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全球糖尿病地图（第10版）公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约5.37亿成年人（20～79岁）罹患糖尿病，患病率达10.5%，其中75～79岁老年人群糖尿病患病率估计为24.0%[1]。随着全球人口老龄化，老年糖尿病病人比例将越来越高。我国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1月我国老年人口（≥60岁）已达2.604亿人，占总人口数的18.7%，其中约30%的老年人患有糖尿病[2]。老年糖尿病也已成为一个公共卫生问题，除了糖尿病血管并发症或血糖波动所带来的风险，认知和躯体功能对其预后有着重要的影响[3]。研究显示，认知障碍和躯体衰弱已成为老年糖尿病病人死亡的独立风险因素[4]。关注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和躯体功能已成为糖尿病临床诊疗护理工作中必须考量的因素。认知衰弱（cognitive frailty,CF）为更好地对老年病人进行早期诊断、早期干预提供依据，最早由Paganini-Hill等[5]提出。2013年国际营养与老龄学会（IANA）和国际老年学和老年病学协会（IAGG）共识小组将其定义为：在痴呆临床诊断不能成立的情况下，同时存在身体衰弱[Fried衰弱表型（FFP）评分≥3分]和轻度认知功能障碍[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DR）得分为0.5分][6]。2015年，Ruan等[7]又将其进一步细分为潜在可逆性认知衰弱和可逆性认知衰弱2个亚型，可逆性认知衰弱为身体因素导致的主观认知功能下降(SCD)，但必须严格排除急性事件、神经退行性疾病和精神状态所致的认知功能障碍后临床痴呆分级（CDR得分<0.5分）；潜在可逆性认知衰弱是指满足认知功能障碍（MCI）中存在部分可逆的认知损害且CDR得分为0.5分的病人。2018年，Won等[8]更新了定义标准：在认知功能测试中，衰弱评分比相同年龄、性别、文化程度人群相差1.5个标准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IADL)评估结果不存在依赖。认知衰弱显著增加糖尿病病人的死亡率，相较于仅有认知障碍或仅有身体衰弱的糖尿病病人，其死亡率提高了13倍[9]；此外，认知衰弱者相较于仅有认知障碍或仅有身体衰弱者，其发展为痴呆的风险更高[10]，且其跌倒、受伤、失能等风险也更高[11,12]。因此，应对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进行深入研究。

1、认知衰弱评估的诊断工具

目前，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诊断评估缺乏统一的评估工具，研究者目前主要从身体衰弱和认知功能2个方面进行评估。

1.1 身体衰弱的评估

1.1.1 FFP

FFP是Fried等[13]在2001年提出的，其对衰弱进行了生理表现型定义，衰弱的典型表现为：1）非自主性体重下降，即近半年内体重下降>3 kg;2）疲乏，即近1周内超过3 d自觉做任何事情都费劲或缺乏干劲；3）握力下降，即男性<26 kg，女性<18 kg;4）步行速度减慢，即起立行走计时测试（TUGT)>10 s;5）身体活动量减少，即采用国际体力活动问卷短卷（IPAQ-SF）评估1周的活动量<600 MET-min。满足其中任意3项及以上为衰弱，满足1项或2项为衰弱前期。该测量需要专业人员完成，评估较为耗时，在大范围人群中的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但在临床研究中应用最多，适用于住院病人及养老机构的病人，而不适用于门诊病人。

1.1.2 衰弱量表（Frail Scale)

衰弱量表是由国际营养和老龄协会（IANA）于2008年提出的，由5个部分组成：1）疲劳，即过去4周内感到疲乏；2）抵抗力，即不能上1层楼梯；3）步行不能走500 m;4）疾病，患5种以上疾病，如心脏病、高血压、糖尿病、哮喘、白内障、骨折等；5）体重下降，即近半年内体重下降>3 kg（非节食或运动）。每项计1分，共5分，得分≥3分为衰弱，1～2分为衰弱前期，0分为不存在衰弱[14]。中文版量表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内容效度为0.98,Cronbach's α系数为0.826[15]。该量表操作简单且省时，在我国老年人衰弱评估中应用较广，是目前在糖尿病病人中使用最广泛的评估量表[16]。

