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人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AFF)和白细胞介素-4(IL-4)在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Graves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评估BAFF、IL-4对Graves病的诊断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Graves病患者58例(GD组),其中新发者33例(GD1组),治愈者25例(GD2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27例作为对照(N组)。检测研究对象血清BAFF、IL-4和甲状腺功能等指标。结果GD组患者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较N组明显上调,且GD1组较N组上调更加明显,GD1组患者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较GD2组明显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GD1组患者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与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r=0.7541、0.6386,P<0.05);GD1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IL-4表达水平呈正相关(r=0.4952,P=0.034)。BAFF、IL-4联合诊断Graves病的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89,BAFF、IL-4对Graves病均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结论Graves病患者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高于健康者,且二者表达水平与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显著相关,说明BAFF、IL-4与Graves病的发病机制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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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性弥漫性甲状腺肿(Graves病)是一种常见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特点是产生B淋巴细胞免疫反应,形成促甲状腺激素受体抗体(TRAb),引起甲状腺滤泡细胞增生,增加甲状腺激素分泌。人B淋巴细胞刺激因子(BAFF)属肿瘤坏死因子家族的成员,对B淋巴细胞分化、维持B淋巴细胞存活具有积极重要的作用。有研究表明,在Graves病患者血清中BAFF出现高表达的情况,并呈现出与TRAb具有一定的相关性[1]。白细胞介素-4(IL-4)是Ⅱ型辅助T淋巴细胞(Th2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其生物作用包括刺激活化B、T淋巴细胞增殖,促进CD4+T淋巴细胞分化成Th2细胞。IL-4是一种免疫系统具有多效活性的细胞因子,又称为B淋巴细胞激活因子[2]。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
1.1.1研究对象
选取2018年12月至2019年6月蚌埠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收治的确诊为Graves病患者58例(GD组),其中新发者33例(GD1组),治愈者25例(GD2组);选取同期健康体检者27例作为对照(N组)。
1.1.2诊断标准
GD组患者均符合《中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中Graves病的诊断标准。GD1组除符合《中国甲状腺疾病诊治指南》中Graves病的诊断标准外,还满足既往未有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病史亦未曾服用抗甲状腺药物;GD2组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三碘甲状腺原氨酸总量(TT3)、甲状腺素总量(TT4)、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游离甲状腺素(FT4)、促甲状腺激素(TSH)]均在正常值范围内;TRAb低于正常值下线1U/L和(或)甲状腺免疫蛋白抗体(TGAb)、甲状腺微粒体抗体(TMAb)在正常范围内,伴甲状腺毒症的症状明显消失。
1.1.3排除标准
(1)有碘缺乏地区生活史、手术史或放射性碘治疗史;(2)合并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等)及哺乳期、妊娠期的妇女;(3)合并恶性肿瘤或甲状腺异常回声结节怀疑恶性病变;(4)服用其他影响甲状腺激素水平的药物。
1.2方法
受检者晚餐后禁食、禁饮10h,于次日清晨采取3mL静脉血2570r/min离心10min分离上清液后装入离心管,冷冻保存于-80℃冰箱中。参照酶联免疫吸附试验试剂盒(上海快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Elabscience品牌)说明书测定血清BAFF、IL-4水平。甲状腺功能7项(TT3、TT4、FT3、FT4、TSH、TGAb、TMAb)采用直接化学发光法测定。TRAb采用全自动电化学发光免疫分析法检测,试剂盒为美国西门子医学诊断股份有限公司产品(ADVIACentaur系列)。
1.3统计学处理
