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有2.6亿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18.70%；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有1.9亿，占总人口的14.9%。我国已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抑郁是老年人群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导致老年人疾病负担的重要因素。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约有33.1%的老年人存在抑郁症状〔2-3〕，老年人口的抑郁问题不容忽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应积极实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因此，进一步深化老年人抑郁问题的认识与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内外有关老年人抑郁的研究已有一定积累。越来越多研究表明，抑郁的发生与发展受到个体特征、行为以及有害物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个体特征方面，研究指出神经质人格特质、女性、低受教育程度、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罹患抑郁的风险更高〔4-7〕。在个体行为方面，高社会参与、高社交水平老年人的抑郁风险则相对较低〔8-9〕。此外，研究指出酒精、毒品等有害物质也是老年人抑郁的危险因素〔10〕。然而回顾已有研究不难发现，学界对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多集中在中微观层面，对老年人所处外部环境因素的关注有待丰富。累积生态风险是发展心理学中的重要概念，该概念源于生态系统理论，指所有可能对个体心理产生不利影响的外部系统风险因子的叠加〔11〕。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生活在复杂的各种环境系统中，人类的心理发展受到所处社会、社区以及家庭等环境系统的影响〔12〕。当人类所处的生态环境风险较低时，则往往拥有较高的幸福感、生活质量以及心理健康水平。并且，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只有当环境风险因子累积叠加出现时，才可能会使个体的心理发展遭受影响。由此可见，累积生态风险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在回顾相关研究文献后发现，累积生态风险对老年人抑郁存在何种影响还缺乏充分探讨，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群抑郁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挖掘。有鉴于此，研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与《中国统计年鉴》数据，通过构建实证模型分析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抑郁风险的关系。以期丰富有关老年人抑郁问题的研究，为促进老年人口心理健康提供相关证据。

二、研究数据与方法

（一）数据来源

研究数据来源于2016、2018与2020年度CFPS数据库与2016年度《中国统计年鉴》数据。CFPS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实施，调查样本覆盖25个省市自治区的16 000户家庭成员。CFPS旨在通过追踪收集个体、家庭、社区三个层次的数据，用以反映中国社会、经济、健康等方面的变迁。《中国统计年鉴》系国家统计局编印的综合统计年鉴，该年鉴系统收录了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年度的经济、社会等方面统计资料，是一部全面反映我国各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资料性年刊。

研究选取CFPS数据库中年龄在60岁及以上，且在2016、2018与2020年均完成抑郁测试的老年人样本资料。资料内容包含老年人的基本人口学信息、抑郁评分、家庭与社区状况等。在老年人样本资料选取过程中，对关键指标中含有缺失值及异常值的样本进行剔除，最终纳入分析的样本共3 182例。与此同时，研究选取《中国统计年鉴》中各省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面积、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机构建筑面积、每万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以及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等地区性指标资料，用以反映老年人所在地区的社会生态风险状况。

（二）变量选择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为抑郁风险，由CFPS数据库中8题简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 8）所测量。该量表由美国心理学家Radloff于1977年开发〔13〕，原版量表共有20个条目，因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且可适用于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自问世以来得到各国学者的应用。随着量表使用范围逐步扩大，Radloff对CES-D量表进行了简化改编并最终形成了CES-D 8简版量表。CES-D 8包含“我睡眠情况不好”“我觉得做任何事都很费劲”“我感到情绪低落”“我觉得生活无法继续”等8个题目。题目均采用1至4级评分，选项依次为“几乎没有、有些时候、经常有、大多数时候有”，得分越高说明抑郁风险越高。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为0.81，表明量表拥有良好的信度。