1.1.3 蒂尔堡衰弱指数量表（Tilburg Frailty Indicator,TFI)

TFI是Gobbens等[17]于2010年基于衰弱整合模型框架开发的，用于老年人自评衰弱状况。该量表包括躯体衰弱(8个条目)、心理衰弱(4个条目)、社会衰弱(3个条目)3个维度，共15个条目，其中条目9、条目10、条目11、条目14为3分类计分,其余各条目均采取2分类计分法。中文版TFI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5,重测信度系数为0.76,效标效度为0.82,阳性预测值、阴性预测值分别为76.2%、75.8%[18]。该量表适用于社区老年人综合衰弱的评估，也可以预测老年人患病、残疾等风险。

1.1.4 埃德蒙顿衰弱量表（Edmonton Frail Scale,EFS)

EFS是由加拿大学者Rolfson等[19]于2006年编制，包括认知功能（采用画钟试验）、整体健康状况（最近1年住院状况和自评健康状况）、功能活动独立性（IADL评分）、社会支持（是否能寻求帮助）、用药（包括是否多重用药和忘记服药）、营养（体重下降）、情绪（抑郁）、失禁、功能表现（起立行走计时测试）9个维度，共11个条目。总分0～17分，得分6～7分为脆弱，8～9分为轻度衰弱，10～11分为中度衰弱，≥12分为严重衰弱。EFS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和评分者间信度，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62。该量表关注多维度衰弱评估，更适合筛查社区高龄老年人的综合衰弱[20]。

1.1.5 格罗宁根衰弱指标（Groningen Frailty Indicator,GFI)

GFI是由Steverink等[21]于2001年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开发的。与TFI相似，包括躯体（行动能力、多重健康问题、身体疲劳、视力和听力）、认知（认知功能障碍）、社会（情感隔离）和心理（心情沮丧和焦虑）4个维度。量表采用二分类计分法，有问题或依赖计1分，总分为0～15分，≥4分被认为存在衰弱（灵敏度为66%,特异度为87%)[22]。该量表采用多维视角，可用于临床、护理机构，也可应用于大型人口筛查中。

1.1.6 衰弱指数清单（Kihon Checklist,KCL)

KCL是日本政府制定的用于长期护理险老年衰弱筛查的工具，包括体力、营养、饮食、记忆、情绪、社交和生活方式7个维度，共25个条目，采用二分类计分，总分0～25分，分数越高，衰弱程度越严重[23]。该量表评估用时约15 min，在初级卫生保健机构可直接使用，其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α系数为0.787[23]。

1.1.7 临床衰弱量表（Clinical Frailty Scale,CFS)

CFS是由Rockwood等[24]在2005年提出的。该量表结合老年综合评估,根据病人功能状况分为1～7级，等级越高，衰弱程度越重。该量表用时少（<1 min)[25]，多用于临床老年病人衰弱的评估，专业性较强。

1.1.8 简易体能状况量表（Short Physical Performance Battery,SPPB)

SPPB是身体活动性能的综合测量，是研究和临床实践中的标准测量方法，包括平衡、步态速度和坐站测试3项测试组成，每个测试计0～4分，总分0～12分，≤8分即为衰弱[26]。该量表最初用于肌少症测试，目前可作为老年人衰弱测评的功能性结果指标，数据客观，但测量需要专业人员，对人员资质有一定的要求，对场地和人员要求较高，因此推广度受到一定限制。

1.1.9 共享型衰弱筛查工具（Survey of Health,Ageing and Retirement in Europe Frailty Instrument,SHARE-FI)

SHARE-FI是欧洲老年健康老化退休组织在2010年制定的一项可在计算机上使用的网络版老年人衰弱筛查工具，包括疲乏、食欲减退、行走困难、低体力活动和双上肢肌力测量5个条目，分为非衰弱期、衰弱前期和衰弱期[27]。输入条目信息即可获得衰弱得分及衰弱等级，简便省时，适合初级卫生保健机构使用。任青卓[28]将其汉化后的版本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2 认知功能评估

