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期,世界范围内爆发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面对这项严峻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人类的生存与安全受到巨大挑战。当今世界是一个紧密连接的整体,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都存在各种联系与接触。病毒的隐蔽性强、传染性烈、危害性大,其全球化的传播对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构成潜在的健康威胁。这就决定了必须用全球伦理来应对这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各国以全球伦理为价值导向,秉承平等尊重、宽容互助、共存共赢的国际责任感,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何谓全球伦理
20世纪末,经济全球化给世界的发展带来无限生机,各个国家或地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但是,经济飞速发展的代价也不可小觑,环境问题、恐怖主义、生态问题及利益冲突等挑战接踵而至,给全球治理提出了巨大的挑战。面对这些难题,德国神学家孔汉思(HansKung)创造性地提出“全球伦理”,这一理念是他在1990年发表的著作《全球责任》中提出的。他认为,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文明冲突和利益缠结等问题,必须用一种普世性的最低伦理道德进行约束,这个伦理基于对人类共同命运的现实关怀,旨在利用道德伦理的软性约束实现全球难题治理过程中的和谐共生。
全球伦理作为一种道德层面的底线伦理,自产生之日起便频繁出现在世界诸多会议或论坛上,作为解决当今世界发展进程中的诸多全球性危机的“良药”。当前,全球治理体系进入关键时期,越来越多的治理难题摆在眼前,曾经各行其是的治理格局已经不能很好地适应时代发展要求,必须同心协力地把全球伦理作为基本准则,才能增进全人类的共同利益,使世界变成兼容并蓄的和谐“地球村”。
二、全球性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呼唤全球伦理
全球性的公共卫生事件事关全人类的生存与安危,世界各国必须以全球伦理为基准,团结合作,共同狙击疫情。2019年12月,中国爆发了以湖北武汉为中心的新冠肺炎疫情。自那时起,中国作为疫情最前沿的国家不遗余力地组织开展高效率、全方位的防疫狙击战。由于疫情防控高效有力,中国的疫情逐渐取得良好的控制效果,但病毒辐射范围却逐渐似“野火”般扩大至世界多个国家。截至目前,新冠病毒波及范围已到达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确诊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已拉响疫情警报,发布了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最高风险警报。
面对如此严峻的疫情考验,无论哪个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只有把全球伦理作为基本的行为准则去践行全人类的共同福祉,才是唯一的出路。人有种族之分,国有地界之分,但病毒并无国界之分。此次新冠肺炎传播途径主要以呼吸道传播为主,此传播方式波及范围广,传播速度快。面对病毒快速的传播速度,加之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没有统一清晰的防控标准,各个国家和地区都成为病毒的受威胁者。截至2020年3月底,新型冠状病毒已蔓延至全球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洲,全球的人类都处在被病毒感染的潜在担忧之中。因此,各个国家人民的利益休戚与共,独善其身的狭隘思想将成为一种缪谈,只有克服文化以及制度差异的障碍,在思想道德层面达成共同抗疫的共识,通力协作把损失降到最低,才能解决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重大难题。
三、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全球伦理构建的可能性
(一)历史可能性
根据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世界上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同属于一个世界。面对传染性极强的重大疫情,各个国家的命运是连接在一起的。纵观人类的发展史,病毒不断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构成严重威胁,但最终都被人类的共同抗争打败。2014-2016年,西非爆发大规模烈性传染病埃博拉病毒疫情,对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世界卫生组织随即将其定义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当时,作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几个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利拉昂都爆发了严重的埃博拉疫情,由于医疗设备、环境及救治能力都比较有限,其国内的疫情一度处于难以控制的艰难境地。在此情形下,中国及全球其他国家在全球伦理的趋势下,都为爆发国塞利拉昂提供了及时、高效的帮助。一方面,在联合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下,全球各国为西非国家提供医疗救治力量,包括医疗救助团队、防疫物资、生活物资等,以解决当时西非国家的现实需要。另一方面,全球各个国家合力医疗科研合作,共同研发救治药物,包括疫苗和救治方案等等,以制止埃博拉病毒的进一步肆虐。最终,在全球多国的合力支持下,埃博拉病毒疫情被成功控制。2016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其不再具有全球公共安全威胁性。
(二)现实可能性
全球伦理是对国家伦理的综合,是对全球共同利益的道德规定。正如孔汉思在《全球伦理》中论述的:“全球伦理是人类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基本态度等方面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这些共识对于确保社会不至于陷入混乱是十分必要的。”[1](p29)在面临全球公共卫生事件时,全球伦理将起到稳定全球秩序,联合国际力量的作用。