2. 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为累积生态风险，由社会生态风险、社区生态风险与家庭生态风险三个维度构成。其中社会生态风险由经济环境风险、医疗卫生环境风险与文化服务环境风险三个维度组成，由各省人均GDP、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机构建筑面积、每万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等指标进行测量。人均GDP和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衡量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常用指标，指标越低则一般意味着该地区的经济状况较差，经济环境风险相对较高。每万人口卫生技术人员数和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是反映一个地区医疗卫生资源配置的常用指标，指标越低则一般意味着该地区的医疗卫生水平较低，医疗卫生环境风险相对较高。每万人拥有公共图书馆建筑面积和每万人拥有群众文化机构建筑面积是反映一个地区文化服务资源的重要指标，指标越低则一般意味着该地区文化服务相对落后，文化服务风险相对较高。在进行经济、医疗与文化环境风险赋值时，研究根据百分位数划分法，以75、50和25百分位数进行1至4级评分，评分越高代表该地区经济、医疗与文化环境风险越高，社会生态风险也相对越高。社区生态风险与家庭生态风险的指标来源于CFPS数据库，社区生态风险由数据库中“生活社区的公共设施状况”“生活社区的环境状况”“生活社区的治安状况”和“生活社区的邻里关系状况”4题进行测量。上述题目均采用1至5级评分，评分越高表示状况越差、社区生态风险越高。家庭生态风险由数据库中“与子女的关系”一题进行测量，该题采用1至5级评分，评分越高表示老年人与子女的关系越差，家庭生态风险也相对越高。

3. 中介变量与控制变量

研究指出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系统对其生活质量、生活满意度以及幸福感均有潜在影响〔14〕。而幸福感往往会减轻压力和负面生活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帮助个体更积极地看待生活中的压力与逆境，降低个体罹患抑郁的可能性。因此，为探讨累积生态风险对老年人抑郁的影响机制，研究选取主观幸福感作为中介变量。该变量来源于CFPS数据库，由“您觉得自己有多幸福”一题所测量。该题采用0至10级评分，评分越高表示越幸福。此外，研究根据以往有关老年人抑郁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选取年龄、性别、城乡、受教育年限、是否患慢性病等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构建

为控制模型的内生性与反向因果，研究将解释变量、中介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分别选择2016、2018与2020年的指标数据，并将老年人的基线期抑郁评分设置为控制变量。研究利用Amos 26.0软件构建路径模型，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检验水准α=0.05。使用bootstrap法对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设置5 000次迭代，置信水平设置为95%）。Bootstrap法是一种从样本中重复取样的方法，通过从给定的样本中有放回地重复取样以得到类似于原始样本的Bootstrap样本来估计中介效应与置信区间，当置信区间不含0时则认为中介效应显著〔15〕。

三、研究结果

（一）研究样本的描述性分析

在纳入研究分析的3 182例老年人样本中，男性1 619人（50.88%），女性1 563人（49.12%）；城市1 522人（47.83%），农村1 660人（52.17%）。老年人平均年龄为（66.18±5.00）岁。老年人中患有慢性病的928人（29.17%），未患慢性病的2 254人（70.83%）。老年人2016年基线抑郁评分为（13.18±4.39）分，而到2020年抑郁评分已上升至（13.54±4.51）分。老年人所在地区累积生态风险的平均分为（26.67±5.30）分，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平均得分为（7.74±2.45）分。

（二）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抑郁风险的关系

图1为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抑郁风险的路径模型图。结果显示，女性老人比男性老人抑郁风险更高（β=-0.08,P<0.001），农村老人比城市老人抑郁风险更高（β=-0.06,P<0.001），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抑郁风险较高（β=0.10,P<0.001），受教育年限越高的老年人抑郁风险越低（β=-0.05,P<0.001）。此外，模型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性别、是否患慢性病、基线抑郁状况等混杂因素后，累积生态风险对老年人抑郁风险有正向预测作用（β=0.09,P<0.001）。这表明老年人所处外部环境中的生态风险越高，其罹患抑郁的可能性越大，累积生态风险是老年人抑郁的危险因素。最后，研究结果还表明累积生态风险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1,P<0.001），幸福感对抑郁风险也具有负向预测作用（β=-0.14,P<0.001）。这提示幸福感可能是累积生态风险与抑郁风险间的中介因素。

（三）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抑郁风险的中介分析

为进一步探索累积生态风险对老年人抑郁风险的影响机制，检验幸福感的中介作用，研究使用Bootstrap法进行中介效应验证。表1结果表明，累积生态风险对老年人抑郁风险的直接效应为0.08，中介效应为0.01，中介效应占比11.11%。并且，累积生态风险的直接效应和幸福感的中介效应Bootstrap95%置信区间上下限均不包含0。这表明幸福感在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抑郁风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提示累积生态风险不仅能够直接预测老年人的抑郁风险，还通过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影响老年人抑郁风险。

