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冠心病妊娠女性心理压力源及其对产妇不良情绪的影响。方法 选择2019年1月—2021年6月48例冠心病合并妊娠的女性作为甲组,选择同期52例健康妊娠女性作为乙组,选择同期60例冠心病未妊娠女性作为丙组。详细记录3组受试者信息,采用自评量表评价抑郁、焦虑情绪,采用疾病不确定量表(MUIS)评价疾病不确定感,采用应对方式问卷(CSQ)评估应对方式,采用现象学方法分析甲组患者的心理压力源。结果 3组SDS、SAS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甲组SDS、SAS评分均高于乙组及丙组(P<0.05),乙组SAS评分高于丙组(P<0.05)。3组MUIS量表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甲组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得分均高于乙组及丙组(P<0.05),乙组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得分高于丙组(P<0.05)。3组CSQ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得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甲组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得分低于乙组及丙组(P<0.05),乙组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得分低于丙组(P<0.05)。结论 母婴健康及家庭支持是冠心病妊娠女性的主要心理压力源,该类女性出现疾病不确定感及抑郁、焦虑情绪的风险较大,面对压力时其更容易选择消极应对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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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CHD)临床上简 称为冠心病,其发病是由于冠状动 脉血管发生狭窄或闭塞而导致的心肌缺血坏死[1]。目前随着社会压力、遗传、饮食等因素的影响,以及机体内分泌紊乱及血容量增加的状态,妊娠女性 合并或并发冠心病的风险明显增高[2,3],容易引起妊娠女性较大的压力,并增加其抑郁、焦虑等不良情绪的发生风险。为此本研究即探讨冠心病妊娠女性心理压力源及其对产妇不良情绪的影响。
1、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选择2019年1月—2021年6月48例冠心病合并妊娠的女性作为甲组,年龄20~38岁,平均(28.62±4.25)岁,孕周15~28周,平均(22.13±2.21)周;选择同期52例健康妊娠女性作为乙组,年龄21~39岁,平均(28.34±4.11)岁,孕周16~28周,平均孕周(22.74±2.34)周;选择同期60例冠心病未妊娠女性作为丙组,年龄20~40岁,平均(28.79±4.45)岁。纳入标准:年龄≥20岁;单胎妊娠;临床症状或其他检查怀疑有冠心病可能的人群,如各种原因导致的胸痛、胸闷、牙痛、剑突下痛等,辅助检查如心电图、心脏超声、24 h动态心电图等怀疑有冠心病可能者或既往明确诊断CHD者,CHD符合《稳定性冠心病诊断与治疗指南》[4];病程>3个月。排除标准:明确为双胎或多胎妊娠者;不能配合完善研究者;合并其他影响妊娠结局疾病者;资料不完整。所有研究对象均签署知情同意书。
1.2 方法
记录受试者信息:包括年龄、孕前体质量指数(BMI)、孕周、孕次、产次及CHD病程等。所有受试者均采用自评量表(SDS、SAS)评价抑郁、焦虑情绪[5]:SDS>53分为存在抑郁状态,SAS>50分为存在焦虑状态。采用疾病不确定量表(MUIS)评价疾病不确定感[6],得分与疾病不确定感正相关。采用应对方式问卷(CSQ)评估应对方式[7],评分与应对方式负相关。心理压力源分析参照质性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即单独面对面的半结构式访谈,在确保被研究者情绪放松稳定的条件下了解怀孕期间的心理感受及躯体变化等。
1.3 统计学分析
使用SPSS 23.0进行研究资料分析。计量资料以描述,组间比较采用LSD-t检验(统计量为LSD-t);计数资料以例数及率描述,组间采用χ2检验或校正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Mann-Whitney检验。检验水准α=0.05。
2、结 果
2.1 基本资料比较
3组年龄、孕产次等资料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表2。
表1 3组女性基本资料比较[例(%)]
表2 3组女性临床资料比较
2.2 3组女性SDS、SAS评分比较
3组SDS、SAS评分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甲组SDS、SAS评分均高于乙组及丙组(P<0.05);乙组SAS评分高于丙组(P<0.05)。见表3。
表3 3组女性SDS、SAS评分比较
2.3 3组女性疾病不确定感比较