中国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构建全球伦理是完全可能的。在中国爆发新冠肺炎疫情之后,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思想底线,遵循全球伦理要求,以全国经济停摆为代价,采取科学高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将病毒的影响控制在疫情核心区域,建立起了阻断病毒传播的物理屏障,很好地控制了病毒传播,为其他国家争取到宝贵的“时间窗口”。同时,世界各国及各个国际组织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在公共卫生安全事件背景下构建全球伦理是可能的。自疫情发生以来,尽管对于病毒发源地责任的思想层面尚未达成统一认识,当前全球医疗救助和防治工作尚未统一协作,但中国以及其他疫情国收到许多基础医疗防护物资捐赠,这些基础性的捐助已为各个国家的疫情控制带来很多实质性的帮助。
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如何构建全球伦理
全球生态是一个闭环系统,处于系统之内的各个国家都会受到病毒的危害。可以说,疫情当前,“自我中心主义”无法战胜全球性的病毒威胁,携手合作,把全球伦理融入到疫情防控过程中共同抗疫是唯一的选择。
(一)平等、尊重是最本质的准则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平等与尊重是最基本的道德共识。互相尊重是平等的外在表现,是平等在意识层面的外化结果。在面对全球性的重大疫情时,只有认识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并做到互相尊重,才能成功地构建全球伦理。
新冠肺炎感染者在生存权利及社会地位方面是与其他人一样平等的。同样,未感染者更具有被平等对待的权利。新冠肺炎疫情一度引起全球性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更应该从以下两方面平等地对待受到疫情影响的国家和民族。一方面,要在思想认识上树立平等意识和互相尊重的理念。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对全人类的考验,在这个考验如此严峻时,更应该做到尊重疫情国国民,关注他们的心理健康,不引起内部的思想偏见。另一方面,用平等、尊重的准则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尊重疫情发生国与疫情抗争的举措,更要平等对待疫情国那些未被感染者,尊重他们正常生活、工作、学习的权利与自由,每个个体承担起保护人类安全的义务与责任,避免全球伦理缺失现象的发生。
(二)宽容、互助是最基本的举措
按照全球伦理观的价值主体规定,世界上的每一个个体都被定义为普遍意义上的地球公民,实现每个个体与人类整体的幸福与自由是全球发展的共同价值追求。[1](p36)全球各国应形成对自身身份的深度认同,深化个人、国家及世界的共有价值认识和责任认识,宽容对待其他民族。在狙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正确的处理方式是整合各个国家的价值追求,以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为基本导向,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把国家自治与全球互助相结合,凝聚全球力量筑成防御病毒的宏伟“长城”。
一方面,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传统、政治体制、公共卫生资源等都具有明显差异。所以,针对疫情的防控工作,每一个国家必须根据各国国情采取最适宜的、切实可行的防控方案,尽早发现和救助感染者,及时阻断病毒的传播路径。另一方面,国际卫生组织应建立健全全球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以构建全球伦理为原则,采用一套最具效率和效果的防控方案和措施,把防护措施的普遍有效性推广至世界各个疫情发生国,各个国家之间守望相助,凝聚全球的医疗防控能力,加强信息沟通与医疗合作,积累防控疫情的经验和能力,阻止病毒进一步在国内外传播,最终战胜病毒,提升人类的幸福与自由。
(三)共存、共赢是最重要的目标
全球伦理是伦理价值在道德层面的诉求,它诉求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发展需求,彰显出全球各族人民的命运共通的伦理意识。[2]在全球伦理的支撑下,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同一个全球治理困境的认识更加统一。在这个全球化的新时代,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发展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融入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之中,共存共赢早已经成为人类生存的现实需求,并且已经成为当今的时代主题之一。构建全球伦理必须实现共存共赢,在政治方面必须协商合作;在经济方面要开放共进;在文化方面必须互鉴互赏;在公共安全方面,更要团结一致抵御病毒。
全球伦理是对人类共同利益的维护。[3]这就要求每个国家在全球性挑战中共克时艰,共赢挑战,以共赢共存为最终的目标和追求。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关乎人类共同命运的重大挑战,它发生在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对全球的公共卫生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因此,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都必须认识到“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疫情的发生只有共同给予疫情发生国关注和支持,担当起共同建设美好世界的责任,凝聚全球共识,才能共同战胜新冠肺炎疫情。
参考文献:
[1]孔汉思.全球伦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2]孙志方,曹兴.全球伦理的兴起及其影响[J].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03):43-52.
[3]谢丹,杨小彬.跨文化传播中的伦理缺失及全球伦理的构建[J].现代传播,2018(05):27-30.
谢敏.重大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全球伦理构建[J].戏剧之家,2020(31):204-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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