言，相较于母亲不参与运动的儿童，母亲经常运动的儿童更容易参与中度以上强度的运动（Lietal.,2014a）。

社区环境对家庭运动和锻炼的制约也间接影响儿童肥胖的发展。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可供给儿童体力活动的空间愈发有限，供儿童改造、塑造的环境元素越来越少致使儿童进行体力活动的机会不足（曲琛,韩西丽,2015）。我国家庭通常把和孩子一起散步看作是家庭中很重要的一种锻炼方式（Zhou&Cheah,2015）。然而，随着社会变迁，社区中弱化的邻里关系和较低的安全性都使得儿童的户外运动量减少（Li,Adab,&Cheng,2014b）。尤其对于在城市中的流动儿童而言社区的影响更大，因为他们所居住的社区通常很狭小拥挤，有限的居住空间限制了流动儿童的运动机会（Lietal.,2017）。

综上，家长因长时间工作而无法看护儿童，加之社区空间的局限性，使得儿童进行户外活动的难度增加，加大了肥胖的可能性。

5、宏观系统

宏观系统（macrosystem）是微观系统、中间系统与外部系统所嵌套的文化与社会背景。文化对饮食的重视、国民营养计划的颁布状况和电子媒介广告均会对儿童肥胖产生影响。

首先，中国家庭的养育和喂养带有明显的文化独特性。因为文化习俗和饮食观念代代传承，中国儿童从小成长在重视饮食的家庭氛围中（Simmons,1991），中国家庭聚会时会共同准备和享用大量的食物（Zhou&Cheah,2015）。同时，中国文化珍惜食物，家长不允许浪费，会强制孩子吃完自己盘中的食物（Zhou,Cheah,vanHook,Thompson,&Jones,2015），且在中国人的观念中，白白胖胖的儿童是健康和富裕的象征（Zhou&Cheah,2015），这都增加了儿童肥胖的可能性。在喂养行为上，中国母亲会通过准备孩子爱吃的食物来表达爱（Cheah,Li,Zhou,Yamamoto,&Leung,2015），并会花很多时间和精力来管控儿童的饮食，如用勺子追着喂，利用心理控制等（Zhouetal.,2015）。

其次，中国对于国民营养的重视由来已久，并且一直在根据不同地域的食物匮乏和供给差异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以改善贫困地区儿童的营养不良（Xiao&Nie,2009）。研究表明，在1985年至2005年的20年间，我国北部沿海地区出现了最早也是最大幅度儿童肥胖检出率的增长，在此之后，其他地区的高、中、低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富裕的农村地区相继出现了检出率的增长（Ji&Cheng,2009）。由于不同地区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儿童肥胖检出率增长差异较大，2017年国务院颁布了《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明确提出要有效地控制我国儿童肥胖率的上升趋势，对儿童肥胖问题展开针对性的综合干预。

第三，电子媒介中的食品广告对儿童的食物偏好和饮食行为具有影响。电视中的食品广告通常是高能量、高糖分或高脂肪的低营养食品，也会植入电视节目中让角色食用或饮用此类食物，这会对儿童饮食偏好产生不良影响（李诗颖,2016）。例如，频繁观看电视和使用电子娱乐设备的儿童容易过度饮用甜味饮料和食用薯片（刘红花,陈津津,2014）。该问题已引起重视，世界卫生组织曾在2010年提议制定限制向儿童推广含有高脂肪、高糖、高盐食物的政策指导，多国均已开始对食品广告进行相关限制（Garde&Xuereb,2017）。相较于2012年，2018年的我国少儿频道中食品广告总体覆盖率从25.7%减少到19.7%，其中含糖饮料广告覆盖率在收视率高峰和非高峰时段均有所下降，而非核心/不健康食品（不包括含糖饮料）的广告覆盖率则有所上升（陈思佳,吴岷,温利明,何更生,2019）。除了广告之外，看电视本身就能够预测儿童的不健康食物偏好以及高体质指数，因为与看电视和就餐活动相分离的家庭相比，将看电视作为日常饮食组成部分的家庭中儿童在进餐时会食用更多的披萨、零食以及苏打水，而水果和蔬菜的摄入则很少（Coon,Goldberg,Rogers,&Tucker,2001）。最后，儿童额外的热量摄入量与看电视的时长有关（Epstein,Paluch,Consalvi,Riordan,&Scholl,2002），甚至有研究者认为与营养摄入以及体育运动相比，看电视的时长与BMI之间的相关程度更高（Hancox&Poulton,2006）。一项元分析发现，儿童看电视的时间每增加1小时/天，其肥胖的风险就增加13%，且这种关联同时存在于男孩和女孩之中（Zhang,Wu,Zhou,Lu,&Mao,2016）。

6、历时系统

历时系统（chronosystem）把时间作为个体成长中变化的参考体系，将时间和环境相结合来思考儿童发展的动态过程。家庭流动的经历可能会对儿童肥胖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发生大规模流动，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达2.63亿，人口流动结构也由“单身”务工形式转变为以“家庭化”的整体形式流向城市，因而出现了大量流动儿童。流动人口存在“健康移民效应”，即新移民的健康状况好于当地居民的健康状况，但随着移民家庭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以及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趋同，健康优势逐渐消失，二代移民子女更容易出现不健康增重和增加肥胖的风险（vanHook&Baker,2010;Zhou&Cheah,2015）。有趣的是，通常而言，城市儿童的BMI高于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且起初流动儿童与留守儿童之间并无差异，但随着流动儿童生活环境及饮食习惯逐渐城市化，其肥胖发生率逐渐增加，开始与同年龄留守儿童产生差异（和红,2016;叶心明,肖巧俐,2017）。

