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病起病隐匿、病程较长且难以治愈，目前已成为严重威胁居民生命健康的重大问题[1]。近年来，老年慢性病病人在疾病管理、生活、社会心理等方面的照护需求日趋复杂[2]，受限于医疗资源分布不均、病人各项功能逐渐退化等，老年病人的慢性病照护质量欠佳，照护资源可及性有待进一步提高[3]。智慧医疗是指通过医疗物联网、医疗云、医用可穿戴设备等将医疗基础设施与互联网技术基础设施进行融合，并支持智能决策的过程[4]，其发展依托于智慧医院的建设[5]，并旨在为广大病人或使用者提供更为方便快捷的智慧医疗服务和更优的就诊体验，如线上自助挂号、就诊信息查询、缴费等[6]。然而，随着信息技术不断向智能化发展，这种信息技术的变革促生了数字鸿沟。伴随躯体机能的老化、记忆力的减退，以及受文化水平及经济需求的影响，老年群体在面对智慧化社会表现出与数字生活明显脱节[7,8]。研究显示，大规模、高强度的数字健康技术使寻求健康服务的老年病人无所适从，陷入焦虑、紧张状态。技术焦虑指个体对移动通信设备、人工智能、机器人等多种数字技术的非理性焦虑和恐惧，产生害怕、紧张等情绪反应，可致个体回避使用技术[9]。老年慢性病病人往往有大量的就医需求，技术焦虑阻碍了老年病人通过数字健康技术获得福祉，是影响其接受技术的重要心理因素[10]，也成为其应对健康挑战的风险因素[11]。本研究旨在调查老年慢性病病人的技术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为后续制定老年慢性病病人智慧医疗融入干预策略提供参考。

1、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

采用便利抽样方法，于2022年4月—8月选取大连某三级甲等医院291例老年慢性病病人进行调查。纳入标准：年龄60岁及以上，被明确诊断患有慢性疾病（如心脑血管疾病、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恶性肿瘤、糖尿病等）；具有良好的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理解并配合本研究；无精神障碍。排除标准：病情危重或不稳定的病人。本研究已获得调查开展所在医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批准号：PJ‐KS‐KY‐2022‐161），所有调查对象均自愿加入本研究并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

一般资料调查表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病人性别、年龄、职业状态、受教育程度、长期居住地点、人均月收入、婚姻状况、子女情况、目前居住情况、目前身体状况。

1.2.2 技术焦虑量表

采用孙尔鸿等[9]汉化的技术焦虑量表，量表包括技术紧张、技术害怕、隐私安全担忧3个维度，共13个条目。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11，折半信度系数为0.851。技术焦虑量表的信效度良好，适用于评估老年慢性病病人的技术焦虑程度。

1.2.3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

使用肖水源等[12]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量表共包括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3个维度、10个条目。条目1～5、条目8～10以Likert 4级评分法测量，条目6和条目7是“是/否”问题，“是”计1分，“否”计0分，该量表总分12～66分，12～22分定义为低社会支持组，23～44分为中社会支持组，45～66分为高社会支持组，分数越高即社会支持越高。总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896,3个维度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49,0.825和0.833。

1.2.4 老年人数字健康素养评估量表

该量表由国内学者刘思齐等[13]编制，包括数字健康信息获取能力及评估能力、互动能力和应用能力3个维度、15个条目。各维度条目均采用Likert 5级评分法，从“非常不符合”至“非常符合”依次计1～5分，量表得分为所有条目分数总和，得分越高表示数字健康素养水平越高。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41，折半信度为0.889,2周后重测信度为0.941，该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3 资料收集方法

经伦理委员会研究同意，医院及各科室相关负责人审核后，严格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选择病人进行调查。在问卷正式调查前进行人员培训，对于量表中的条目进行统一解释，详细说明问卷调查中的注意事项。研究者使用统一的指导语告知调查对象研究的目的、意义及研究的保密性，病人理解并同意后签署知情同意书。问卷由病人当面填写，若有疑问及时给予解答。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双人核对录入数据，使用SPSS 25.0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定性资料采用频数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及独立样本t检验，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与社会支持、数字健康素养的相关性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的影响因素采用逐步线性回归分析。所有检验均为双侧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 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量表得分情况

本研究共纳入291例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总分为（37.12±9.75)分，其中得分最高的维度是技术紧张，为（14.85±5.29）分；得分较低的是技术害怕和隐私安全担忧，分别为（13.63±5.29）分和（8.64±3.32）分，见表1。

