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探讨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和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GFBP-3)表达改变对阵发性心房颤动(PAF)射频消融术(RFCA)后复发的预测价值。方法:选取2019年7月—2022年7月于我院心血管内科住院诊治并接受RFCA治疗的133例PAF病人作为研究对象,根据3个月内心房颤动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53例)和无复发组(80例)。采用要Spearman法分析血清IGF-1和IGFBP-3表达水平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复发的相关性,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采作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IGF-1和IGFBP-3对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结果:复发组血清IGF-1、IGFBP-3表达水平高于无复发组(P<0.05);血清IGF-1、IGFBP-3表达水平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复发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506,0.727,P<0.05);复发组病人左心房大小、左心房内径(LAD)、心肌纤维化程度、P波时限(Pmax)、P波离散度(Pd)、P波终末电势(PtfV1)均高于无复发组,左心耳排空血流峰速(LAA-PEV)、左室充盈压(E/e′)、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则低于无复发组(P<0.05);LAA-PEV为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保护因素,左心房大小、LAD、心肌纤维化程度、Pmax、Pd、PtfV1、IGF-1及IGFBP-3均为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P<0.05);血清IGF-1、IGFBP-3二者联合预测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曲线下面积(AUC)为0.958,优于单独预测(P<0.05)。结论:血清IGF-1、IGFBP-3水平与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密切相关,二者联合检测对PAF病人RFCA术后是否复发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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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发性心房颤动(PAF)是临床上最常见的由于心律失常导致的病症,常发生于中老年人群。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中老年人群心房颤动发病率高达7.5%[1],PAF及其并发症的发生增加了病人的死亡风险,严重威胁病人的生命健康。目前,针对PAF主要采用射频消融术(RFCA)进行治疗,但术后复发一直是临床上面临的难题[2],据统计,PAF病人行RFCA术后复发率为33.0%~60.7%[3],因此寻找能够预测RFCA术后复发的特异性指标成了近年来的研究热点。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作为细胞增殖调控因子,能够参与介导机体细胞的增殖、分化等生理活动,还能抑制肿瘤细胞的凋亡,参与肿瘤的发生与发展过程[4]。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3(IGFBP-3)是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IGFBPs)家族的一员,是一种调节细胞生长、分化的重要分子,有研究表明,IGFBP-3与IGF-1结合能够调控IGF-1的生物学活性[5]。但目前关于IGF-1与IGFBP-3对PAF病人行RFCA术后复发影响的研究较少,基于此,本研究将探讨血清IGF-1与IGFBP-3表达水平对PAF病人行RFCA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
1、资料与方法
1.1研究对象
选取2019年7月—2022年7月于我院心血管内科住院诊治并接受RFCA治疗的133例PAF病人作为研究对象,年龄50~75(68.12±4.77)岁。所有研究对象均于术后1、3、6个月来院行常规心脏彩超、心脏磁共振及心电图检查,若病人有心悸等症状及时记录心电图。复发定义为术后3个月内,24h动态心电图记录到≥30s的快速房性心律失常,根据术后3个月内心房颤动是否复发,分为复发组(53例)和无复发组(80例)。本研究经医院伦理委员会审核通过。
1.2纳入与排除标准
纳入标准:符合人民卫生出版社第8版《内科学》中心房颤动的相关诊断标准;临床资料完整。排除标准:瓣膜性心房颤动(机械瓣或生物瓣置换术后、二尖瓣修复后的心房颤动);心房血栓形成;病态窦房结综合征;既往接受过心房颤动消融术或起搏器植入术;环肺静脉隔离术后加行二尖瓣峡部、左房房顶、三尖瓣峡部、碎裂电位消融;心电图质量较差影响测量;不能接受随访的病人。
1.3研究方法
1.3.1资料收集
收集所有研究对象的年龄、性别、吸烟史、糖尿病史、冠心病史、高血压史、空腹血糖(FPG)、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术后服药情况等。
1.3.2血清IGF-1和IGFBP-3表达水平的检测
采集所有研究对象术后次日清晨的空腹静脉血5mL,静置10min后以5 000r/min的转速离心10min,收集上清液置于无菌EP管中,随后于-80℃下保存,待检。血清IGF-1和IGFBP-3的表达水平使用IGF-1和IGFBP-3酶联免疫试剂盒(购自美国R&D公司),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具体操作严格按照试剂盒说明书进行。