3组MUIS量表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甲组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得分均高于乙组及丙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乙组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得分高于丙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4。
表4 3组女性疾病不确定感比较
2.4 3组女性CSQ评分比较
3组女性CSQ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两两比较:甲组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得分低于乙组及丙组(P<0.05);乙组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得分低于丙组(P<0.05)。见表5。
表5 3组女性CSQ评分比较
2.5 冠心病妊娠女性的心理压力源访谈发现
胎儿健康压力、母体健康压力、家庭支持压力是受试者的主要心理压力。胎儿健康压力:是所有甲组妊娠女性的最主要压力,所有患者均对冠心病可能对胎儿造成的影响担心、恐惧。如第18位妊娠女性表示已经详细了解了自己的病情及冠心病对胎儿的危害,最终会选择终止妊娠,但还是焦虑、自责,认为是由于自己的原因导致;第33位妊娠女性表示由于自己是头胎,这次由于胸闷、气短症状最终选择终止妊娠,之后有很大可能还得面对一样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自己可能终生都不能分娩。母体健康压力:同样是所有甲组妊娠女性都考虑到的压力,由于怀孕增加心脏的负担,会增加诱发心绞痛发作,甚至于急性心肌梗死的风险;此外由于分娩前需要停用阿司匹林等药物,可能增加心肌梗死风险,不停又会增加分娩大出血风险。家庭支持压力:部分妊娠女性缺乏家庭支持的温暖,如第14位妊娠女性表示自己结婚前也不知道自己有冠心病,结婚以后才发现,之后由于冠心病已经流产1次,老公对自己很照顾,可以接受需要领养孩子,但公婆不能接受,坚决要求自己生育,认为公婆完全不考虑自己的身体健康。
3、讨 论
临床上虽然冠心病是妊娠女性较少见的合并症之一,仅为0.01%[8],但其是孕妇非直接死亡的首要原因,在整个怀孕的过程中以及分娩的过程中,体内的血流动力学会发生明显的改变,心脏的负担明显加重,有可能在这期间会诱发心绞痛发作,甚至于急性心肌梗死;同时由于缺血缺氧可增加胎儿缺氧风险,因此冠心病妊娠可严重影响孕妇本身及胎儿的安全。
研究发现[9,10],妊娠本身可引起孕妇机体一系列的内分泌紊乱及生理变化,约10.0%的妊娠女性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焦虑情绪。而合并有冠心病等可能影响胎儿健康的疾病时,其不良情绪的发生率更高。本研究同样发现未妊娠的冠心病女性SDS>53分,SAS>50分,表明其已存在抑郁、焦虑情绪,而妊娠的冠心病女性SDS及SAS评分更高。本研究发现女性对冠心病可能影响妊娠的焦虑比冠心病对自身可能造成影响的焦虑更明显,反映了多数女性对胎儿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对自身健康的重视程度。
疾病不确定感是个体由于缺乏对疾病的正确认识而作出错误判断的认知状态[11,12]。本研究发现甲组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得分均高于乙组及丙组,乙组不明确性、不可预测性得分高于丙组,提示冠心病可能造成的心肌缺血、缺氧对胎儿影响的不明确性及不可预测性是导致冠心病妊娠女性抑郁、焦虑的主要方面。分析认为妊娠对于女性而言是较为特殊的时期,由于机体内分泌的紊乱,敏感性增加,心理承受力降低,本身即存在一定程度的疾病不确定感,当合并冠心病时,其对胎儿及自身可能造成的损害不可预知,疾病复杂性及信息缺乏导致的疾病不确定感更为明显。
应对方式是个体在面对问题或困境时采取的处理方式,由于个体的生活环境、成长经历等,不同个体有不同的处理方式,即使在相同的压力情况下亦会有不同的表现形式[13,14]。CSQ是将个体面对问题或困境时的应对方式进行分类,并作为客观评价的工具,包括了积极与消极两种应对方式[15,16,17]。本研究发现甲组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得分低于乙组及丙组,乙组解决问题、自责、幻想、退避得分低于丙组,提示部分妊娠女性本身已存在对不良妊娠结局的认知,容易采取消极的应对方式,当其需要面对冠心病妊娠时更容易选择消极的应对方式[18,19]。
本研究进一步通过质性研究方法了解冠心病妊娠女性的心理压力源发现,胎儿健康、母体健康及家庭支持是其面对的主要压力源。针对上述压力源需要给予相应的干预措施[20,21,22]:比如加强妊娠女性及家庭成员对准确、科学的健康知识学习,避免错误判断,提高家庭支持。
