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究慢性便秘(CC)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影响因素。方法 对2021年4月至2023年7月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消化内科收治的150例符合CC诊断标准的患者采用病史采集、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统计,根据焦虑、抑郁评分分为焦虑组、无焦虑组和抑郁组、无抑郁组,比较各组一般资料(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便秘病程、有无腹痛、便秘治疗情况、学历)、便秘患者症状自评表(PAC-SYM)评分、便秘患者生存质量自评量表(PAC-QOL)评分、Kolcaba的舒适状况量表(GCQ)评分、饮食态度测试(EAT-26)评分,并对于CC患者产生焦虑、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行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CC患者中,合并焦虑48例(32.0%),合并抑郁41例(27.3%),进食障碍(ED)高危人群46例(30.7%)。合并焦虑、抑郁的CC患者PAC-SYM评分、PACQOL评分高于无焦虑、抑郁组,GCQ评分低于无焦虑、抑郁组,ED高危人群占比高于无焦虑、抑郁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病程≥3年、有腹痛为CC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曾行便秘治疗是其合并焦虑的保护因素。结论 CC患者合并焦虑、抑郁会加重便秘症状,降低生活质量与舒适程度,病程≥3年及有腹痛症状是其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独立危险因素,曾行便秘治疗是其合并焦虑的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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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性便秘(chronic constipation,CC)是最常见的胃肠疾病之一[1],中国的发病率较西方国家略低,约为10.9%[2]。长时间的CC可能会诱发其他生理疾病,降低患者生活质量[3]。部分患者还会因此出现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障碍[4]。当便秘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障碍,两种疾病将会相互影响,加重便秘程度。进食障碍(eating disorders,ED)是一组以进食或进食相关行为的持续紊乱为特征的严重精神障碍,病死率较高,在我国的发病率呈明显上升趋势[5]。ED患者常合并有胃肠道症状,包括便秘、腹胀、腹痛等[6]。ED与CC之间有着强烈的相关性,并且可能由焦虑等精神障碍介导[7]。本文通过对比焦虑、抑郁的CC患者生活质量、患ED风险及合并焦虑、抑郁的危险因素,以期为提高此类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参考。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对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消化内科门诊及病房2021年4月至2023年7月收治的CC患者进行问卷调查,共得到问卷173份,因患者年龄<18岁剔除11份,患系统性红斑狼疮剔除1份,患结肠癌剔除2份,患糖尿病剔除6份,慢性便秘诊断不明确剔除3份,共得到有效问卷150份。依据汉密尔顿焦虑量表(Hamilton Anxiety Scale,HAMA)、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ilton Depression Scale,HAMD)评分将150例患者分为焦虑组(HAMA>14分,n=48)、无焦虑组(HAMA≤14分,n=102)和抑郁组(HAMD>20,n=41)、无抑郁组(HAMD≤20分,n=109)。两类患者基线资料均衡、可比(P>0.05)。见表1、2。本研究通过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六安医院伦理部门审核[2021LL(研)022]。
表1焦虑组与无焦虑组间基线资料比较(例)
表2抑郁组与无抑郁组间基线资料比较
纳入标准:(1)符合CC的罗马Ⅳ诊断标准[8-9](诊断症状至少持续6个月且近3个月内有症状出现,且≥25%的排便情况符合以下2项或2项以上:a,排便费力;b,干球粪或硬粪;c,排便不尽感;d,肛门直肠梗阻感和/或堵塞感;e,需手动操作辅助排便,且排便次数少于3次/周;f,不用泻剂很少出现稀便);(2)年龄≥18周岁,知情同意并自愿、如实填写问卷调查;(3)有基本的读写能力。排除标准:(1)胃肠道器质性病变,如结直肠占位性病变;(2)合并其他严重的慢性躯体疾病;(3)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患者;(4)语言沟通障碍者。
1.2研究工具
HAMA[10]:0~6分无焦虑;7~13分可能有焦虑;14~20分肯定有焦虑;21~28分明显焦虑;≥29分严重焦虑。HAMD[11]:0~8分无抑郁;9~19分可能有抑郁;20~34分轻中度抑郁;≥35分严重抑郁。便秘患者症状自评表(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symptom,PAC-SYM)[12]:从粪便性状、直肠症状、腹部症状3个维度来对于便秘症状进行评价,采用4级评分法,其分值越高代表症状越严重。便秘患者生存质量自评量表(patient assessment of constipation quality of life,PAC-QOL)[13]:用于评估患者的不满意指数,总分0~96分,低分表示生活质量更好。Kolcaba的舒适状况量表(general comfort questionnaire,GCQ)[14]:包括生理、心理、精神、社会文化和环境4个维度,采用4级评分法,分数越高,说明感觉越舒适。饮食态度测试(eating attitudes test,EAT-26)[15]:EAT-26≥20分考虑为ED高危人群,<20分为ED低危人群[17]。
1.3研究方法
分别对比各组便秘患者PAC-SYM评分、PAC-QOL评分、GCQ评分、EAT-26评分以及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文化层次、便秘治疗史、慢性病史等一般情况;对于CC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进行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6.0进行数据分析,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表示,行t检验;偏态分布计量资料以M(P25,P75)表示,行Mann-Whitney U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或百分比表示,行χ2检验。CC患者发生焦虑、抑郁状态的危险因素分析行单因素、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不同组别间PAC-SYM、GCQ、PAC-QOL评分及ED高危人群占比差异
