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对2016-2022年我国围产期抑郁症患病率进行Meta分析,为我国围产期抑郁筛查时机和重点地区的确定提供依据。方法 检索CNKI、Pub Med、Webof Science和Cochrane数据库,检索时限为2016年1月-2022年11月,应用Stata16.0软件进行Meta分析。结果 共纳入29篇文献,样本总量为72762人。Meta分析结果显示,2016-2022年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总患病率为25%[95%CI(0.18~0.32)],中重度抑郁症的总患病率为12%[95%CI(0.10~0.15)]。亚组分析显示,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孕期[29%,95%CI(0.25~0.34)]高于产后[17%,95%CI(0.09~0.26),P<0.05],东部地区[25%,95%CI(0.17~0.33)]和东北部地区[30%,95%CI(0.18~0.41)]均高于中部地区[11%,95%CI(0~0.28),P=0.20];中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孕期[10%,95%CI(0.06~0.14)]低于产后[15%,95%CI(0.10~0.20),P=0.11],东部地区[14%,95%CI(0.09~0.18)]和西部地区[13%,95%CI(0.09~0.18)]均高于中部地区[8%,95%CI(0.07~0.10),P<0.05]。结论 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建议在孕期和产后分别对孕产妇实施围产期抑郁筛查,并对东部地区进行重点筛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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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产期抑郁是妊娠期间或产后6周内出现的抑郁发作,其患病率高、危害严重,已成为全球重点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1-2]。抑郁筛查有助于尽早地识别围产期 抑 郁 高 危 人 群,提 高 围 产 期 抑 郁 的 治 疗率,降低围产期抑郁的危害[1]。抑郁筛查于2020年被国家纳入围产期妇女常规孕检和产后访视流程。然而,目前我国尚未确定围产期抑郁筛查的最佳时机和重点地区[2],这不利于我国围产期抑郁筛查政策的落实。而筛查时机和重点地区的确定需要以我国现阶段围产期抑郁症的流行特征为依据。研究表明,社 会 因 素 是 围 产 期 抑 郁 发 作 的 高 危 因素[1-2]。2016年以来,我国经历了“二孩政策”“新冠病毒感染(coronavirusdisease2019,COVID-19)流行”等众多社会变化,这些变化极有可能对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流行产生影响。但目前尚未有学者对2016年以来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流行现状进行研究。Meta分析可整合不同样本的横断面研究,并可对比不同时间、地区、人群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流行特征[3]。故本文对2016-2022年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进行Meta分析,以期为我国围产期抑郁筛查时机和重点地区的确定提供依据。
1、资料与方法
1.1文献检索策略计算机检索C
NKI、PubMed、WebofScience和Cochrane数据 库,检 索 时 限 为2016年1月1日-2022年11月30日。英文检索词:pregnancy、antenatal、prenatal、gestation、pregnancies、postnatal、postpartum、puerperal、post birth、post-birth、post-partum、post-natal、perinatal、puerperium、maternal、China、depressive、mooddisorder、affectivedisorder等。中文检索词:围产期、母亲、妈妈、孕妇、产妇、妊娠、怀孕、分娩、产后、产前、产褥期、孕期、抑郁、筛查、流行、患病率、发病率、调查、诊断、评估、现况、水平、现状、状况、工具、问卷、量表等。本研究已在Internationalprospectiveregisterofsystematicreviews注册(注册号:CRD42022346052)。
1.2纳入与排除标准纳入标准:
①研究对象为中国本土的孕期至产后42天内的妇女;②以爱丁堡产后抑郁量表(EdinburghPostnatalDepressionScale,EPDS)总分≥9~12或患者健康问卷(PatientHealthQuestionnaire-9,PHQ-9)总分 ≥5作 为 围 产 期 抑 郁 症 的 诊 断 标 准,EPDS总分≥13或PHQ-9总分≥10作为围产期中重度抑郁症的诊断标准[1-2];③结局指标为围产期抑郁或中重 度 抑 郁 症 的 患 病 人 数、患 病 率 和 样 本 总量;④研究类型为横断面调查研究。排除标准:① 在特定人群中开展的调查(如纳入样本全为高危妊娠或初产女性,调查地点限定在农村或城市等);②文献未报告调查时间或调查地点或评估工具或评估工具的诊断界值;③调查时间在2016年1月1日之前或跨越COVID-19暴发时间(2019年12月31日);④纳入样本总量<400人;⑤无法获 取 全 文、低 质 量、重 复 发 表 的 文 献;⑥ 综述、会议论文及摘要。
1.3文献筛选、资料提取和质量评价