1.3.3左心房结构及功能相关指标的测定
采用彩色多普勒超声(型号PHILIPS EPIQ7C)对所有病人行心脏超声检查,取胸骨旁左室长轴切面测量收缩期左心房大小、左心房内径(LAD)、左心耳排空血流峰速(LAA-PEV)、左室充盈压(E/e′)、收缩应变率(Ssr)、舒张应变率(Dsr)、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二尖瓣血流E峰流速(E)及二尖瓣血流A峰流速(A),计算E/A值。采用核磁共振(型号PHILIPS-Achieva1.5T)检测所有病人左心房最大容积(LAVmax)、左室后壁厚度(LVPWD)、室间隔厚度(IVSD);采用Simpson法测量左心房被动射血分数(LAPEF);采用延迟钆增强心血管磁共振成像(LGE CMR)测定病人心肌纤维化程度。每个测量值均连续测量3个心动周期,取其平均值。
采用心电图机(型号EDAN SE-1201)检测记录病人12导联心电图情况,电子标尺测量P波时限,找出最大P波时限(Pmax)、最小P波时限(Pmin),Pmax和Pmin之间的差值记为P波离散度(Pd),并记录P波向量振幅(PVM)、P波终末电势(PtfV1)。
1.4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25.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定性资料以例数、百分比(%)表示,采用χ2检验。采用Spearman法分析血清IGF-1和IGFBP-3表达水平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复发的相关性;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IGF-1和IGFBP-3对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曲线下面积(AUC)比较采用Z检验。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 果
2.1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两组病人年龄、性别、吸烟史、糖尿病史、冠心病史、高血压史、FPG、TC、TG及术后服药情况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1。
表1两组一般资料比较
2.2两组血清IGF-1、IGFBP-3水平比较
复发组血清IGF-1、IGFBP-3表达水平高于无复发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2。
表2两组血清IGF-1、IGFBP-3水平比较(
2.3血清IGF-1、IGFBP-3表达水平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复发的相关性
采用Spearman分析法分析IGF-1、IGFBP-3表达水平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是否复发的相关性(是=1,否=0),结果显示,血清IGF-1、IGFBP-3表达水平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复发呈正相关(r值分别为0.506,0.727,P<0.05)。详见图1、图2。
图1血清IGF-1表达水平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复发的相关性
图2血清IGFBP-3表达水平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复发的相关性
2.4影响PAF病人行RFCA术后复发的单因素分析
2.4.1两组超声心动图指标比较
复发组病人左心房大小、LAD均高于无复发组,而LAA-PEV、E/e′、LVEF低于无复发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3。
表3两组超声心动图指标比较(
2.4.2两组心脏核磁指标比较
两组LAVmax、LAPEF、LVPWD、IVSD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复发组心肌纤维化程度高于无复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4。
表4两组心脏核磁指标比较(
2.4.3两组心电图P波形态指标比较
复发组病人Pmax、Pd、PtfV1均高于无复发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详见表5。
表5两组心电图P形态指标比较(
2.5 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
以PAF病人RFCA术后是否复发为因变量(是=1,否=0),左心房大小(连续变量)、LAD(连续变量)、LAA-PEV(连续变量)、E/e′(连续变量)、LVEF(连续变量)、心肌纤维化程度(连续变量)、Pmax(连续变量)、Pd(连续变量)、PtfV1(连续变量)、IGF-1(连续变量)、IGFBP-3(连续变量)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AA-PEV为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保护因素,左心房大小、LAD、心肌纤维化程度、Pmax、Pd、PtfV1、IGF-1及IGFBP-3均为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P<0.05)。详见表6。
表6影响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2.6血清IGF-1、IGFBP-3水平对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
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血清IGF-1、IGFBP-3单独预测的AUC分别为0.810,0.944,而二者联合预测的AUC为0.958,二者联合优于单独预测(P<0.05)。详见表7、图3。
