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究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PCABG)后新发心房颤动(AF)的危险因素及列线图模型的预测效能。方法:选择2020年1月-2023年12月期间于江苏省人民医院行OPCABG术的116例患者展开本观察性研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OPCABG术后新发AF的危险因素并构建列线图;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模型的预测效能。结果:最终111例患者纳入最后分析,其中45例新发AF。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5岁(OR 4.780, 95%CI 2.503~9.126,P<0.001)、高血压(OR 7.587, 95%CI 3.925~14.666,P<0.001)、右冠状动脉狭窄(OR 2.261, 95%CI 1.159~4.408,P=0.017)、肾功能不全(OR 2.973, 95%CI 1.631~5.420,P<0.001)、服用β受体阻滞剂(OR 2.337, 95%CI 1.238~4.410,P=0.009)和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50mm(OR 3.659, 95%CI 1.923~6.960,P<0.001)是OPCABG术后新发AF的独立危险因素;基于上述因素建立的OPCABG术后新发AF风险的列线图模型,ROC分析显示列线图模型的校正曲线下面积(AUC)为0.903(95%CI:0.832~0.951)。结论:基于年龄>65岁、高血压、右冠状动脉狭窄、肾功能不全、服用β受体阻滞剂和LVEDd>50mm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对OPCABG术后新发AF具有较好的预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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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AtrialFibrillation,AF)是非体外循环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Off-PumpCoronaryArteryBypassGrafting,OPCABG,OPCABG)后最常见的一种并发症,发生率高达13%~40%,尽管绝大多数患者术后会较快恢复到正常的窦性心律,但仍然存在卒中、出血、感染、肾衰竭、呼吸衰竭、心脏骤停等并发症的风险[1]。且术后新发AF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患者的住院时间、费用及术后30d、6个月内的死亡率[2]。虽然临床上对OPCABG术后新发AF有相关防治方案,但效果并不理想[3]。已有研究发现OPCABG术后新发AF与年龄、高血压、糖尿病、吸烟、肥胖、心功能不全及慢性肾衰竭等多种因素有关[4]。但目前大部分都是基于危险因素对术后AF发病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尚未有研究分析基于危险因素的OPCABG术后发生AF的预测模型[5]。基于此,本研究通过分析OPCABG术后新发AF的危险因素,并根据危险因素制作对应列线图,以期为改善OPCABG术后发生AF提供有效预测工具。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单样本样本量估算公式为n=[(Zα/2+Zβ)σ/δ]2,双侧检验Zα/2=2.576,Zβ=1.28,σ=2.58,δ=0.97,将数据代入公式得出n=[(2.576+1.28)×2.58/0.97]2=105.18≈105,结合上一年度随访失访人数10%,最终确定样本量为116例。选择2020年1月-2023年12月期间于江苏省人民医院行OPCABG术的116例患者展开本观察性研究,本研究经我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编号:20190217)。纳入标准:(1)AF诊断参考2016年版ESC指南[6];(2)均于本院行OPCABG术;(3)年龄18~80岁;(4)术前为窦性心律;(5)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1)既往有心力衰竭、冠心病等心脏疾病史;(2)术前诊断出AF;(3)伴有恶性肿瘤;(4)OPCABG手术治疗无效或死亡;(5)合并急性或慢性感染性疾病;(6)围术期有抗心律失常药物应用;(7)存在免疫性疾病或凝血障碍。
1.2研究方法