由两名研究者独立地筛选文献、提取资料和评价文献质量,交叉核对结果。如有分歧,与第三方协商解决。为保障数据的质量,若同一样本总体同时报告了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患病人数和围产期中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患病人数,则只提取围702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4年12月第41卷第6期ChineseJournalofSocialMedicine,December2024,Vol.41,No.6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患病人数。采用美国卫生保健质 量 和 研 究 机 构(Agencyfor Healthcare ResearchandQuality,AHRQ)推荐的评价标准进行文献质量的评价。AHRQ标准包含11个条目,共11分,评估结果为“是”得1分,“否”或“不清楚”得0分,设定总评分0~3分为低质量,4~7分为中等质量,8~11分为高质量[4]。
1.4统计分析利用
Stata16.0软件进行Meta分析。采用χ2检验(检验水准α=0.05),同时结合I2判断纳入研究结果间的异质性。若各研究结果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且I2<30%),则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反之则采用随机效应模型。根据调查时 段、调 查 地 区、评 估 时 间 进 行 亚 组 分 析。采用敏 感 性 分 析 检 测 分 析 结 果 的 稳 定 性。 采 用Egger检验评价发表偏倚。
2、结果
2.1文献筛选流程及结果
初检获得文献6982篇,删除重复文献1378篇,剔除2016年前发表的文献1841篇,初筛后获得文献135篇,阅读全文再次进行筛选,最终纳入文献29篇[5-33],样本总量为72762人。
2.2纳入文献的基本特征和偏倚风险评价结果
纳入的文献中,22篇文献[5-20,23-25,27,28,31]的调查时段在COVID-19疫情发生前(2016年1月1日2019年12月31日),7篇文献[21-22,26,29,30,32-33]的调查时段在疫情发生后(2020年1月1日-2022年11月30日)。17篇文献[5-7,14,20,22-29,31-33]的评估时间在孕期,12篇文献[8-13,15-19,21]的评估时间在产后。根据四大经济区对调查地点进行划分,2篇文献[24-25]的 调 查 地 点 在 东 北 地 区、18篇 文献[5,7-9,11,14-15,17-20,22-23,26,29-31,33]的 调 查 地 点 在 东 部 地区、4篇文献[6,12,27,32]的调查地点在西部地区、5篇文献[10,13,16,21,28]的调查地点在中部地区。文献质量评分在4~9分之间,无低质量文献。见表1。
2.3 Meta分析结果
2.3.1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
将EPDS≥9~12分或PHQ-9≥5分为诊断标准的16篇文献[14-26,31-33]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5%,95%CI(0.18~0.32)。亚组分析显示:①按照调查时间段划分,COVID-19暴发前的患病率[24%,95%CI(0.16~0.32)]低于暴发后的患病率[26%,95%CI(0.11~0.42)],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79,>0.05)(见图1A)。②按照评估时间划 分,孕 期 的 患 病 率[29%,95%CI(0.25~0.34)]高 于 产 后 的 患 病 率[17%,95%CI(0.09~0.26)],两 者 间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P=0.02,<0.05)(见图1B)。③按照地区划分,东部地区的患病率[25%,95%CI(0.17~0.33)]和东北地区的患病率[30%,95%CI(0.18~0.41)]均高于中部地区的患病率[11%,95%CI(0~0.28)],三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0,>0.05)(见图1C);西部地区 只 纳 入 了1篇 文 献,文 献 报 道 患 病 率 为43.36%[32],未进行亚组分析。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剔除任何1篇文献,合并患病率均无明显改变(见图1D)。Egger检验显示,t=3.88,P<0.05,存在发表偏倚。见图1。
表1围产期抑郁症患病情况纳入研究的基本特征研究者
2.3.2围产期中重 度 抑 郁 症 的 患 病 率
将EPDS≥13分 或PHQ-9≥10分 为 诊 断 标 准 的13篇 文献[5-13,27-30]进行Meta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围产期中重度 抑 郁 症 的 患 病 率 为12% [95%CI(0.10~0.15)]。亚 组 分 析 显 示:① 按 照 调 查 时 段 划 分,COVID-19暴发前的患病率[14%,95%CI(0.11~0.16)]高于暴发后的患病率[6%,95%CI(0.05~0.08)],两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图2A);②按照评估时间划分,孕期 的 患 病 率[10%,95%CI(0.06~0.14)]低 于 产 后 的 患 病 率[15%,95%CI(0.10~0.20)],两者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11,>0.05)(见图2B);③按照地区划分,东部地区的患病率[14%,95%CI(0.09~0.18)]和西部地区的患病率[13%,95%CI(0.09~0.18)]均高于中部地区的患病率[8%,95%CI(0.07~0.10)],三者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 图2C)。敏感性分析结果显示,剔除任何一篇文献,合并患病率均无明显改变(图2D)。Egger检验显示,t=-2.05,P=0.07,不存在发表偏倚。见图2。
