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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流动人口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使用意愿调查

2024-06-27 131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了解武汉市流动人口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乡镇卫生院(简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primary health service institutions, PHSIs)进行HIV检测的意愿及影响因素。方法 2020年5—9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从武汉市14个行政区抽取30家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PHSIs每辖区内约10名15～65岁的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共调查308名流动人口。采用χ2检验和非条件logistic多因素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回收有效问卷295份，有效率为95.8%。男性119名(40.3%),女性176名(59.7%);平均年龄(37.73±11.02)岁。65.4%的流动人口愿意在PHSIs进行HIV检测。婚姻状况已婚或同居(OR=2.893,95%CI:1.421～5.892)、职业为建筑工人(OR=5.217,95%CI:1.702～15.991)和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OR=2.264,95%CI:1.320～3.885),对流动人口在PHSIs接受HIV检测意愿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结论大部分流动人口愿意接受PHSIs的HIV检测服务，有针对性地开展艾滋病防治服务工作，宣传HIV检测服务，有助于提高流动人口对PHSIs的HIV检测服务利用率。

关键词：
HIV检测
基层卫生服务机构
影响因素
意愿
流动人口
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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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人口多为青壮年，处于性活跃期，文化程度普遍偏低[1,2],有易发生高危性行为且安全套使用比例低、艾滋病防护知识知晓程度低、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率低、流动性高、经济条件差等特点[3,4]。中国流动人口的HIV感染率为1.38‰,远高于全人群的感染率[5],是感染艾滋病的高危人群之一[3,6]。武汉市以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便捷的交通，成为了中部地区典型的人口流入地。据统计，2019年底武汉市1 121万常住人口中有510万流动人口[7]。了解武汉市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扩大艾滋病检测覆盖面，对于有效遏制艾滋病在该人群的传播十分重要[8,9]。利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地理可及性优势，深入流动人口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咨询检测等工作，有助于促进流动人口的知信行改变，扩大流动人口检测覆盖面[3,10]。本文为了解武汉市流动人口对于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的使用意愿，特开展了相关调查。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本研究于2020年5—9月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调查在武汉市居住1个月以上、非武汉市户籍、年龄15～65岁、在武汉市从事相关工作学习的人群，排除旅游、上学、访友、探亲、就医、从军等人群。

1.2方法

1.2.1样本量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调查样本量计算公式n=Zα2×P×(1-P)/δ2,按照检验水准α=0.05,则Zα=1.96,预期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的率(P)。参考文献[11]调查结果，服务对象的检测意愿为73.3%,假设允许误差δ=0.05～0.10,计算可得样本量n=75～300,为保证足够的样本量，本次计划调查约300名流动人口。

1.2.2抽样方法

本研究根据武汉市14个行政区城乡分布进行分层，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在7个中心城区(105家)和7个远城区(107家)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中按1∶1的比例分别从中心城区和远城区抽取15家。每个行政区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抽取1～3家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共抽取30家。30家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艾滋病防治专业人员在建筑工地、企业或社区针对流动人口开展艾滋病防治宣传教育(简称“防艾宣传”)干预工作中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每家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分别对10名符合要求的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

1.2.3调查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由经过培训的调查员完成调查。调查内容包括：①社会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民族、户籍、是否本地居住1个月以上、婚姻状况、文化程度、年收入。②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制定的8条大众人群需掌握的艾滋病知识(简称艾滋病“国八条”)知晓情况[12],一个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不能从外表上看出来、蚊虫叮咬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一起吃饭不会感染艾滋病、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得艾滋病、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器有可能得艾滋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正确使用安全套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只与一个性伴发生性行为可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8个问题正确回答6个及以上为知晓。③艾滋病检测和检测需求情况。调查经调查对象知情同意。本研究通过武汉市卫生计生委医学科研项目伦理委员会审批(伦理号：WHCDCIRB-K-2018037)。

1.3统计学分析

采用SPSS 25.0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使用均数±标准差描述，计数资料描述使用频数和占比描述，单因素分析采用χ2检验，多因素分析采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基本情况

本研究对308名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95份，问卷有效率为95.8%。男性119名，占40.3%,女性176名，占59.7%;平均年龄(37.73±11.02)岁；汉族288名，占97.6%,少数民族7名，占2.4%;婚姻状况已婚或同居者231名，占78.3%,未婚或离异/丧偶64名，占21.7%;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学历100名，占33.9%,高中或中专学历85名，占28.8%,大专及以上学历110名，占37.3%;年收入<3万元者68名，占23.1%,3～5万元者153名，占51.9%,5～10万元者56名，占19.0%,>10万元者18名，占6.1%;工厂/企业工人73名，占24.7%,建筑工人40名，占13.6%,商贸经营126名，占42.7%,其他56名(其中，50名职业不详),占19.0%。见表1。