CC患者中,合并焦虑48例(32.0%),合并抑郁41例(27.3%),ED高危人群46例(30.7%)。合并焦虑、抑郁的CC患者PAC-SYM评分、PAC-QOL评分高于无焦虑、抑郁组,GCQ评分低于无焦虑、抑郁组,ED高危人群占比高于无焦虑、抑郁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4。
表3焦虑组与无焦虑组各量表评分及ED高危人群差异比较
注:PAC-SYM为便秘患者症状自评表,GCQ为Kolcaba的舒适状况量表,PAC-QOL为便秘患者生存质量自评量表。
表4抑郁组与无抑郁组各量表评分及ED高危人群差异比较
2.2 CC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
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焦虑组与无焦虑组比较,病程、有无腹痛、曾行治疗、学历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抑郁组与无抑郁组比较,病程、有无腹痛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2.3 CC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多因素分析
将单因素分析中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带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赋值见表6)。结果显示,病程≥3年、有腹痛为CC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独立危险因素,曾行便秘治疗为其合并焦虑的保护因素。见表7、8。
3、讨论
CC作为一种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发病率正逐渐攀升。这种疾病不仅危害患者的生理健康,而且对其精神心理状态也造成了负面影响。由于传统治疗方法存在疗程冗长、病因复杂、疗效不佳、症状反复等缺陷,致使患者不仅长期存在生理上的不适,也承受着精神心理方面巨大的压力[17],故CC患者心理障碍的发生率较高,以焦虑、抑郁状态多见。合并焦虑、抑郁状态明显加重了CC患者的便秘相关症状,降低了CC患者的生活质量与舒适程度。CC和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障碍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二者在患者临床表现以及发病机制层面都有一定的相关性[18],焦虑、抑郁状态会导致直肠感觉阈值提高,增加盆底肌群的紧张度,引起排便时肛门直肠矛盾运动增加[19],且焦虑、抑郁状态等精神心理障碍通过脑-肠轴参与胃肠功能调节,胃肠道功能产生重要的影响[20]。大脑皮质中的自主神经、内分泌系统和情感中枢位于同一解剖位置,当患者存在焦虑、抑郁等精神心理障碍时,这些障碍会对大脑皮质边缘系统造成干扰,影响其正常功能的发挥,进而通过脑-肠轴、神经-体液系统影响胃肠周围神经,导致5-羟色胺、血管活性肠肽、P物质等脑肠肽分泌异常[21-22],致使胃肠道平滑肌松弛、蠕动减少以及胃肠激素分泌紊乱,导致便秘或加重便秘的症状。
相关研究显示,ED患者常常伴随着胃肠道症状,包括便秘的相关症状,如腹痛、腹胀以及大便难解等[23],而在经过ED系统治疗后,这些胃肠道症状则会得到减轻或者缓解,这表明ED可能通过某些通路作用于胃肠道,导致这些症状的产生。韩慧等[24]对ED高危成年女性的抑郁、焦虑症状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中显示,ED高危女性的焦虑、抑郁比例高达75%,综合以上研究提示ED与CC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该联系可能通过焦虑、抑郁状态等心理障碍介导。目前我国对于ED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级医师多对于ED的诊断缺乏理解,但是该病的患病率已从2000-2006年的3.5%上升至目前的7.8%[25],形势较为严峻,且只有20%的ED患者会主动寻医,大部分患者在就医时已是病情发展的晚期,有着较高的病死率。故消化科临床医生在对于CC患者尤其是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CC患者,可以加入对ED的筛查,从而提高ED的诊断率与就诊率,改善ED患者的预后情况。
表5 CC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的单因素分析[例(%)]
表6相关变量赋值
便秘所带来的躯体症状长期存在,经久不愈,导致CC患者长期忍受大便干燥难解的不便,心理上承受的压力同样巨大,不可避免地产生焦虑、抑郁的情绪,这些焦虑、抑郁等精神障碍又会加重CC患者的便秘症状,形成恶性循环。而及时接受便秘相关治疗,缓解部分症状,则会减少上述事件发生的可能,降低CC患者产生焦虑状态的概率。在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的研究中,汤玉蓉等[26]指出,长期受排便相关腹痛影响的IBS患者通常伴有焦虑、抑郁状态,但这种现象发生的机制目前并不清楚。Gerrits等[27]研究显示,腹痛与抑郁状态有关联,因为情感调节与腹痛的神经元网络存在重叠,腹痛可能通过影响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the hypothalamic-pituitaryadrenal axis,HPA)导致皮质醇增加,同时也通过紊乱自主神经功能,致使交感神经功能加强和副交感神经功能减弱。另有研究表明,便秘型IBS患者的腹痛和腹胀等症状与焦虑情绪相关,焦虑情绪可能通过自主神经系统增加内脏敏感性、加强胃肠道收缩功能和推进运动[28]。综合本研究结果,CC患者的腹痛可能是通过HPA以及自主神经系统与焦虑、抑郁状态相互影响。
表7 CC患者合并焦虑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表8 CC患者合并抑郁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综上所述,对于CC患者,需要及早地对于其便秘相关症状尤其是腹痛症状进行药物或者其他干预,避免其症状迁徙不愈,减少其发生焦虑、抑郁状态的可能性。当CC患者已经合并焦虑、抑郁状态时,需要同时对其便秘相关症状和焦虑、抑郁状态进行相关治疗,并在诊疗中加入对ED的筛查,提高ED的就诊率与早期诊断率,改善预后。
虽然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为CC的临床防治提供了参考,但由于样本地域集中、样本量相对较小等因素,其结果可能无法全面反映CC患者的实际情况。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在更广泛的区域内进行,同时考虑到性别、年龄、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以期获得更加全面和准确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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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资助:安徽省六安市人民医院院级课题(编号:2020kykt22)~~;
文章来源:李晨,魏文俊,刘黎,等.慢性便秘患者合并焦虑抑郁状态的影响因素分析[J].安徽医学,2024,45(09):1088-1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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