表7血清IGF-1、IGFBP-3水平对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分析
图3血清IGF-1、IGFBP-3水平预测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ROC曲线
3、讨 论
心房颤动通常是由各种原因引起心肌纤维化,心肌结构改变,心肌电活动传导受到影响,传导路径出现异常所致。在心房颤动发生时,心房组织为保障内环境稳定,也会发生心房重构等变化[6-8]。临床上常采用RFCA对PAF病人进行治疗,但RFCA术后复发率较高[9],并且目前尚缺乏便捷有效的特异性指标对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进行预测,基于此,本研究分析了PAF病人血清IGF-1、IGFBP-3的表达水平以及相关影响因素,旨在准确预测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与否,改善病人的预后状态。
IGF-1是一类具有胰岛素样代谢效应的因子,不仅能够促进细胞生长,抑制细胞凋亡,还能影响机体代谢、胚胎发育、蛋白沉积等过程[10]。近年来也有研究表明,IGF-1与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与发展密切相关,而心房颤动的发生又与心血管功能联系密切,因此推测IGF-1可能与心房颤动的发生有关[11]。本研究中复发组病人血清IGF-1表达水平高于无复发组(P<0.05),且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复发呈正相关。Busch等[12]研究发现,IGF-1在心房颤动模型中呈现高表达水平,这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分析原因可能为IGF-1能够参与影响心肌细胞增殖的调控过程,发挥致纤维化作用,因此IGF-1表达水平的升高会增加心房颤动发生率[13]。
IGFBP-3是一种调节细胞生长、分化的重要分子,研究表明IGFBP-3对于血管内皮生长细胞具有抑制作用[14]。本研究结果显示,复发组病人血清IGFBP-3表达水平高于无复发组(P<0.05),且与RFCA术后心房颤动复发呈正相关。此结果初步提示,IGFBP-3与IGF-1均对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起到促进作用,二者可能成为预测PAF病人RFCA术后是否复发的特异性指标。进一步对影响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单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复发组病人左心房大小、LAD均高于无复发组,而LAA-PEV、E/e′、LVEF则低于无复发组(P<0.05)。主要是由于在发生房颤动时,左心房舒缩功能紊乱,此现象会导致左心房、左心耳变大,左心房血液淤滞,排血减少,血流流速减慢[15-17]。而复发组病人心肌纤维化程度则显著高于无复发组(P<0.05),Hu等[18]认为心肌组织纤维化是心房颤动发生的重要特征之一。对两组心电图P波形态指标的分析结果显示,复发组病人Pmax、Pd、PtfV1均高于无复发组(P<0.05),李艾红等[19]研究结果显示,心房颤动复发组Pmax及Pd均高于非复发组,潘华等[20]研究也表明Pmax及Pd可作为预测心房颤动复发的标志指标,这均与本研究结果一致。对影响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相关因素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LAA-PEV为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保护因素,而左心房大小、LAD、Pmax、Pd、PtfV1、IGF-1、IGFBP-3则均为PAF病人行RFCA术后复发的危险因素(P<0.05)。最后,采用ROC曲线分析IGF-1、IGFBP-3对PAF病人RFCA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结果显示,血清IGF-1、IGFBP-3单独预测的AUC分别为0.810,0.944,而二者联合预测的AUC为0.958,表明二者联合预测优于血清IGF-1、IGFBP-3单独预测。
综上所述,PAF病人血清IGF-1、IGFBP-3水平与RFCA术后复发密切相关,二者联合检测对PAF病人RFCA术后是否复发具有较好的预测价值。但IGF-1、IGFBP-3以及心脏各项指标对心房颤动发生的具体影响机制还需进行深入探究。
基金资助:河北省卫生健康委科研基金项目(No.20200292);
文章来源:刘恩香,刘晓晨,李晶晶,等.IGF-1与IGFBP-3对阵发性心房颤动射频消融术后复发的预测价值[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24,22(17):3210-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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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心脑血管病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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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浙江省卫生厅
主办单位:浙江省心脑血管病防治办公室,浙江省预防医学会,浙江医院
出版地方:浙江
专业分类:医学
国际刊号:1009-816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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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时间: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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