应用SPSS20.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进行正态分布检验,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以率或构成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非参数检验、χ2检验等;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使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下面积(AUC)及95%可信区间(95%CI)评估各指标的预测价值。采用双侧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各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各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2GD1组、GD2组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及相关抗体比较
GD1组、GD2组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及TRAb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GD1组、GD2组患者TGAb、TMAb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1各组研究对象一般资料比较
表2GD1组、GD2组患者甲状腺激素水平及相关抗体比较(±s)
2.3各组研究对象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比较
GD组患者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较N组明显上调,且GD1组较N组上调更加明显,GD1组较GD2组明显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GD2组患者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与N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表3各组研究对象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比较(±s,pg/mL)
2.4BAFF表达水平与TRAb、FT4的相关性
GD1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TRAb具有显著相关性(r=0.7541,P<0.05);GD1组、GD2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FT4均无关(r=0.2580、0.1240,P>0.05)。见图1。
2.5IL-4表达水平与TRAb、FT4的相关性
GD1组患者血清中IL-4表达水平与TRAb、FT4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r=0.6386、0.3907,P<0.05);GD2组患者血清中IL-4表达水平与FT4无关(r=-0.053,P>0.05)。见图2。
图1BAFF表达水平与TRAb、FT4的相关性
图2IL-4表达水平与TRAb、FT4的相关性
2.6BAFF表达水平与IL-4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GD1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IL-4表达水平呈正相关(r=0.4952,P=0.034);GD2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IL-4表达水平无关(r=-0.309,P>0.05)。见图3。
图3BAFF表达水平与IL-4表达水平的相关性
2.7检测BAFF、IL-4对Graves病的诊断价值
BAFF、IL-4联合诊断Graves病的AUC为0.889,95%CI为0.883~1.006。见图4。
图4BAFF、IL-4联合诊断Graves病的ROC曲线
3、讨论
本研究选取了85例研究对象(Graves病患者58例,健康体检者27例)探讨BAFF、IL-4在Graves病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并评估了BAFF、IL-4对Graves病的诊断预测价值,结果显示,GD组患者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较N组明显上调,且GD1组较N组上调更加明显,GD1组较GD2组明显上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明BAFF表达水平可能与Graves病的发病机制相关,同时,也表明BAFF与患者病情也具有某些关联。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BAFF表达水平与IL-4表达水平的相关性,结果显示,GD1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IL-4表达水平呈正相关(P<0.05);GD2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IL-4表达水平无关(P>0.05),提示Graves病患者BAFF与IL-4潜在的调节作用可促进血清中TRAb的产生,并在发病过程中调节甲状腺功能。且GD1组患者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与TRAb均具有一定的相关性,进一步提示了BAFF、IL-4在Graves病中的致病作用。