1.2.1 简易精神状态检查（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

MMSE是Folstein等[29]于1975年编制的，包括定向力、记忆力、注意力和计算力、回忆力、语言能力5个维度，共30个条目，总分为0～30分，<27分判定为有认知障碍，但由于文化和地域的差异，评分指标有所差异。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74，具有良好的信效度。具有测评简易快速、易被受试者接受的特点，已成为最为普及的认知功能快速测评工具，但其在国内的推广应用仍需进一步研究验证[30]。

1.2.2 蒙特利尔认知评估（Montreal Cognitive Assessment,Mo CA)

Mo CA是Nasreddine等[31]于2005年编制，主要用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的筛查。主要包括视空间与执行功能、命名、记忆力、注意力、语言、抽象能力、延迟记忆与定向能力8个项目，总分为30分，得分<26分为认知功能障碍。中文版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灵敏度为0.92，特异度为0.84,Cronbach's α系数为0.82[32]。其在国外MCI的筛查工作中应用广泛，国内汉化版本已逐步从医院范围扩展至社区应用，敏感度优于其他认知评估量表[33]。

1.2.3 临床痴呆评定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CDR)

CDR是由Hughes等[34]于1982年编制，可用于筛查痴呆症和评估痴呆的严重程度，包括记忆力、定向力、判断和解决问题能力、社会事物认知、家居生活和业余爱好、个人自理状况等，采用5级计分，0分为健康，0.5分为可疑痴呆，1.0分为轻度痴呆，2.0分为中度痴呆，3.0分为重度痴呆。不足之处在于其评估需痴呆病人照料者或近亲属提供病人信息以辅助量表评估，限制了其在痴呆早期筛查中的应用。

1.2.4 简易认知量表（Mini-Cog)

Mini-Cog是Borson等[35]于2000年提出的，包括了画钟试验及延迟回忆测试的量表，对不同年龄层的受试者均有较好的敏感度[36]。评分3分为能记住3个词，为认知未受损；1～2分为能记住3个词中的1个或2个，依据画钟试验（CDT）结果再进行评估，完全正确判定为认知功能正常，CDT不正确判定为认知功能缺损；0分为3个词1个也记不住，为痴呆。该量表耗时短（3 min），受语言、文化程度影响小，多用于痴呆病人筛查，对痴呆病人筛查的敏感性及特异性均较MMSE高[37]。

1.2.5 条目痴呆筛查问卷（AD8)

AD8是由Galvin等[38]制定的问卷，包括以下8个评估条目：判断力有无减退；兴趣爱好活动有无减退；是否不断重复同一件事；学习新工具有困难；忘记当前年月；处理复杂的经济事务存在困难；记住和别人的约定存在困难；存在记忆和思考方面的问题。回答“是”计1分，得分2分及以上视为筛查阳性。可以作为自评或他评量表，具有简短易操作、灵敏度高、形式灵活等特点，且文化程度要求低，可以通过电话询问等方式获得信息，更适用于对认知功能改变的动态观察，目前已被广泛用于大样本量的认知筛查[39]。

1.2.6 Addenbrooke认知评估量表（ACE-Ⅲ）

ACE-Ⅲ是剑桥大学基于大量痴呆病人临床经验设计的经澳大利亚神经科学院改进后的量表[40]，其评估内容除包括MMSE外，还增加了前额叶执行功能和更多视空间的选项，对痴呆早期诊断敏感度较高，包括注意力、记忆力、语言流利、语言、视空间能力5个条目，总分为100分，得分和认知功能障碍程度成反比。该量表不仅能识别认知功能减退，还能识别不同的认知域，但耗时较长，需要专业的医护人员测量，限制了其在大样本流调中的应用。