综上所述,本研究显示母婴健康及家庭支持是冠心病妊娠女性的主要心理压力源,该类女性出现疾病不确定感及抑郁、焦虑情绪的风险较大,面对压力时其更容易选择消极应对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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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孙旭,孙蓉媛,高雅茹等.冠心病妊娠女性心理压力源及其对产妇不良情绪的影响[J].中国妇幼保健,2024,39(01):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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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是心血管内科常见疾病之一[1],多发于老年人群,严重威胁患者的心血管健康。冠心病的主要病理机制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导致血管管腔狭窄或堵塞[2],进而引发心肌缺血、心肌梗死等一系列临床症状[3]。由于冠心病的治疗周期较长[4],需要采用全面有效的护理措施,才能提高护理效果。
2025-09-01冠心病是严重危害人类生命健康最主要的重大心血管类疾病之一,其发生率随着生活习惯的变化而逐年升高,且有年轻化的趋势。根本原因是冠状动脉由于日积月累的脂质沉积而形成粥样硬化斑块,这些斑块在血流的长期作用下逐渐增大并阻塞血管通道,造成心肌细胞得不到充分的血液供应,导致心肌细胞缺氧,进而引发坏死,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心脏功能衰竭。
2025-08-29CHD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手术(Percuta-neousCoronaryIntervention,PCI)治疗效果较好,但部分患者PCI术后因球囊、支架造成冠脉损伤而导致支架再狭窄、心绞痛,还可能会影响患者的康复心理,进而对后续康复训练造成不利影响[2]。居家护理期间,患者因康复训练意识差、依从性低等问题导致康复效果未达到预期。
2025-08-28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使冠心病患者的临床疗效得到了显著改善,已成为治疗冠心病的标准方法之一[2]。然而,住院期间通过PCI取得良好疗效的冠心病患者,出院后仍可能复发或出现不良心血管事件,导致生活质量下降,增加死亡的风险[3]。
2025-08-28心脏病是一种高危循环系统疾病,冠心病(CoronaryHeartDisease,CHD)是临床较为常见的一种心脏病类型[1]。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的加快,CHD患病率和死亡率逐年升高,且危重症患者比例也不断增加[2]。重症CHD患者的心脏供血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心绞痛频繁发作,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2025-08-28当前,针对CHD治疗主要采用经皮冠状动脉介入疗法(PCI),尽管PCI可在短时间内挽救濒死的心肌细胞,改善患者心功能,但PCI并不是CHD治疗终点,临床上有不少CHD患者PCI术后出现心血管不良事件(majoradversecardiovascularevents,MACE),从而影响患者预后[3]。
2025-08-13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作为冠心病的一种严重类型,因其急性起病和高致死率而备受关注[2]。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患者的术后恢复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涉及生理、心理及社会等多个层面,良好的术后恢复不仅有助于减轻患者痛苦,提高生活质量[3]。焦虑抑郁情绪作为常见的心理应激反应,严重影响患者的术后恢复。
2025-08-12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已成为治疗冠心病的重要手段,其在缓解心绞痛、改善心肌缺血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疗效〔1〕。然而,PCI术后患者常常面临冠脉微循环障碍的问题,这一现象对患者的康复和生活质量产生了不利影响。冠脉微循环障碍在PCI术后心血管事件的发生和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2025-08-11冠心病并心律失常会导致患者血流动力学发生改变,使冠状动脉的缺血、缺氧情况加重,所以通过有效的治疗方法帮助患者增强冠状动脉的供血,帮助患者缓解临床症状尤其关键,美托洛尔是β-受体阻滞剂,是Ⅱ类的抗心律失常的药物,能提升患者的临床疗效[3-4]。
2025-08-06冠心病是老年人群中患病率较高的一种心血管疾病,其发病机制为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导致心肌供血不足。该疾病不仅会损害患者的心功能,还可能累及全身多个组织器官,引发功能障碍。随着病情进展,冠心病会严重影响患者的生命安全并缩短预计生存时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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