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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相关危险因素分析

2024-08-15 5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探讨妊娠期糖尿病(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方法：选取95例在医院进行分娩的GDM产妇，评估所有产妇的产后抑郁情况，分为发生组与未发生组，设计基线资料调查表，统计并比较所有产妇的基线资料，分析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结果：95例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19例，占比20.00%(19/95);发生组与未发生组的受教育程度、产后母婴分离、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孕次、孕前身体质量指数、空腹血糖、分娩方式、职业、家庭月人均收入、产妇类型、产后并发症、使用胰岛素、其他妊娠合并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低、产后母婴分离、家庭关怀度低及社会支持低下均是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OR>1,P<0.05)。结论：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风险较高，受教育程度低、产后母婴分离、家庭关怀度低及社会支持低下均是危险因素。

关键词：
产后抑郁
产后母婴分离
受教育程度
妊娠期糖尿病
家庭关怀度
社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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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 mellitus, GDM)为高危妊娠，产妇不仅要适应分娩及妊娠引起的生理改变，同时还要学习相关的育儿知识及技能，在该过程中产妇易出现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从而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1]。研究指出，产后抑郁是指产褥期发生的抑郁，多表现为低落、郁闷、自卑及绝望等，不仅会对产妇的身心健康造成影响，还会给新生儿的健康带来严重危害[2]。既往研究指出，文化程度、产次及生育知识了解程度是高危妊娠产妇出现产后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3]。上述因素尚不能指导GDM产妇产后抑郁相关措施的拟定，还需寻找其他危险因素。基于此，本研究选择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莆田九十五医院收治的95例GDM产妇，分析其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现报道如下。

1、临床资料

1.1一般资料

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1月莆田九十五医院收治的95例GDM产妇。产妇年龄23～39岁，平均(29.65±2.83)岁；孕次1～5次，平均(2.60±0.52)次；剖宫产37例，阴道分娩58例。本研究经医院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20210312)。

1.2诊断标准

符合《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2014)》中关于GDM的诊断标准：依据75 g口服葡糖糖耐量试验(OGTT)结果进行诊断，如果服糖前及服糖后1、2 h血糖值分别达到或超过5.1、10.0、8.5 mmol/L,即可诊断为GDM[4]。若妊娠期首次发现且血糖升高已经达到糖尿病标准，为孕前糖尿病，应排除。

1.3纳入标准

符合上述诊断标准；单胎妊娠；均在医院进行分娩，且新生儿存活。

1.4排除标准

既往有精神疾病病史或认知功能障碍；产后合并危急重症；产后经历严重创伤性事件；合并恶性肿瘤；合并自身免疫系统疾病；合并血液系统疾病；存在严重心脑血管疾病；孕前伴有糖尿病或其他内分泌疾病；合并躯体残疾；合并其他产科疾病；近期存在重大家庭负性事件。

2、研究方法

2.1产后抑郁评估及分组方法

采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PDS)评估，该量表包含10个条目，采用0～3分4级评分法，总分0～30分，其中≥9分为有抑郁，纳入发生组，其余则纳入未发生组[5]。

2.2基线资料统计

设计基线资料调查表，统计两组产妇基线资料，包括年龄、孕次、孕前身体质量指数[BMI,BMI=体质量(kg)/身高(m)2]、空腹血糖、分娩方式(剖宫产、阴道分娩)、受教育程度(大专及以上、中专或高中、初中及以下)、职业(有、无)、家庭月人均收入(≥5 000元、<5 000元)、产后母婴分离(是、否)、产妇类型(初产妇、经产妇)、产后并发症(有、无)、社会支持[低下、良好，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评估[6],该量表包括3个维度(主观支持、对支持的利用度及客观支持)共10个条目，其中第1～4、8～10条采用1～4分4级评分法，第5条分为5项，每项1～4分，第6～7条根据产妇回答进行计分，若回答无则计0分，回答“下列来源”,有几个来源就计几分(0～9分),总分为12～66分，≥46分为社会支持良好，反之则为社会支持低下]、家庭关怀度[低、中、高，采用家庭关怀度指数问卷(APGAR)评定[7],该问卷包括5个条目(适应度、合作度、亲密度、成长度及情感度),采用0～2分3级评分法，总分0～10分，其中7～10分为高关怀度，4～6分为中关怀度，0～3分为低关怀度]、使用胰岛素(是、否)、其他妊娠合并症(有、无)。

2.3质量控制方法

本研究中所有量表/问卷均现场评估和回收。量表/问卷由研究者现场发放，由产妇自行填写；若产妇难以理解选项，则由研究者解释后填写；若产妇难以自行填写，则由研究者阅读量表/问卷相关选项，并对产妇的回答进行记录。填写完成后，及时查漏补缺，保证调查质量。