图1围产期抑郁症Meta分析图
图2围产期中重度抑郁症Meta分析
3、讨论
3.1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
本文结果显示,2016-2022年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为25%[95%CI(0.18~0.32)],中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2% [95%CI(0.10~0.15)]。该结果显著高于Nisar等[34]报告的1996-2021年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16.3%,95%CI(0.15~0.18)]。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高龄产妇在分娩人群中的占比显著升高[35]。相关研究表明,高龄是围产期抑郁症的高危因素之一[5,15],高龄产妇占比的升高极有可能引起我国围产期抑郁症患病率的增加;其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社会竞争愈发激烈,生活压力也逐渐增大,而生活压力是围产期抑郁症发生的主要原因[1-2];再者,根据民政局发布的《2021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6-2019年我国离婚率由3.0%攀升至3.4%,离婚率的攀升将会导致单身母亲数量的增加,而单身和低质量的亲密关系亦是围产期抑郁症的高危因素[1-2]。因此,要关注围产期妇女的心理健康,加强围产期抑郁筛查政策的落实,及时发现并治疗围产期抑郁 症 患 者,以 降 低 我 国 围 产 期 抑 郁 症 的 患病率。
3.2围产期抑郁症的流行特征
第一,COVID-19暴发后,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与暴发前相近(P>0.05),中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显著低于暴发前(P<0.05)。这主要是由于疫情暴发初期,我国政府立即采取了“管控”“阳性隔离”“开辟孕产妇绿色通道”等多项防控措施,这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孕产妇对疫情的恐慌;其次,封锁政策增加了家属的陪伴时间,提高了孕产妇的社会支 持,而 社 会 支 持 是 围 产 期 抑 郁 的 保 护 因素[1-2]。基于此,建议家属及社会给予围产期妇女更多的关注 和 爱 护,提 高 围 产 妇 女 社 会 支 持 的 获 得感,降低我国围产抑郁症的患病率,保障围产期妇女的心理健康。第二,孕期抑郁症的患病率显著高于产后(P<0.05),但孕期中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低于产后(P=0.11),该结果与余敏等[36]纵向调查研究的结果一致。目前,多国指南建议在孕期对围产期妇女进行抑郁常规筛查[3]。但根据我国围产期中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特点,只在孕期进行抑郁筛查会导致大量患有中重度抑郁症的产妇不能被及时地发现和治疗,而这将给这些产妇及其子女的健康带来巨大的风险。因此,建议医务人员在孕期和产后对围产期妇女分别进行抑郁筛查。第三,东部地区围产 期 抑 郁 和 中 重 度 抑 郁 症 的 患 病 率 分 别 为25%、14%,均较高。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生活成本更高,孕产妇面临的生活压力更大,而生活压力正是围产期抑郁的危险因素[1-2]。为此,建议将东部地区划为围产期抑郁筛查的重点地区,增加围产期抑郁筛查的频率。
3.3局限性及展望
本文纳入的文献均为横断面研究且存在发表偏倚,因 此 本 文 的 研 究 结 果 存 在 一 定 的 偏 倚。另外,本文纳入的文献使用了EPDS≥9/9.5/10分三个围产期抑郁症的诊断界值,这也可能会影响结果的精确性。建议后期学者加强对EPDS界值的研究,规范其使用。此外,由于纳入的中、西、东北地区的研究文献较少,本文整合的这些地区的患病率只能作为相对值使用,并不能说明这些地区的患病情况。建议后期学者聚焦对这些地区围产抑郁症流行现状的研究。
4、小结
本文对2016-2022年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流行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围产期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尤其是东部地区,且其在孕期的患病率显著高于产后。但中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孕期低于产后。因此,建议我国医务人员在孕期和产后分别对孕产妇实施围产期抑郁筛查,并将东部地区划为重点筛查地区。(致谢:感谢侯政昆、叶增杰、刘家骏对文章的帮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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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广东省中医药局科研项目(20191109);广州市科学技术局科研项目(202201020326);