表1 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量表得分(n=291)

2.2 影响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的单因素分析

291例老年慢性病病人中，女168例，男123例；年龄多分布在60～70岁（227例，78.0%）；职业状态为退休/离休者居多（219例，75.3%）；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下者141例（48.6%）；长期居住地点为城市者207例（71.1%）；个人月收入2 500元以上者201例（69.1%）；婚姻状况为已婚或有同居情侣者243例（83.5%）；多数病人子女情况为1个子女（190例，65.3%）；居住情况为和配偶共同居住者（188例，64.6%）较多；身体状况为基本健康者164例（56.4%）。其中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月收入、婚姻状况及子女情况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具体见表2。

表2 影响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单因素分析

2.3 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与社会支持、数字健康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总分与数字健康素养中的互动能力呈正相关（P<0.05），见表3。

表3 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与社会支持、数字健康素养的相关性分析

2.4 影响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的多因素分析

以技术焦虑得分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及相关性分析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分析，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自变量筛选（α入=0.05,α出=0.10）。拟合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自变量赋值见表4。结果显示，年龄、子女情况、个人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及数字素养中互动能力为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见表5。

表4 自变量赋值方式情况

表5 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分析

3、讨论

3.1 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随着智慧医疗的不断发展，使用数字化工具的能力成为一个关键问题，老年群体面对数字技术时，易产生害怕、紧张、焦虑等情绪反应，导致其回避使用技术[9]，影响其接受健康服务。国外相关研究显示，近年来，老年人的技术焦虑迅速增长[14]。在当下智慧医疗的背景下，就医方式较之前发生巨大变化，现多采用手机智能设备进行就医预约、挂号检查、办理住院及线上缴费，老年慢性病病人受病程长、病情易反复等疾病特点影响，往往对医疗服务需求较大，其面对新兴技术发展的心理状态对其智能医疗服务使用具有重大影响，然而我国尚未开展针对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的临床评估。在本研究中，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得分为（37.12±9.75)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高于美国技术管理领域学者Khasawneh等[15]所测量的结果。分析其原因可能为：美国智慧医疗发展相对较早，病人接触新兴技术带来的改变较早，通过学习与适应，逐渐降低在使用智慧医疗服务技术时的紧张与焦虑。在我国，2019年3月国家卫健委发布了《关于印发医院智慧服务分级评估标准体系（试行）的通知》[16]，才使得智慧医疗在我国迅速开展。我国智慧医疗开展时间相对较晚，病人接触时间相对较短，还未能适应和掌握智慧医疗服务的技术革新，因此多感到紧张。护理人员及社区卫生服务人员应及时评估病人的技术焦虑情况，分析病人出现焦虑、紧张、担忧的原因，进而帮助老年慢性病病人更好地融入智慧医疗服务体系中。

3.2 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的影响因素

3.2.1 自身原因

年龄、受教育程度及个人月收入是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本研究显示，年龄越大，老年慢性病病人的技术焦虑水平越高，这与Hou等[17]在老年人群中所测量的结果相一致。随着年纪的增长及多重患病风险的增加，老年慢性病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往往呈逐年上升趋势，智慧医疗的大力推广及发展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当前医疗卫生资源紧张[18]，而对于机体功能及思维能力逐渐退化的老年病人，在新兴技术及智慧就医的应用上存在“天然弱势”，反而加剧了其面对数字技术的焦虑及紧张情绪。受教育程度也是技术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即与小学及以下学历相比，具有专科及本科学历的病人其技术焦虑水平更低。受教育程度高的老年病人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且多具备较高的数字健康素养，在不断的探索与应用中，对于智慧医疗服务的认知及使用熟练度不断增加，进而在此过程中，减轻了其使用智能技术的紧张感。本研究结果表明，个人月收入越高其技术焦虑水平越低（P<0.05）。娄策群等[19]指出，拥有数字设备是老年人进行数字实践的前提，数字信息设备的优劣也会影响老年人适应数字化生态环境的积极性。个人月收入低的老年慢性病群体承受日常生活花销及疾病治疗两大经济压力，其在设备上选择较少，且部分老年人使用的多是子女淘汰后的旧手机，加之担心使用智能手机等产品时因操作不当而产生大量费用，因此更易出现技术焦虑的情况。这提示临床护理人员与社区工作者不仅应进一步加大对老年病人慢性病的预防与控制，还应给予高龄、低学历及低收入的老年慢性病病人更多关注，积极开展从医院到社区的“数字反哺”，加强数字教育，帮助其更好地融入智慧化医疗。