2、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诊断现状

认知衰弱的评估工具众多，各评估工具的敏感性及适应性也不尽相同，目前对于衰弱评估的金标准也尚未达成共识。现有认知衰弱的患病率调查结果也不尽相同。日本的一项研究筛查了1 192名>70岁的社区老年人，调查了认知衰弱情况及其与跌倒的关系，其采用MMSE和身体功能测量（包括起床速度、小腿围、步行速度），发现认知衰弱患病率为2.1%，其中16.7%的病人为老年糖尿病病人[41]。新加坡纵向老龄化研究（SLAS）调查了2 696名55岁及以上的社区居民，采用MMSE和FFP评估进行认知衰弱患病率筛查，其中糖尿病病人486例，结果显示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患病率为4.7%，而非糖尿病人群的认知衰弱患病率为1.9%[27]。Bello-Chavolla等[42]采用MMSE和FFP对墨西哥社区70岁及以上老年糖尿病病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认知衰弱的患病率为3.7%。国内学者Lu等[43]采用FRAIL量表、Mo CA和CDR调查无锡某社区60岁以上的高血压和糖尿病的老年病人后发现，约20.8%的病人存在认知衰弱。孔令磷等[44]采用FFP及MMSE调查了291例社区老年2型糖尿病病人后发现认知衰弱的患病率为8.6%。张爽等[45]采用FFP、Mo CA、CDR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260例老年糖尿病病人进行调查，结果显示该人群的认知衰弱患病率为11%。李修英等[46]采用FRAIL量表、MMSE调查杭州市3个社区252例老年2型糖尿病病人，得出认知衰弱患病率为8.73%。

由此可见，现有研究存在较大的异质性，评估量表的选择以及评估工具的数量并未统一；对于老年糖尿病病人，Frail量表、FFP、MMSE、Mo CA是主要的评估工具，基于综合因素评估的量表，如TFI、EFS、GFI应用较少；此外，对于研究人群的选择，虽然均为老年人，但年龄界定不统一；针对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研究相对较少。鉴于老年糖尿病病人综合因素的影响，结合老年综合评估的评估工具可能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因此，认知衰弱评估工具及方法的选择有待优化，临床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及研究目标进行选择，以利于提高认知衰弱诊断的敏感性。

3、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危险因素

3.1 人口学和经济因素

3.1.1 年龄

多项研究均显示，年龄是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危险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脑组织、肌肉组织逐渐萎缩，身体各种生理功能逐渐降低，导致认知衰弱的发生[47]。研究发现，与60～64岁糖尿病病人相比，年龄75～79岁者和≥80岁者发生认知衰弱的风险分别高约5.0倍和8.5倍[48]。高龄（年龄≥75岁）的老年糖尿病病人发生认知衰弱的风险比小于75岁者高2.1倍[49]。

3.1.2 性别

研究显示，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发生率在性别上存在差异，女性病人更有可能发生认知衰弱[50]。其原因可能在于脑灰质结构差异，即女性脑灰质局部萎缩程度比男性大[48]。此外，还有可能的原因是女性绝经后雌激素水平下降，导致维生素D和钙缺乏，影响神经-肌肉调节平衡，从而发生认知衰弱[51]。但也有研究显示，认知衰弱的发生与性别不相关[46]，还需要开展大样本研究。

3.1.3 经济水平

研究显示，无医保、个人月收入<1 000元是糖尿病认知衰弱的风险因素[52,53]。众所周知，糖尿病病人需要需终身治疗，且需定期复查，规律用药并及时治疗并发症，对经济收入水平较低、无医保病人的经济负担较重，可能造成病人不能按照糖尿病标准化治疗方案进行治疗，服药依从性差、自我管理能力欠佳，从而导致发生并发症风险增高，影响糖尿病病人的病情控制，进一步导致认知衰弱发生[53,54]。

3.1.4 文化程度

研究显示，不同文化程度的老年糖尿病病人，其认知衰弱发生率存在差异，较高的文化程度是认知衰弱的保护因素[55]。接受更多的教育推迟了认知功能达到最佳状态的年龄，让大脑有更多认知资源储备对抗衰老的进程。但也有研究发现，与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相比，受教育年限≥15年者可逆性认知衰弱的发生率显著增加[56]。

3.2 疾病生理因素

3.2.1 血糖

研究显示，糖化血红蛋白（Hb A1c）未达标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风险更高[55],Hb A1c≥8.5%的老年糖尿病病人，其认知衰弱患病率是Hb A1c<7.0%者的4.2倍[44]。糖尿病病人长期高血糖状态，导致微血管损伤以及线粒体功能障碍，增加了衰弱的发生率。Zaslavsky等[57]研究显示，老年糖尿病病人的Hb A1c水平与衰弱的关系呈U型曲线，当Hb A1c为7.6%时风险最低。另外，有研究发现，低血糖在认知衰弱中也起着核心作用，其机制可能是短暂性低血糖可导致可逆性的认知功能损伤，持续或严重的低血糖可能导致永久性的神经元损伤和肌肉质量和力量损失，导致躯体衰弱[58]。