除了生活习惯，流动儿童往往需要面临适应新的文化环境与学校环境，可能会遇到许多来自同学和老师关于社会、文化和语言方面的挑战（Zhou&Cheah,2015）。在此过程中，流动儿童会更难参与到集体的体育锻炼活动之中，容易出现独自看电视的行为；另一方面，对于流动家庭而言，由于父母的工作压力较大，既降低了家庭活动与锻炼的频率，也可能会倾向于采用逼迫喂养行为，导致流动儿童更多地食用快餐，形成不健康的生活与饮食习惯，增加肥胖的可能性（Cunningham,2016;Zhouetal.,2018）。

7、思考与展望

基于生态系统理论的视角，本研究从成长环境的不同层面探讨了我国儿童肥胖的影响因素。尽管研究者已经开始重视儿童的肥胖问题，并对于微观系统中的家庭喂养有了一定的探索，但是大多数研究还停留在公共卫生系统、妇幼保健和儿科等学科层面，亟待心理学相关研究的介入。目前，在这一领域仍有很大的研究空间，需要在未来加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生态系统理论中各系统对儿童肥胖均会产生影响，因此可以基于各系统的具体影响路径，针对性地设计儿童肥胖的干预对策。例如，基于微观系统中家庭喂养和家庭运动锻炼的影响，以家庭为基础的儿童肥胖干预方式被普遍认为是较为有效的方法（吕书红,2002）。家长可通过调节喂养方式来影响儿童的饮食行为，并通过控制儿童久坐时间以及运动频率来预防肥胖的发生。基于中间系统家庭与学校之间沟通协调的影响，学校可通过开展健康教育课程来预防儿童肥胖率的上升并提升家长在课程中的参与度（林文静,马亚楠,闻德亮,2018;Kockenetal.,2016），例如鼓励家长共同参与制定健康食谱，建立家园合作协议，周末一起参加校园运动等。已有研究发现家校合作共同监督的综合干预方式可以降低儿童肥胖的发生率（张海林,黄惠萍,黄静,张玉芬,2012;Gubbelsetal.,2018），因此获得家长对学校营养干预及运动干预的支持具有一定的必要性。基于外部系统中社区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可以通过增加人行道或自行车道、建设公共开放空间和娱乐设施（吕书红,2002;Dehghan,AkhtarDanesh,&Merchant,2005），扩大运动锻炼的场所，增加身体活动的可能；另一方面，社区可通过定期举办讲座、发放健康教育宣传资料提高居民对儿童肥胖的认知，树立正确的养育观念等方式，建立社区医院对儿童健康状况的随访机制。

其次，根据生态系统理论，我国肥胖儿童的研究尚有很多因素值得探索。比如，生态系统理论强调儿童自身与所处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Bronfenbrenner&Morris,1998）。因此，儿童自身特质（如气质和体质指数）可能会与其所处的微观环境产生交互作用，例如儿童的气质特征与家庭喂养产生的交互作用会影响儿童饮食习惯的形成（Tan&Holub,2011）。儿童的体质指数与家庭喂养方式之间也可能存在着交互作用，例如父母通过调整喂养方式来控制孩子的体质指数（Jansenetal.,2014）。再者，在家庭教养中，除了喂养，还有其它因素会影响儿童的体质健康。例如，Chen和Zhou(2019）曾发现，母亲温暖、婚姻满意度会影响儿童的体重水平。同时，当前针对我国儿童肥胖影响因素的研究多局限于家庭这一微观系统，从中间、外部、宏观和历时系统因素出发的研究十分欠缺。研究者们并未从儿童所处的生态系统视角出发进行全面探究，或是没有尝试探究各影响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正如Harrist等人（2012）所提倡的，心理学研究应该更多尝试从肥胖儿童所处环境中各影响因素之间的作用机制出发，探究不同影响路径的可能性。这些都需要未来研究者进行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探索，以更全面地揭示生态系统对于儿童肥胖的复杂影响机制。

第三，方法上，目前的相关研究均为横向研究，缺少检验儿童健康饮食或运动行为和体质指数间关联的长期追踪探究。除此之外，在研究工具的选取上，现有研究多采用改编自西方的工具。我国饮食和运动锻炼存在自身的文化独特性，如喂养上存在祖辈喂养的参与（Jiangetal.,2007）和具有文化独特性的喂养行为（Zhouetal.,2015）。现已有一些研究开始尝试对亚洲样本进行家长喂养行为问卷、儿童饮食行为问卷的信效度检验和修订，但对于是否适合我国文化仍需进一步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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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31700969);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7JYC019);北京市属高校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青年拔尖人才培育计划(CIT&TCD201904083);上海市教育发展基金会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晨光计划”(18CG49);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科研创新计划重大项目(2019-01-07-00-02-E00005)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