2.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孕次、年龄、空腹血糖、孕前BMI)以均数±标准差

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计数资料(分娩方式、受教育程度、职业、家庭月人均收入、产后母婴分离、产妇类型、产后并发症、社会支持、家庭关怀度、使用胰岛素、其他妊娠合并症)以百分率(%)表示，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采用秩和检验；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检验。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3、研究结果

3.1产后抑郁情况

本研究中所有量表/问卷均有效回收，回收率为100%。95例GDM产妇经统计，发生产后抑郁19例，占比20.00%(19/95)。

3.2基线资料比较

发生组与未发生组产妇的受教育程度、产后母婴分离、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度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发生组与未发生组产妇的年龄、孕次、孕前BMI、空腹血糖、分娩方式、职业、家庭月人均收入、产妇类型、产后并发症、使用胰岛素、其他妊娠合并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3.3 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危险因素的Logistic回归分析

将3.2基线资料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受教育程度、产后母婴分离、社会支持及家庭关怀度)作为自变量(赋值见表2),逐个作单项Logistic回归分析，因变量为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情况(1=发生，0=未发生)。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低、产后母婴分离、家庭关怀度低及社会支持低下均是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OR>1,P<0.05)。见表3。

表1两组妊娠期糖尿病产妇的基线资料比较

表2自变量赋值情况

4、讨论

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不仅会对产妇自身的身心健康与机体恢复产生影响，还会对家庭和谐及新生儿的养育造成影响[8]。白向花[9]对420例高危妊娠产妇进行观察，结果显示，82例产妇发生产后抑郁，即发病率为19.52%,并认为高危妊娠产妇产后抑郁与分娩方式、育儿胜任感等有关。本研究结果显示，95例GDM产妇有19例发生产后抑郁，占比20.00%,与上述研究结果相似，提示现阶段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风险较高，寻找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影响因素，以进一步对产后抑郁的发生进行预防至关重要。

本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低、产后母婴分离、家庭关怀度低及社会支持低下是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①受教育程度低。受教育程度低的GDM产妇难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取疾病的相关知识，且对疾病相关知识的理解能力较差，产后多会担心母子健康，且产妇面对角色转换，心理并未做好准备，会进一步加重其心理压力，从而出现低落、郁闷及焦躁等不良情绪，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10]。对此，建议加强GDM产妇产后的健康教育，促使产妇了解疾病相关知识，并对产妇进行心理疏导，以降低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风险。②产后母婴分离。GDM产妇本身就十分担忧自身与新生儿的健康状况，而母婴分离会进一步加重GDM产妇的产后应激反应，且其在心理上难以进行合理调适，从而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11]。对此，建议及时对GDM产妇及其家属进行健康宣教，讲解新生儿的状况与产妇的病情，并指导家属安慰产妇，与产妇共同面对相关问题，以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③家庭关怀度低。家庭关怀度是个体对家庭功能的满意度情况。既往研究指出，产妇的家庭关怀度水平越高，其心理状态越稳定，抑郁发生风险越低[12]。GDM产妇的家庭关怀度低，如家庭成员与产妇的沟通较少，使产妇在面对身体功能改变及母子健康时出现的负性情绪难以疏导，从而加重产妇的心理压力，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13]。对此，建议密切关注GDM产妇的家庭关怀度情况，对于家庭关怀度低的产妇应嘱其家属与产妇建立良好的亲密关系，为产妇创造愉快、温馨的家庭氛围，并加强产妇的心理疏导，以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④社会支持低下。社会支持是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所获取的物质及精神上的帮助与支持，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的身心调适，促使其积极面对应激[14]。若GDM产妇的社会支持低下，说明产妇难以通过朋友、亲属等获取疾病相关知识，从而担忧胎儿的健康状况，且对未来充满忧虑，增加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15]。对此，建议关注GDM产妇的社会支持情况，对于社会支持低下的产妇加强健康宣教，让产妇加入产后哺乳微信群及产后妈妈微信群等，并加强产妇心理疏导，以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

综上所述，受教育程度低、产后母婴分离、家庭关怀度低及社会支持低下是GDM产妇发生产后抑郁的危险因素，应加强GDM产妇的健康教育，并加强社会及家庭支持，给予产妇必要的心理疏导，以降低产后抑郁的发生风险。本研究结果可为GDM产妇相关干预措施的拟定提供参考依据，具有临床应用价值。本研究结论与白向花[9]研究并不一致，考虑可能与纳入资料有关，在后续的研究中还需增加患者资料，进一步分析GDM产妇产后抑郁发生的相关因素，以指导临床干预措施的拟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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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胡艳丽,吴星梅.高危妊娠产妇产后抑郁的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21,36(11):2623-2626.

[4]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分会产科学组,中华医学会围产医学分会妊娠合并糖尿病协作组.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2014)[J].中国实用乡村医生杂志,2017,24(8):45-52.

[5]沈蓓蓓,林启萍,毛丽萍,等.联合运用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和产后抑郁筛查量表筛查研究高危妊娠孕妇孕晚期抑郁状况[J].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18,34(26):2031-2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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