3.2.2 营养

研究发现，63%的认知衰弱病人存在营养不良和营养风险[59]，这增加了认知衰弱的发病率和死亡风险[60]。合并营养不良的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患病率为营养状态正常者的2.372倍[61]。虽然研究中营养评估常选用微型营养评估量表（MNA），缺乏客观数据，但Chye等[59]同时使用营养不良的血液测量指标，包括贫血、低白蛋白、低胆固醇和低淋巴细胞计数，显示与MNA评分相关结果是一致的。提示应该高度重视对存在营养不良和营养风险的老年糖尿病病人进行认知衰弱的评估。

3.2.3 共病状态

以≤1种慢性病为参照，慢性病数量≥3种是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危险因素[55,62]。多种慢性病共存的老年人，器官功能和免疫力、身体机能下降，从而增加认知衰弱发生概率。此外，多病共存的认知衰弱者也更容易发生跌倒[41]，加重了认知衰弱病人的疾病程度。

3.3 行为因素

3.3.1 睡眠

睡眠对保持身体表现和认知功能至关重要[63]。研究发现，夜间睡眠时间过短或过长都是认知衰弱的风险因素，夜间睡眠时长<5 h的糖尿病老年人认知衰弱患病率是睡眠时长5～8 h者的2.8倍[44]，而睡眠时间过长（≥9 h）相比于正常睡眠时长（6～8 h）的老年人，其认知衰弱风险提高了2.07倍[64]。原因可能是睡眠时长与认知衰弱中认知损害风险相关。尽管睡眠持续时间变化与认知损害风险之间的关联机制尚不清楚，但现有研究提示，睡眠持续时间改变可能会影响C-反应蛋白（CRP）、白细胞介素-6(IL-6）等细胞因子的水平从而导致认知功能下降[65,66]。

3.3.2 运动

研究表明，不参加运动锻炼的老年糖尿病病人比每周锻炼超过3次者更有可能发生认知衰弱[55]。Liu等[67]研究也表明，与久坐不动的老年人相比，参加为期2年结构化、中等强度体育锻炼的老年人认知衰弱的严重程度显著降低，提示老年糖尿病病人需增加体育运动预防或减轻认知衰弱。

3.4 社会心理因素

3.4.1 抑郁

抑郁被认为是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风险因素。研究显示，抑郁病人认知衰弱的风险是无抑郁者的2.5～5.3倍[45,67,68]，而糖尿病病人是抑郁高发人群[69]。抑郁常导致老年糖尿病病人活动量的减少、社交减少或社交障碍，增加糖尿病并发症发生率，从而导致病人出现认知衰弱[70]。糖尿病、抑郁、认知衰弱三者并存，相互影响，严重影响老年糖尿病病人的生活质量。

3.4.2 社会/家庭支持

研究发现，独居、无子女的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发生率更高[45,55,71]。老年糖尿病病人缺乏家庭支持，可能造成其自我管理行为执行不佳，导致血糖管理差，导致认知衰弱。

4、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干预措施

认知衰弱包括病理性躯体衰老和神经退化，分为可逆和不可逆，其严重程度可随时间的推移出现改善或恶化。对于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管理，应综合各个风险因素，给予个体化的干预措施。目前，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干预研究相对较少。

4.1 营养干预

老年糖尿病病人的营养干预除了控制血糖，还应该加强认知衰弱的预防，以保护好老年糖尿病病人与躯体功能[72]。横断面研究发现，总能量摄入越低则认知衰弱患病率越高，每增加418.4 k J热量摄入，认知衰弱的风险可降低约5%[73,74]。因此，权威机构对老年人营养干预提出一定建议。欧洲临床营养和代谢学会建议，老年人每天能量摄入标准约为30 k J/kg[75]，日本糖尿病学会建议，老年人的总能量摄入量=年龄相关目标体重（kg）×体力活动系数[76]。地中海饮食因其富含高单不饱和脂肪酸、膳食纤维和抗氧化营养素而对老年糖尿病病人有益，其可通过增加具有抗炎作用的ω-3多不饱和脂肪酸介质改善老年人认知功能和躯体活动功能，进而改善其认知衰弱状态[77]。营养干预前应全面评估病人认知功能、生活自理能力、心理状态、家庭和社会支持状况以及糖尿病合并症等情况。