图1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抑郁风险的路径模型

表1累积生态风险、主观幸福感与抑郁风险的中介机制检验

四、讨论

（一）累积生态风险增加老年人罹患抑郁的风险

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混杂因素后，累积生态风险对老年人抑郁风险具有正向预测作用。首先，这一结论进一步验证了生态系统理论的内涵。生态系统理论指出个体所处的外部环境由社会、社区与家庭等各子系统组成，这些子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在时间的作用下共同对个体的认知与心理发展产生影响〔16〕。因此当个体所处的生态系统存在风险且不断累积时，也必然会对个体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其次，研究结论也与过往研究存在相互验证的关系。如研究指出社会经济衰退与人群心理障碍以及自杀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17-18〕，高经济发展水平可以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希望水平与生活满意度〔19〕，减少悲伤、无望、痛苦等消极情绪〔20〕。也有研究指出丰富的医疗资源可以使老年人及时获得心理卫生服务，降低老年人的抑郁发生率。丰富多彩的文化环境可以满足老年人群的精神需求，进而提升老年人满足感并抑制抑郁情绪的产生〔21〕。由此可见，高质量的社会环境可以降低老年人罹患抑郁的风险。此外，研究指出居住环境对城乡老年人的心理健康具有显著作用〔22〕，友好的社区环境能够改善老年人的心理健康状况〔23-24〕，降低老年人罹患心理问题的风险。并且，研究指出和谐的家庭环境也是老年人抑郁风险的抑制因子，良好的家庭环境可以减少老年人的抑郁症状〔25-26〕。综上可见，社会、社区以及家庭系统风险与老年人抑郁风险存在相关关系。生态环境风险越高，老年人罹患抑郁的风险也越高。因此，应重视外部环境风险因素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影响，为老年人提供友好的社会、社区以及家庭生活环境，以降低老年人罹患抑郁的风险〔27〕。

（二）主观幸福感是累积生态风险影响抑郁的中介因素

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老年人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混杂因素后，主观幸福感在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抑郁风险之间发挥中介作用，即累积生态风险通过影响主观幸福感间接影响了老年人的抑郁风险。一方面，主观幸福感是老年人对自身状态、生活状况和生活质量的心理认知，反映了他们对自己生活状况的主观感受和评价〔28〕。社会、社区以及家庭系统是影响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因素，当老年人生活在友善的社区环境、和谐的家庭氛围中，并身处于经济发达、福利完善的社会系统下，他们可能拥有更积极的自我认知，并给予生活状态积极的评价。另一方面，自我认知是个体情绪的重要影响因素，个体的自我认知与其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当个体对自己保持积极评价与认知，则通常会拥有更加健康的心理状况，抑郁风险也相对越低。此外，研究表明当个体拥有较高的幸福感，这不仅会给个体带来更高的自我满足与自尊，还会使个体更有可能积极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逆境〔29〕，从而更加不容易因外部环境风险而陷入心理困境。综上所述，主观幸福感是连接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重要因子。主观幸福感既受到外部生态环境风险的影响，也会将外部生态风险的影响通过自我认知与评价的形式作用于个体心理健康。因此，在降低老年人外部系统风险的同时，还需要注重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以此抑制老年人抑郁风险的上升。

综上，累积生态风险与老年人抑郁风险呈正相关关系，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研究结论强调了老年人所处的外部生态系统对其心理健康的重要性，并进一步验证了个体心理发展与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系统之间的密切关系。因此，在我国健康老龄化的实践过程中，应重视社会、社区与家庭老年友好环境的营造，在此过程中关注老年人生活幸福感的提升。如为老年人提供高水平的社会福利环境，构建老年友好社区服务环境，培育和谐孝顺的家庭生活环境等。从而减少老年人外部生态系统的风险，提升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降低老年人罹患抑郁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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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2074187);

文章来源:吴政宇,王德文.累积生态风险对我国老年人抑郁风险的影响研究[J].大理大学学报,2025,10(01):7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