收集患者性别、年龄、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病史、高脂血症病史、糖尿病病史、右冠状动脉狭窄、肾功能不全情况,服用β受体阻滞剂史、心功能指标等临床资料;心功能检测:患者入院后均采用多普勒心脏超声仪(VividE95,上海朗逸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国械注进20183230141)检测包括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eftVentricularEnd-DiastolicDiame-ter,LVEDd)、左心室收缩期末期内径(LeftVen-tricularEnd-SystolicDiameter,LVESd)、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VentricularEjectionFraction,LVEF)在内的心功能指标变化,受检者均处于静息状态下,由专业医师指导患者取平卧位,设置探头帧频60帧/s、频率设置为3MHz;若图像清晰度差,则需反复检测,直至获得满意图像。
1.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处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组内比较用配对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概率检验。单因素分析中P<0.05的变量进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OPCABG术后新发AF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ROC)曲线分析验证基于危险因素制作的列线图模型的预测价值。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单因素分析AF组和无AF组的临床资料
研究过程中,共有5例患者失访或脱落,最终111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45例发生AF。
AF组年龄>65岁、高血压病史、右冠状动脉狭窄、肾功能不全、β受体阻滞剂服用史和LVEDd>50mm占比均显著高于无AF组(P<0.05或<0.01);两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高血脂、糖尿病及心功能指标对比均无显著差异(P均>0.05,见表1)。
表1单因素分析AF组和无AF组临床资料
2.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OPCABG术后新发AF危险因素
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65岁(OR4.780,95%CI2.503~9.126,P<0.001)、高血压(OR7.587,95%CI3.925~14.666,P<0.001)、右冠状动脉狭窄(OR2.261,95%CI1.159~4.408,P=0.017)、肾功能不全(OR2.973,95%CI1.631~5.420,P<0.001)、服用β受体阻滞剂(OR2.337,95%CI1.238~4.410,P=0.009)和左心室舒张末期内径(LVEDd)>50mm(OR3.659,95%CI1.923~6.960,P<0.001)是OPCABG术后新发AF的独立危险因素(见表2)。
表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OPCABG术后新发AF危险因素
2.3OPCABG术后新发AF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
基于年龄>65岁、高血压病史、右冠状动脉狭窄、肾功能不全、β受体阻滞剂服用史和LVEDd>50mm建立OPCABG术后新发AF风险列线图,见图1。
图1OPCABG术后新发AF危险因素列线图
2.4危险因素列线图模型验证
ROC分析列线图模型预测行OPCABG术患者术后发生AF的曲线下面积(AreaUndertheCurvem,AUC)为0.903(95%CI:0.832~0.951)(AUC>0.750),表明预测模型具有良好预测能力,见图2。
图2基于危险因素列线图绘制ROC曲线
3、讨论
随着冠心病发生率的升高,CABG患者逐渐增多,传统的心肺转流(CardiopulmonaryBypass,CPB)冠脉搭桥手术会使患者围手术期风险增加,而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临床逐渐采用OPCABG术,其可以有效减少CPB引起的各种脏器损害,降低各种并发症发生率[7]。但在无CPB的情况下,CABG无法降低AF的发病率。有研究发现,OP-CABG后AF是导致患者心功能及血液动力学紊乱的主要原因,也是导致系统性血管血栓(如卒中)的主要病因,严重威胁着患者的生命安全[8]。