2.2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情况

295名调查对象中，236名知晓艾滋病防治知识(艾滋病“国八条”知晓6个及以上为知晓),艾滋病知识知晓率为80.0%。其中“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液会得艾滋病吗?”“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共用注射器有可能得艾滋病吗?”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生下的小孩有可能得艾滋病吗?”3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较高，分别为94.6%、94.2%和91.2%。对于“蚊虫叮咬会传播艾滋病病毒吗?”的回答正确率最低，为49.2%。

2.3 HIV检测服务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对于调查对象选择开展艾滋病咨询检测服务的机构，分别有184名(62.4%)和158名(53.6%)选择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医院，131名(44.4%)选择了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对于调查对象最愿意去做HIV检测的机构，分别有151名(51.2%)和86名(29.2%)表示最愿意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医院，47名(15.9%)表示最愿意去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对于是否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193名调查对象(65.4%)表示愿意使用，102名(34.6%)表示不愿意使用，不愿意使用的原因主要有自我认为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低(51.0%),担心遇到熟人受歧视(33.3%),不太相信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检测能力和水平(17.6%)等。

2.3.1单因素分析

对不同特征的流动人口是否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婚姻状况、文化程度、职业、是否做过HIV检测、是否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防艾宣传对流动人口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意愿的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2.135、12.431、6.747、10.624、5.209、12.417,P<0.05)。见表1。

2.3.2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的6个变量作为自变量，以流动人口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的意愿(不愿意=0,愿意=1)作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前进法),对其中的无序分类变量进行哑变量转化。见表2。

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婚姻状况为已婚或同居状态、职业为建筑工人、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防艾宣传的流动人口更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见表3。

2.3.3其他影响因素

对于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的流动人口表示，还想得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服务(75.6%)、检测前告知和咨询服务(67.4%)、检测后结果告知和咨询服务(71.0%)、如何面对艾滋病病毒阳性结果的服务(44.6%)等。

表1武汉市流动人口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使用意愿的单因素分析[n(%)]

表2武汉市流动人口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意愿影响因素赋值表

表3武汉市流动人口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使用意愿的多因素分析(n=295)

3、讨论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武汉市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为80.0%,远低于国家卫生健康委《遏制艾滋病传播实施方案(2019—2022年)》中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知识知晓率达90.0%以上的目标要求[13]。调查对象是否知晓艾滋病防治知识对于流动人口是否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没有影响。

本研究65.4%的调查对象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低于相关研究的接受度调查结果[11]。调查结果显示，婚姻状况为已婚或同居状态的流动人口相对于未婚或离异/丧偶的流动人口来说更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相关研究也发现，已婚状态的流动人口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低于其他婚姻状态者[4,14],可能由于家庭成员的加入可提高流动人口的责任感[15],因此，推测已婚或同居状态的流动人口更有进行HIV抗体检测的倾向，使其对于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使用意愿较高。本研究显示，建筑工人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的意愿更高，与建筑工人相对于企业工人来说，流动性更大，发生高危性行为的风险较高有关[11,16]。同时，建筑工人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有研究显示，低学历人群更倾向于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寻求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服务[14],可能相对于艾滋病防治重点人群倾向于使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服务，一般人群则对于就医便捷的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更为信任。

接受过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开展的艾滋病防治宣传是流动人口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的促进因素。约70%的流动人口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表示还想得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艾滋病防治知识宣传、HIV检测前后告知和咨询服务，50%的人表示想了解如何面对检测HIV阳性结果等，说明流动人口对于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信任度和接受度较高，愿意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接受HIV检测相关的服务。也有1/3的流动人口由于认为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风险低、担心遇到熟人和受歧视等原因不愿意使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这部分流动人口中，因不相信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水平而不愿意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进行HIV检测的占比较低，说明流动人口主要受限于对艾滋病的认知和自身感染风险的认知而影响了其在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意愿。有研究显示，受教育程度低、自评身体状况健康的流动人口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利用率低[15]。基层卫生服务机构应根据流动人口的人群特征有针对性的开展艾滋病防治服务工作，宣传HIV检测服务，创新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模式[17],有助于提高该人群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的利用率，提高流动人口艾滋病防治相关的健康素养水平，降低艾滋病病毒的传播[18]。另外，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存在艾滋病防治专业能力不足、经验缺乏等问题，尚不能满足艾滋病防治工作要求，需要加强对其艾滋病防治能力的提升[19,20]。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研究对象的招募采用的是方便抽样的方法，样本量较小，代表性不佳影响结果的外推；二是研究对象以女性为主，而目前感染艾滋病的风险人群主要为男性，研究对象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的使用意愿可能被低估；三是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工作人员作为本研究的调查员，可能影响研究对象对于基层卫生服务机构的HIV检测服务使用意愿的选择。本研究针对影响流动人口对基层卫生服务机构HIV检测服务使用意愿的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为基层卫生服务机构针对该人群开展HIV检测服务提供了参考依据。

利益冲突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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