文章来源:刘娜,王敏怡,梁群英,等.2016-2022年中国围产期抑郁症患病率的Meta分析[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4,41(06):701-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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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症是临床常见心境障碍性疾病,临床发病率达6%,病因复杂[1],可在发病后由长期性、持续性、反复性抑郁情绪表现,影响患者正常生活功能及社会功能[2],严重者可由严重抑郁情绪变化引发轻生行为,需引起社会重视,以确保相关患者的临床积极治疗[3]。
2025-09-03抑郁症是一种严重的心理障碍,主要受到遗传、神经递质、生活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患者常表现为言语较少、思维迟缓、自责自罪、注意力障碍等特征,对自身存在毁灭性想法,常觉得生活毫无意义,总以消极情绪对待事物,严重时可能导致自杀,对家庭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
2025-09-03抑郁症是常见的精神疾病之一,其特点是持续的情绪低迷、兴趣缺失和愉悦感降低,若持续发展可引起一系列躯体症状,甚至使患者出现自杀倾向,严重影响其生活质量。抑郁症的治疗方法主要为药物疗法和心理疗法。
2025-08-16抑郁症是一种常见的精神障碍,以持续的、严重的抑郁情绪为主要特征,常伴有其他症状和功能障碍。抑郁症可以影响个体的情绪、思维、行为和身体健康,病因复杂,可能与遗传、生物化学、心理社会因素等多种因素有关。
2025-08-02抑郁症是临床高发且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随着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及精神压力增大,致使近些年抑郁症发病率呈增长趋势[1]。抑郁症患者在发病后会感觉到生活无趣,长期保持精神萎靡状态,注意力常不集中且爱胡思乱想,主动回避他人,躲避社交,压抑情感不断累积让患者有自杀或伤人倾向[2]。
2025-07-18早期常见症状为睡眠质量下降,进而对病情产生消极影响[3]。因此,需重视对抑郁症患者负性情绪和睡眠质量的干预。常规治疗可控制抑郁症患者的病情,但对改善患者心理状态的持续效果不明显。有研究[4]表明,心理干预能有效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在调节情绪和改善认知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从而促进患者的心身康复。
2025-07-17随着中国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老年人的健康引起广泛关注,抑郁症状、疼痛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activitiesofdailyliving,ADL)下降是常见问题。严重的抑郁症状会出现自杀倾向,并对其生命构成威胁,现已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2-3]。
2025-07-11抑郁症是一种高发病率和高治愈率的精神障碍[1]。但由于人们对这种疾病的了解不够深刻,因此只有小部分患者接受了正规治疗,导致其治疗成功率低并且容易复发[2]。该疾病主要特点是明显而长久的情感低沉,部分患者可能会有自我伤害或自杀的倾向,可能出现妄想、幻觉等精神上的异常症状[3]。
2025-06-302020年我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为24.6%,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为7.4%。青少年抑郁症自杀风险高,自杀身亡是我国青少年人群的第二大死因。本课题组前期调查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60%有自杀行为,并且有自杀行为的青少年家庭功能较差,治疗效果也会受到家庭功能不佳的影响。
2025-06-28大量研究表明[1-2],受学业压力、家庭环境和社会竞争的多重影响,青少年抑郁症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青少年抑郁症不仅影响青少年的学习和生活,还可能致学业失败、社交障碍、自伤甚至自杀等一系列严重后果。临床药物治疗虽可减轻患者临床症状,降低其病残率及自杀率,但长期服用药物副作用大,且不利于青少年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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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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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出版地方:湖北
专业分类:医学
国际刊号:1673-5625
国内刊号:42-1758/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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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3年
发行周期:双月刊
期刊开本:16开
见刊时间:10-12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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