4.2 运动干预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肌肉核心力量下降，老年糖尿病认知衰弱病人会出现肌肉力量、柔韧性、身体耐力及平衡能力的下降，规律运动被认为是认知衰弱的保护性因素[50]。研究表明，运动有助于控制血糖、增强肌肉力量、促进脑血管的舒张供血、增加脑白质和脑灰质体积，从而有利于改善老年人的活动能力和认知功能[78,79,80]。根据老年糖尿病病人的个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糖尿病病人的推荐运动方式包括有氧运动、抗阻运动和联合运动，常见有氧运动包括慢跑、快步走、爬楼梯、打球等，抗阻运动包括深蹲、半深蹲、桥式运动、侧抬腿、弹力带等。Yoon等[81]研究发现，为期4个月的高速抗阻运动可以有效改善老年认知衰弱病人的衰弱和认知障碍水平。有研究提出，衰弱老年人应每周至少进行2次且每次持续30～45 min、中高强度的多模式运动（抗阻/力量、有氧训练和身心运动），可有效预防认知衰弱的不良健康结局[82]。

4.3 血糖管理

低血糖被认为是认知衰弱的核心因素，随着病人年龄的增长，加之长期血糖波动，机体预警功能下降，导致低血糖事件的预警症状变得更加不典型。临床实践证据表明，强化血糖控制显著增加糖尿病病人低血糖发生风险，因此应适当放宽合并认知衰弱的老年糖尿病病人的血糖控制目标，合理降糖[83]。国内外的糖尿病相关指南均强调应个体化血糖控制，并且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况推荐合适的Hb A1c水平范围。《中国2型糖尿病防治指南（2020年版）》[84]建议，对患有多种慢性病或2项以上日常活动能力受损或轻中度认知障碍的糖尿病病人，合理的Hb A1c水平应低于8.0%。目前还没有指南推荐合并认知衰弱的老年糖尿病病人的合理血糖波动范围，因此应制定个体化的降糖方案，不宜过于严格控制血糖，而应保证病人日血糖波动在稳定水平，避免低血糖事件的发生。个性化的血糖管理计划应包括血糖目标、早期识别标准、低血糖事件管理和药物管理等，规律的血糖监测对预防低血糖事件十分重要，因此，低血糖预警相关健康教育和培训内容也应不断调整。

4.4 认知干预

认知训练对2型糖尿病病人的认知功能有益，认知干预方式形式众多，包括正念干预、游戏式认知干预、线上认知训练、计算机化认知训练、记忆训练、怀旧疗法、认知重塑、情志护理等，多运用于轻度认知功能障碍的糖尿病病人中。王红岩等[85]对病人进行血糖跳棋游戏、图片再认与回忆、配对词组联想记忆、扑克分类与排序、记训练日记等游戏式护理干预方式，改善了2型糖尿病伴轻度认知功能障碍（MCI）病人的血糖水平和认知功能。吕丽雪等[86]采用认知重构训练方法对2型糖尿病伴MCI的病人进行干预5个月后，改善其认知功能及生化指标水平。然而，对于认知衰弱的糖尿病病人认知干预的相关研究较少，有待于进一步研究证实。

5、小结

认知衰弱是老年领域的新兴概念，国内对其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尤其缺少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的干预性研究。认知衰弱作为痴呆二级预防的重要阶段，延缓甚至逆转认知衰弱将有利于提高老年糖尿病病人的生活质量，降低老年糖尿病病人的不良健康结局。因此，及早发现危险因素，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十分重要。未来研究应进一步构建和验证老年糖尿病认知衰弱病人的干预方案，以期为临床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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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上海市松江区科学技术攻关项目,编号:21SJKJGG40;

文章来源:陈兰,章雅青.老年糖尿病病人认知衰弱研究进展[J].护理研究,2024,38(12):2165-2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