3.2.2 家庭因素

本研究结果显示，婚姻状况影响老年慢性病病人的技术焦虑水平，即与已婚或有同居伴侣的老年慢性病病人相比，单身及离异/分居的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水平更高（P<0.05）。分析其原因如下，配偶不仅在生活上为老年人提供照料与帮助，也在其心理精神状态调节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19]。二元应对理论认为，伴侣双方在面对压力事件时会共同评估、感知并进行沟通[20]。在老年慢性病病人中，患有慢性疾病是夫妻双方共同面对的压力源之一，而由慢性病引发就医需求，进而导致其不得不面对又一压力源——智慧医疗就医服务技术，当夫妻双方共同应对时，可能会降低其对于陌生技术的恐惧或焦虑心态。而对于单身及离异/分居的老年慢性病病人，由于缺少了必要的伴侣支持，使其不得不独自面对多方压力源[21]。另外，相较于无子女的老年慢性病病人，有子女陪伴的老年慢性病病人的技术焦虑水平更低（P<0.05）。在家庭养老模式不断变迁的今天，子女仍然是老年人养老的依靠对象[22]。在“数字原生代”所引领的新媒体浪潮中，老年人对数字媒体设备的使用最主要求助对象即为子女，如果子女支持或提供技术帮助，能够一定程度缓解老年人对于独自使用智能技术存在的畏缩与抵触情绪[23]。研究显示，加强对老年慢性病病人的亲情陪伴和社会支持，能够改善其心理健康状况并帮助病人使其找到更积极的疾病应对方式[24]。这提示临床护理人员要关注病人的家庭结构，给予单身或离异/分居的老年慢性病病人更多帮助与支持，同时应加强与社区医疗服务体系的联动，发挥社区对弱势群体的帮扶作用。此外，加强子女的代际支持，将深入老年慢性病病人的亲情陪伴放在家庭养老首要位置的同时，发挥家庭数字教育和支持的作用，以帮助老年慢性病病人积极使用新型数字技术进行疾病管理。

3.2.3 数字健康信息互动能力

在慢性病老年病人中，数字健康信息互动能力是技术焦虑的独立影响因素（P<0.05）。数字信息互动能力是指数字技术使用者通过数字平台与其他用户互动的能力[25]。数字健康信息互动能力在本研究中具体是指慢性病老年病人通过互联网等数字媒介向他人分享健康信息的能力。本研究的调查结果显示，慢性老年病人数字信息互动能力越高，其技术焦虑水平越高，分析其原因在于老年慢性病病人在进行健康信息分享的过程中往往存在技术害怕及隐私安全的担忧。一方面，随着数字媒介广泛普及和多样化发展，人们接受与传递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也使大量良莠不齐的“健康信息”充斥在智能设备的各个界面，部分老年人难以辨别信息的真伪，将微信、快手等当作学习自我护理与保健的首要渠道并常常将各种“健康信息”分享至家庭群、朋友圈[23]，当被家人“劝删”后，又担心自己的分享行为给他人带来困扰，由此产生焦虑情绪。另一方面，部分老年人对互联网及移动媒介具有较强的戒备心理，部分老年慢性病病人表示在使用智能设备或数字媒介进行健康信息的检索或分享时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甚至害怕重要的身份信息泄露后会给自身及家庭带来不必要的经济损失，因此，在使用数字化技术时常常存在焦虑与担忧的情绪[26]。这提示医护工作者应指导病人从科学、专业的渠道获取健康信息，以发挥良性互动作用，加强数字技术教育，根据病人的自身情况，对智慧医疗服务技术的相关知识进行讲解，减少病人对于使用技术的害怕心理，同时，在实现智慧助老、智慧用老时，国家及社会应积极打造更清朗、更安全的网络环境，打击智慧化社会的新型诈骗，帮助老年慢性病病人能够更好地融入智慧医疗服务体系中。

4、小结

本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年龄、子女情况、个人月收入、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及数字素养中互动能力为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水平的独立影响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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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大连市社科院(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编号:2022dlsky065;大连市社科联2022年第二批立项项目,编号:2022dlskzd287;

文章来源:唐旭,郭宇飞,陈曦等.智慧医疗环境下老年慢性病病人技术焦虑现状及影响因素[J].护理研究,2023,37(21):3925-3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