本研究通过分析OPCABG术后新发AF的危险因素,发现年龄>65岁、高血压病史、右冠状动脉狭窄、肾功能不全、β受体阻滞剂服用史和LVEDd>50mm均为OPCABG术后新发AF的独立危险因素,分析原因如下:(1)年龄:随着年龄增长,心肌纤维化也随之发生,影响到心脏电信号传导,增加发生心律失常的风险;且年龄增长会引起心肌组织形态改变,易诱发AF[9]。HuB[10]已有研究表明,衰老进程中机体的动脉舒缩与凝血会受到血管内皮细胞(EndothelialCells,ECs)影响,进而导致AF的发生。另外,年龄增大使机体免疫功能逐渐减弱,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进一步诱发AF;(2)高血压:慢性高血压可引起心肌组织改变(如左房膨大),导致心房电活动出现异常,引发AF;同时,高血压会损害血管舒张、凝血功能,升高机体内氧化应激水平,引起心脏纤维化,诱发AF[11]。高血压可通过调控循环血容量与神经内分泌功能,促进心肌电活动紊乱,上调OPCABG术后发生AF的风险,因此术前高血压及术后严密的血压监控是防止AF发生的关键[12];(3)右冠状动脉狭窄:由于右冠脉狭窄造成了心肌供血不足,影响心电信号的正常传递,引发了心肌纤维化,导致AF;另外,右侧冠脉狭窄会引起患者出现植物神经失调,影响心率。术后的应激反应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心脏负担,在右冠状动脉狭窄的基础上,使患者更易发生AF[13];(4)肾功能不全:肾功能不全可引起电解质紊乱(如钾、镁等),导致心肌电传导障碍,提高AF发病风险;同时,由于肾脏炎性反应及氧化应激等因素会损害心肌组织,改变其电生理特征,导致AF发生[14]。与TekinEE[15]学者的研究一致,该学者发现肾脏损害是引起心室重塑的重要原因,肾脏受损会影响药物代谢,导致药物在体内蓄积,最终影响疗效;(5)服用β受体阻滞剂:β受体阻滞剂通过抑制心肌收缩能力,引起心房电的不稳,增加AF发病风险;此外,β受体阻滞剂还会降低心率,导致心房中电信号传递异常,引起心律不齐[16]。姜兆磊[17]研究指出,由于β受体阻滞剂会降低冠脉血流,加剧心肌供血受限情况,影响心房肌功能,导致AF。赵梦林等[18]研究提示,长期应用β受体阻滞剂后停药不当会引发较强不良反应,增强交感神经活动性并使血压、心率异常升高,AF发生风险显著增高。本研究结果与以往研究存在一定差异,β受体阻滞剂对心血管疾病治疗的益处通常远远超过潜在的风险,而临床OPCABG术后患者使用β受体阻滞剂时需综合考虑患者的具体情况、合并症以及药物剂量等因素,可能是以上混杂因素导致本次数据产生偏差,因此后续研究中需要避免以上混杂因素的干扰后进行深入分析。对于有新发AF风险的患者,可能需要更加密切的监测和个体化治疗方案;(6)LVEDd:LVEDd异常增加表明左心室舒张功能障碍,易通过上调左心房压力引发左心房重构[19],对于行OPCABG术的患者,左心房重构将在一定程度上缩短其有效不应期,患者炎症反应会受到心房的重构和心肌细胞离子通道的影响,使炎症因子释放增多,导致细胞凋亡增加,反之,炎症因子增多会加剧心房重构的不良变化,进而加剧AF发生[20]。
根据研究上述发现的相关危险因素,临床可采取以下预防及治疗措施,降低OPCABG术患者AF的发生率:①密切监测患者体征,及时发现异常[21];②定期检测肾功能,根据情况调整药物和补液方案;③定期检测电解质水平,确保钾、镁等重要电解质在正常范围内[22];④定期检测患者血压水平,给予稳定血压药物,保证血压处于正常范围,β受体阻滞剂遵医嘱使用,不得自行增减剂量或停药,注意药物副作用和药物间相互作用[23];⑤根据患者情况,尽早开始康复训练,促进心脏功能恢复[24];⑥提供均衡营养,增强患者体质,关注患者心理状态,减少焦虑、紧张等情绪[25];⑦遵医嘱使用药物,观察药物不良反应,同时避免吸烟、饮酒、过度劳累等,适当采取运动措施[26]。
综上所述,年龄>65岁、高血压病史、右冠状动脉狭窄、肾功能不全、β受体阻滞剂服用史和LVEDd>50mm是行OPCABG术患者新发AF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基于上述危险因素建立风险预测列线图预测概率较高,提示其能有效预测行OP-CABG术患者AF发生情况。本研究存在一定局限性。本研究为单中心研究,且样本量较小,因此本研究结果需在未来通过多中心、更大样本量的研究进一步验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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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钱路路,管玉珍,戴莉.OPCABG术后新发AF的危险因素及列线图预测模型构建[J].心血管康复医学杂志,2025,34(04):465-4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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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医学
国际刊号:1007-4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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