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探讨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前、后右心室-肺动脉(RV-PA)耦联状态对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AVR)预后的影响,并寻找TAVR不良预后的预测因子。方法 纳入接受TAVR治疗的重度主动脉瓣狭窄(AS)患者104例。根据术前RV-PA耦联状态分组,对术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进行随访,中位随访时间为15个月。结果 术后1个月RV-PA持续解耦联状态(HR=3.157,95%CI:1.346~7.406,P=0.008)和术前外周动脉疾病(HR=5.879,95%CI:2.268~15.24,P<0.001)是随访期间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预测因子。结论 术后1个月RV-PA持续解耦联状态和术前外周动脉疾病病史与TAVR术后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是术后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预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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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瓣狭窄(aorticstenosis,AS)是常见的心脏瓣膜疾病,AS晚期可累及右心系统致肺动脉压力升高、右心室(rightventricular,RV)后负荷增加,最终出现右心室-肺动脉(RVtopulmonaryartery,RV-PA)解耦联及右心衰竭[1-2]。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transcatheteraorticvalvereplacement,TAVR)是治疗重度AS的有效手段,TAVR术前或术后的RV-PA耦联状态可影响患者预后,早期发现TAVR后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joradversecardiovascularevent,MACE)风险是改善患者长期预后的关键[3-4]。本研究旨在综合评估TAVR术前及术后RV-PA耦联的变化情况对预后的预测价值,为TAVR的预后判断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一、资料与方法
1.研究对象
纳入2018年1月至2023年12月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确诊为重度AS并接受TAVR治疗的患者104例,其中男性59例(57%),女性45例(43%),平均年龄(73.06±8.17)岁,所有患者术前行多学科心脏团队综合评估。排除标准:TAVR前后超声数据不完整;TAVR手术失败转行外科换瓣手术的患者。
2.仪器与方法
术前、术后即刻及术后1个月行经胸超声心动图(transthoracicechocardiography,TTE)检查。使用PhilipsEPIQ7C超声诊断仪及配备的X5-1探头(频率1~5MHz),采用Qlab软件行脱机分析。收集患者一般临床信息及TTE数据。三尖瓣环收缩期位移(tricuspidannularplanesystolicexcursion,TAPSE)与肺动脉收缩压(pulmonaryarterysystolicpressure,PASP)的比值≤0.55mm/mmHg定义为RV-PA解耦联[2],见图1;根据TAVR前耦联状态分为术前RV-PA耦联正常组(n=53)和术前RV-PA解耦联组(n=51)。
图1通过TTE测量TAPSE和PASP获取RV-PA耦联超声参数值
术后通过定期电话随访记录终点事件,终点事件根据瓣膜学术联盟-3定义为随访期间发生MACE。MACE主要包括全因死亡、心肌梗死(myocardialin-farction,MI)、再住院、脑卒中、急性心力衰竭、术后血管并发症等[5]。
3.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正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以x±s表示,两组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或配对样本t检验;偏态分布的连续性变量以M(IQR)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二分类变量采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有序分类变量的比较采用Wilcoxon符号秩和检验。MACE发生率应用Kap-lan-Meier法及Log-rank检验。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分析确定随访期间发生MACE的独立预测因子。P<0.05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1.基线资料分析
