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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

  2024-02-18    1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调查了解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社会支持的现况,并分析两者之间的相关性。方法: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宁夏某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2022年12月—2023年2月收治的126名早产儿母亲为研究对象,使用一般资料调查表、照顾者积极感受量表和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横断面调查。结果:早产儿母亲的积极感受总分为(39.22±5.00)分、社会支持总分为(66.10±9.93)分。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总分及各维度得分与其积极感受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P<0.05)。结论 :临床医护人员应关注早产儿母亲的社会支持水平,通过给予其更多的社会支持以提高早产儿母亲的积极感受。

  • 关键词:
  • 器官发育不成熟
  • 妊娠不满37周
  • 早产儿母亲
  • 社会支持
  • 积极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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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全球每年出生的早产儿约有1 484万,中国早产儿的数量居世界第2位,发生率约为6.9%[1]。早产儿因妊娠不满37周,其器官发育不成熟易导致各种并发症[2],需进入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neonatal intensive care unit, NICU)进行治疗与护理。而我国NICU进行封闭式管理,早产儿母亲不能随时进入NICU进行床旁非治疗性护理,导致母婴分离,早产儿母亲易出现多种与分离相关的负面感受[3,4]。而较高水平的积极感受可提升照顾者生理和心理健康[5]。社会支持作为一种保护因素,是否可以减轻早产儿母亲所经历的压力还尚未可知。因此,本研究旨在了解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社会支持的现况,探讨分析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以期为制订提高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的干预措施提供理论依据。


1、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2022年12月—2023年2月便利抽取宁夏银川市某三级甲等医院NICU收治的126名早产儿母亲作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胎龄28~37周;2)早产儿母亲年龄≥18岁;3)早产儿母亲能独自完成问卷或在研究者的帮助下填写问卷;4)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早产儿先天畸形或患有先天性疾病、重大疾病;2)早产儿母亲患有产科、妇科重症及并发症;3)患精神、心理障碍类疾病;4)早产儿母亲家中发生重大负性事件或家中患有重大疾病者。

1.2研究工具

1.2.1一般资料调查表

由研究者自行设计,包括早产儿胎龄、头围、身长、住院日期、早产儿母亲年龄、孕产次、分娩方式、文化程度等。

1.2.2照顾者积极感受量表(Positive Aspects of Caregiving, PCA)

该量表由Tarlow[6]编制,张睿等[7]于2007年进行汉化。包括自我肯定(5个条目)、生活展望(4个条目)2个维度,各条目采用Likert 5级评分,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分别计1~5分,总分9~45分,得分越高表示照顾者积极感受水平越高。总量表和2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900,0.890,0.830。

1.2.3领悟社会支持量表(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该量表由Zimet等[8]编制,姜乾金[9]于2001年进行汉化,其量表包含家庭支持(4个条目)、朋友支持(4个条目)和其他支持(4个条目)3个维度。各条目采用Likert 7级评分法,从“极不同意”到“极同意”分别计1~7分,总分12~84分。总分得分12~36分、37~60分、61~84分、分别代表低、中、高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89~0.92。家庭支持、朋友支持及其他支持3个维度的Cronbach′sα系数分别为0.854,0.862,0.856。

1.3资料收集方法

在早产儿转入过渡病房的第5天,对符合纳入和排除标准的早产儿母亲进行问卷调查。调查人员提前告知本次调查的目的及意义,以取得早产儿母亲的配合。本次问卷调查采用匿名方式,由早产儿母亲独立完成填写,问卷填写结束后,当场检查问卷填写项目有无遗漏,有无逻辑的错误,确保问卷的真实有效。此次研究调查共发放问卷132份,收回130份,剔除无意义问卷4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2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5.40%。

1.4统计学方法

双人录入,核对数据。采用SPSS 23.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描述,定性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采用双侧检验,α=0.05。


2、结果


2.1早产儿及其母亲的一般情况

126例早产儿性别:女59例,男67例。早产儿孕周(32.74±2.31)周;早产儿母亲年龄(30.25±4.87)岁;孕产次:一胎61人,二胎65人;分娩方式:经阴道分娩23人,剖宫产103人;是否进行定期产检:有定期产检98人,未定期产检28人;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5人,高中及中专42人,专科或本科77人,硕士及以上2人;职业:公务员3人,工人10人,教师7人,医务人员6人,公司职员41人,个体15人,自由职业2人,无职业42人。

2.2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及社会支持得分情况

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总分为(39.22±5.00)分,其中自我肯定维度得分为(21.53±2.99)分,生活展望维度得分为(17.69±2.48)分。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总分为(66.10±9.93)分,其中家庭支持维度得分为(24.02±3.50)分,其他支持维度得分为(21.23±3.67)分,朋友支持维度得分为(20.85±4.07)分。

2.3不同社会支持水平的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得分比较(见表1)

表1不同社会支持水平的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得分比较

2.4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见表2)

表2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社会支持相关性分析(r值)