由于GD2组患者为Graves病治愈者,TRAb滴度几乎为零,分析意义不大。然而在GD1组患者血清中IL-4表达水平与FT4具有相关性,而BAFF的表达水平与FT4无关。表明BAFF、IL-4高表达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亢)的发生机制相关,从GD1组与GD2组分析数据的结果差异可推测,BAFF、IL-4的差异表达还可能与疾病的病情相关。另外,相关研究结果显示,血清中BAFF、IL-4表达水平与TRAb的关系存在性别差异[3],但这一结果可能尚需更大的研究样本量进一步验证。
BAFF表达于中性粒细胞、单核细胞、树突状细胞、淋巴间质细胞和恶性B淋巴细胞中,其与受体配对结合后在调节B淋巴细胞的成熟、增殖和分化、延长B淋巴细胞存活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有不少文献报道,BAFF参与了几种自身免疫性疾病的发病机制及致病性抗体的产生[4,5,6,7],如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干燥综合征、系统性硬化等。通过多种信号通路的整合作用,导致BAFF表达失调以促进过渡性B淋巴细胞产生自身免疫性抗体[8];后来又有文献报道,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上调[9]。LIN等[1]研究表明,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疾病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高于对照组,BAFF与TRAb、FT4显著相关;另外,CHENG等[10]研究证明,骨桥蛋白(OPN)在活跃性Graves病患者血清中表达水平上调,且与TRAb具有相关性,后来又发现健康对照组研究对象血清OPN与BAFF表达水平无关,而Graves病和桥本甲状腺炎患者血清OPN与BAFF表达水平相关,提示BAFF和OPN的存在是同步的,间接提示BAFF在Graves病患者血清中高表达的情况。以上这些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几乎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本研究结果显示,GD1组、GD2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FT4表达水平均无关(P>0.05),造成这种差异的可能为研究样本量有限及研究所选人群的不同。CHENG等[10]研究还表明,活跃性甲亢组患者血清中OPN表达水平高于非活跃性甲亢组,间接提示BAFF表达水平也符合这一特征。且LIN等[1]研究也表明,活跃性甲亢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TRAb具有明显相关性,而在非活跃性甲亢组患者血清中二者无关。进一步提示BAFF可能不仅参与了Graves病的发病机制,还可能与该病患者的病情发展相关。本研究结果显示,GD1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明显高于GD2组,验证了这一猜想。
ROBINSON等[11]通过利用BAFF、IL-4、IL-2构建了B淋巴细胞培养体系,结果显示,IL-4、BAFF、IL-2通过可分离的编程增殖、存活和生发中心B淋巴细胞表型获取,驱动活化B淋巴细胞命运的不同成分,表明B淋巴细胞的增殖、分化完成分泌抗体的过程不是某一单独因子的作用,可能是作为几种因子的共同刺激分子参与了自身抗体的分泌过程。辅助性T淋巴细胞可能分泌多种细胞因子,这些因子是帮助B淋巴细胞的分子体现[12]。IL-4是Th2细胞分泌的细胞因子,主要作用包括刺激活化B淋巴细胞和T淋巴细胞增殖、CD4+T淋巴细胞分化成Th2细胞等。T淋巴细胞受自身条件的控制,影响IL-4的产生、B淋巴细胞的激活和B淋巴细胞的耐受[13]。为此,作者猜想,IL-4与BAFF可能作为共同刺激因子,在B淋巴细胞增殖、成熟、分化过程中具有协同作用,共同参与了致病性抗体的产生。与本研究预期结果相符的是,GD1组患者血清中IL-4表达水平明显高于N组、GD2组,且GD1组患者血清中IL-4表达水平与TRAb具有显著相关性(P<0.05),IL-4与FT4亦具有较弱的相关性(P<0.05)。而GD2组患者血清中IL-4表达水平与N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能是GD2组患者为治愈者,与TRAb转阴有关,均表明IL-4表达水平与甲亢发病机制具有相关性。至于本研究结果显示,GD2组患者血清中IL-4表达水平与FT4无关,可能与研究样本量及选取人群有关。
BAFF除对B淋巴细胞具有作用外,还可通过BAFF-R介导的磷酸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信号通路的激活而影响T淋巴细胞的生理活性[14],成熟的T淋巴细胞是B淋巴细胞成熟分化产生自身抗体的一个主要因素,实现这一重要作用主要是借助Th2细胞分泌的一些重要细胞因子。BAFF高表达有利于通过某种信号途径刺激Th2细胞产生炎性细胞因子,如IL-4[15],二者协同作用作为共同刺激因子参与了Graves病的发生、发展。从本研究结果可见,GD1组患者血清中BAFF表达水平与IL-4表达水平呈正相关(P<0.05)。而在GD2组患者血清中二者表达水平无关(P>0.05),造成本研究结果与预期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由于人口种族、样本量、用于量化的方法和疾病状态等,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澄清这种不一致。本研究还分析了检测BAFF、IL-4对Graves病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BAFF、IL-4联合诊断Graves病的AUC为0.889,说明BAFF、IL-4对Graves病均具有一定的诊断价值,有可能为以后Graves病的临床诊断标准提供新的线索。
王丹,毕娅欣,徐二琴,金国玺.BAFF及IL-4在Graves病患者血清中的表达水平及意义[J].现代医药卫生,2020,36(10):1448-1451+1454.
基金:安徽省蚌埠市科技局科技指导项目(2016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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