较术前RV-PA耦联正常组,术前RV-PA解耦联组的美国纽约心脏病学会(NewYorkHeartAssocia-tion,NYHA)分级Ⅲ、Ⅳ级占比更大,MI和心房颤动患者更多(P<0.05)(表1),PASP高、中度及以上三尖瓣反流的患者数量更多(P<0.05)(表2);余参数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术后发生MACE影响因素分析
将随访期间不同的RV-PA耦联状态及基线临床数据进行单因素回归分析,选取单因素回归分析结果中P<0.1的因素纳入多因素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术前、术后即刻及术后1个月RV-PA均为解耦联状态即术后1个月RV-PA持续解耦联状态和术前外周动脉疾病(peripheralarterialdisease,PAD)是随访期间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预测因子(表3)。
表1基线临床特征
表2基线超声心动图特征
表3TAVR术后MACE的Cox回归分析
3.生存预后分析
中位随访时间为15个月,共23例(22%)患者发生终点事件。以术后1个月RV-PA是否为持续解耦联状态作为自变量绘制Kaplan-Meier曲线(图2),显示术后1个月RV-PA持续解耦联状态的患者更易发生MACE(P<0.001)。以术前是否存在PAD作为自变量绘制Kaplan-Meier曲线(图3),显示术前存在PAD的患者更易发生MACE(P<0.001)。
图2术后1个月RV-PA持续解耦联与非持续解耦联状态MACE发生率比较
图3术前有、无外周动脉疾病的MACE发生率比较
三、讨论
RV-PA耦联反映了RV收缩功能对肺血管后负荷变化的适应能力,是评估RV收缩功能变化准确且敏感的指标[2,6-7],该参数的异常与多种心脏疾病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较单独考虑RV收缩功能或肺血管后负荷的预后价值更高[4,6]。研究表明TTE测得的TAPSE与PASP的比值获得“RV-PA耦联”参数,与侵入性右心导管测压间具有良好相关性,是一种直接地、无创地获取RV-PA耦联参数的方法[4,8]。
Cahill等[4]的一项多中心研究结果发现,基线RV-PA解耦联与TAVR后2年随访期间的不良临床结局相关;但Meucci等[3]的一项总人数900人的双中心研究发现TAVR术后RV-PA的解耦联状态与随访期间发生不良预后相关。而本研究发现,单独考虑基线或术后的RV-PA耦联状态均不能作为TAVR不良预后的独立预测因子,综合分析术前、术后即刻及术后短期内(术后1个月)的RV-PA耦联状态与预后的关系,提示术后1个月RV-PA持续解耦联状态是术后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预测因子。
TAVR瓣膜释放成功后即刻即解除主动脉瓣血流的机械性梗阻,左心室收缩功能可迅速变化,术后短期内RV的收缩功能较术前也会发生相应变化[9-10]。Eleid等[11]通过右心导管测压发现术后短时间内PASP并无明显改变。因此,在TAVR术后短期内RV-PA耦联的变化可能主要取决于该阶段RV收缩功能的变化(恢复或恶化);若仅单独考虑基线或术后RV-PA耦联的状态,而忽视了TAVR对RV功能及后负荷状态的影响,那么对预后结局的预测结果可能并不准确,不能通过单独评估术前或术后短期内某一时刻的RV-PA耦联状态来判断患者预后结局。
PAD是一种动脉内膜进行性脂质沉积、钙化、管腔狭窄或闭塞,最终导致外周动脉血流减少的疾病,是发生MACE的危险因素之一[12]。TAVR患者中PAD的发生率为27.8%~42.3%,合并PAD可导致选择经股入路的TAVR患者术后发生血管并发症,尤其是出血的风险增加[13-14];另外,PAD可引起此类患者日常或体力活动受限,致使其更加虚弱以及活动耐力随之下降,增加术后卒中等缺血事件和再入院的风险[14-15]。
本研究局限性:①单中心、小样本量研究;②超声随访时间相对较短。后续将继续扩大样本量,延长随访时间,做进一步观察研究。
四、结论
术后1个月RV-PA持续解耦联状态和术前合并PAD与TAVR的不良预后密切相关,是术后发生MACE的独立危险预测因素。应综合考虑术前及术后RV-PA耦联的变化以及时调整TAVR术后患者的治疗方案,降低不良预后的发生率。
参考文献:
[10]肖明虎,吴永健,王婧金,等.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后肺动脉压力的变化[J].中国超声医学杂志,2020,36(2):116-118.
文章来源:姚沐欣,梁彗莉,郭亮,等.右心室-肺动脉耦联在经导管主动脉瓣置换术患者预后中的价值[J].中国超声医学杂志,2025,41(04):42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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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分类: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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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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