3、讨论


3.1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调查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总分为(39.22±5.00)分,处于中等偏高水平,明显高于王晓燕等[10]的研究结果。这可能与王晓燕等[10]的研究是在早产儿转入过渡病房的第2天开展调查,而本研究是在早产儿转入过渡病房的第5天展开调查有关,此时早产儿母亲已经参与到照顾早产儿的日常活动中,逐渐掌握较多育儿技能,早产儿病情相较于在NICU时好转且稳定,达到出院标准。早产儿母亲能够动态了解早产儿相关病情信息和疾病转归,其疾病不确定感较低[11]。在本研究中,61.1%早产儿母亲学历为专科和本科,文化程度越高,更易接受新知识与新理念,能够更好地掌握照顾技能,以积极的心态、正确的方式来应对和处理照顾早产儿过程中出现的压力事件[12]。在本研究中,早产儿母亲自我肯定维度得分明显高于生活展望维度得分,这可能与早产儿母亲在和同病室的交流中相互鼓舞,不断增强信心,且医护人员介绍与早产儿疾病成功治愈的案例有关。因此,医护人员应在早产儿住院期间采用授课、行为指导干预等方式对早产儿母亲进行健康教育,比如可实施袋鼠式护理[13,14]或格林模式的健康教育模式[15]使其获得育儿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促进其积极感受情绪的产生。

3.2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调查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总分为(66.10±9.93)分,处于高水平,高于王帆等[16]的研究结果。其中家庭支持维度总分最高,依次为其他支持维度、朋友支持维度。这主要与早产儿母亲在院期间家人的照顾与陪伴有关[17],而朋友、亲戚以及同事给予的精神和物质不足,使得早产儿母亲主观感受朋友、亲戚以及同事支持较少,因此家庭支持得分均高于其他及朋友维度支持得分。本研究中51.59%早产儿母亲为经产妇,研究显示经产妇得到的社会支持均高于初产妇,可能与经产妇较初产妇年龄大,工作稳定,阅历丰富有关[18]。且随着全面三孩政策的开展,我国早产儿医疗保险、政策不断完善;医疗水平不断提升,社会给予有意愿生育二胎、三胎的母亲支持和帮助较大,早产儿母亲群体感受到社会支持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3.3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社会支持密切相关

本研究结果显示,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与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总分及其各维度得分呈正相关(P<0.05),高水平社会支持得分的早产儿母亲其积极感受总分及各维度得分均高于低水平社会支持(P<0.05),提示早产儿母亲得到越高水平的社会支持,积极感受水平越高。研究显示,早产儿母亲心理疾病发生的风险较高,主要以产后抑郁、焦虑多见[19],这些消极情绪导致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水平降低,不利于其尽快适应母亲这一角色;社会支持有助于早产儿母亲角色的过渡,女性表示在向母亲过渡时需要医院及社区医务人员给予的专业支持,从而来满足生理及心理上的需求[20]。家庭成员对早产儿母亲给予的积极肯定与鼓励既能够提高早产儿母亲积极情绪[10],也能够增加早产儿母亲育儿胜任感[21];来自亲戚,朋友等的社会支持对早产儿母亲健康情绪的产生也至关重要。因此,医护人员应予以关注和重视早产儿母亲的心理状况,在早产儿入住NICU后能及时给予其母亲合理的健康心理疏导,同时应鼓励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提供情感与物质支持[22],有助于缓解早产儿母亲的心理应激反应,同时还可形成社会支持越高其育儿胜任感越强的良性循环,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早产儿母亲的积极感受。


4、小结


早产儿母亲社会支持水平越高,其积极感受水平越高,医护人员除了关注早产儿疾病转归、治疗及护理外,还应给予早产儿母亲心理护理,倡导发挥家庭,朋友及其他的支持功能,以提高早产儿母亲生活展望与自我肯定水平,使其尽快适应母亲的角色。本研究仅对本地区1所三级甲等医院进行横断面调查,样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其次本研究在推断因果关系方面存在局限性,今后可采用纵向研究来进一步探讨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制订提高早产儿母亲积极水平的干预方案提供更加全面的理论依据。


参考文献:

[2]崔焱,仰曙芬.儿科护理学[M].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7:169-170.

[3]张丹,雷国锋,刘洋博.NICU早产儿的母亲焦虑抑郁现状及其影响因素[J].国际精神病学杂志,2023,50(4):848-850.

[4]许冬梅.早产儿父母创伤后应激障碍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D].百色:右江民族医学院,2023.

[5]夏福海,王国庆,王雪芬.积极感受在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家庭照顾者照顾准备度与心理一致感间的中介效应[J].现代医学,2022,50(3):365-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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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晓燕,李玉,李胜玲,等.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家庭功能的相关性研究[J].现代预防医学,2020,47(9):1588-1590;1611.

[11]刘艳红,王燕,李胜玲,等.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疾病不确定感相关性分析[J].护理学杂志,2019,34(24):77-79.

[12]杨邵真,赵婷鹭.胰腺癌患者主要照顾者的积极感受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福建医药杂志,2023,45(1):140-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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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顺.经产妇产后抑郁现状调查与影响因素分析[D].苏州:苏州大学,2021.

[19]赵常亮.新生儿重症幼监护病房早产儿母亲产后抑郁情绪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22,13(4):63-66.


基金资助:宁夏护理学会资助项目,编号:NXHL21-15;


文章来源:范纪燕,王东莉,解建平等.早产儿母亲积极感受与社会支持的相关性研究[J].全科护理,2024,22(03):539-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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