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的 分析影响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TBAD)介入治疗患者预后的影响因素,为改善患者的生存情况提供理论依据。方法 选取2019年01月至2022年08月于本院进行接受介入治疗的TBAD患者152例为研究对象,随访至2024年12月,根据患者预后情况,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n=22)和预后良好组(n=130),对比患者一般资料及临床生理生化指标。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TBAD患者介入治疗发生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结果 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患者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组患者年龄大于预后良好组患者(P<0.05)。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患者血红蛋白、D-二聚体、α-羟丁酸脱氢酶、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时间、间接胆红素、尿素、肌酐和抑胱素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α-羟丁酸脱氢酶、胱抑素C水平上调是TBAD患者介入治疗后发生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是TBAD患者介入治疗后发生预后不良的保护因素(P<0.05)。结论 高龄、α-羟丁酸脱氢酶和胱抑素C上调是急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是急性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保护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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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脉夹层(Aorticdissection,AD)是指主动脉内膜撕裂导致血液进入主动脉壁,形成血肿并可能导致主动脉壁分层的一种主动脉疾病[1]。根据临床表现和解剖位置的不同,主动脉夹层可分为StanfordA型和StanfordB型两种类型,其中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TypeBaorticdissection,TBAD)指的是夹层发生在主动脉弓以下,未累及升主动脉的部分[2]。尽管TBAD相较于A型夹层在治疗上相对简单,但其临床预后仍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horacicendovascularaorticrepair,TEVAR)是急性StandfordB型主动脉夹层的首选治疗方法[3]。尽管介入治疗在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的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患者经TEVAR术后可能发生逆行性StanfordA型主动脉夹层、神经系统缺血等不良事件,严重影响治疗的效果和预后[4,5]。目前,关于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后的预后影响因素的研究仍相对有限。因此,研究通过深入探讨影响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介入治疗预后的因素,旨在为制定个体化治疗方案、优化治疗策略、提高患者的生存率和生活质量提供理论依据。报道如下: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研究对象选取2019年01月至2022年08月于本院进行接受介入治疗的TBAD患者152例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2014年欧洲心脏病协会提出的TBAD诊断标准[6];(2)具备TEVAR治疗手术指征,且顺利完成手术;(3)临床资料完整;(4)患者及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肝肾功能障碍或(和)其他感染性疾病者;(2)因外伤、主动脉壁血肿等因素导致的主动脉损伤者;(3)合并结核或肿瘤者。研究经院伦理委员会批准。
1.2研究方法(1)临床资料采集:通过医院病历系统收集患者一般资料(性别、年龄、身体质量指数(BodyMassIndex,BMI)、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史及吸烟史等。(2)生理生化指标:收集患者入院时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D-二聚体α-羟丁酸脱氢酶、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时间、间接胆红素、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尿素、肌酐、胱抑素C、尿酸、总胆固醇、甘油三酯等指标水平。AU5800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和DxH600血液分析仪购自美国贝克曼库尔特公司,C2000-4半自动凝血分析仪购自迈瑞医疗国际股份有限公司。(3)随访及分组:随访至2024年12月,终点为随访期满或患者发生预后不良。预后不良定义为术后死亡、夹层逆撕进展为A型、假腔持续扩张、术后发生1型内漏。所有患者住院期间及出院后随访情况通过查阅病历及电话获得。失访和拒绝随访的患者剔除出本次研究。根据患者预后情况,将患者分为预后不良组(n=22)和预后良好组(n=130)
1.3统计学方法采用SPSS23.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n(%)]表示,行χ2检验;计量资料以均值±标准差表示,行独立样本t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TBAD患者介入治疗后发生预后不良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患者性别、高血压、糖尿病和吸烟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组患者年龄大于预后良好组患者(P<0.05),见表1。
表1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患者一般资料对比[x±s,n(%)]
2.2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患者临床生理生化指标对比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患者白细胞计数、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尿酸、总胆固醇、甘油三酯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预后不良组患者血红蛋白、D-二聚体、α-羟丁酸脱氢酶、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凝血酶时间、间接胆红素、尿素、肌酐和抑胱素C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表2预后不良组与预后良好组患者临床生理生化指标对比(x±s)
2.3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以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预后为因变量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龄、α-羟丁酸脱氢酶、胱抑素C水平上调是TBAD患者介入治疗后发生预后不良的危险因素,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是TBAD患者介入治疗后发生预后不良的保护因素(P<0.05),见表3。
表3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
3、讨论
主动脉夹层是一种致命的心血管急症,其治疗与预后一直是临床医学研究的热点[7]。TEVAR具有微创、快速、有效的特点,已成为TBAD的首要治疗方式[8]。但TBAD患者发生不良转归及不良预后的可能性仍较高,因此,亟须探索、识别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TEVAR术后不良预后的危险因素[9]。本研究通过分析影响TBAD患者介入治疗预后的因素,旨在为改善患者生存情况提供理论依据。
研究结果表明,高龄、α-羟丁酸脱氢酶、胱抑素C上调是TBAD患者发生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而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则是预后不良的独立保护因素。年龄较大的患者通常存在多种合并症,且其身体的代谢和修复能力较弱,易导致病情的恶化。尤其在TBAD这种病程迅速发展的疾病中,高龄患者的生理耐受性较差,主动脉壁的弹性较差,血管的结构和功能损伤更为显著,导致疾病发生急性进展,增加了预后不良的发生风险[10]。此外,高龄患者的免疫功能和凝血功能也可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使其在发生主动脉夹层时无法有效地进行自我修复,进一步加重病情[11]。因此,在临床治疗中需要对高龄患者给予更为严密的监护和综合治疗。α-羟丁酸脱氢酶是一种与多种疾病相关的酶,已有研究证明其与炎症反应、代谢紊乱以及血栓形成等病理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12]。TBAD是一种典型的血管病,其发生机制与血管壁的炎症反应、氧化应激和细胞损伤密切相关[13]。α-HBD作为一种反应性分子,其升高可能与体内的纤溶系统异常、血栓形成风险增加以及血管壁的结构改变有关,其作用可能导致局部炎症反应加剧和病变扩展,从而影响治疗效果和患者的长期预后[14]。因此,α-HBD作为一种潜在的生物标志物,有可能为TBAD的风险评估和预后判断提供新的临床指标。胱抑素C是一种重要的内源性蛋白酶抑制剂,具有广泛的生物学作用,包括调节细胞增殖、凋亡以及免疫反应。胱抑素C升高反映患者体内存在较为严重的炎症反应和细胞损伤,可能加重TBAD患者的病情,导致其预后不良[15]。凝血功能异常常伴随有血栓形成和血流动力学紊乱。延长的PT、APTT可能反映了血液凝固系统的轻度抑制,这可能有助于减少血栓的形成,减缓病情的发展[16]。然而,过度抑制凝血系统可能导致出血风险的增加,影响治疗的安全性[17]。因此,凝血功能的适当调整对于TBAD患者的治疗和预后至关重要,临床上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合理控制凝血功能,以达到优化治疗效果的目的。本研究为单中心回顾性分析,样本量较为有限,可能存在选择偏倚。其次,部分影响因素如治疗方案、手术时机等未能详细探讨,未来可以通过多中心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进一步验证这些结论的普适性。
综上所述,高龄、α-羟丁酸脱氢酶和胱抑素C上调是急性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危险因素,凝血酶原时间、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是急性StanfordB型主动脉夹层患者预后不良的独立保护因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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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康泰,华成飞,白京岳.Stanford B型主动脉夹层介入治疗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J].航空航天医学杂志,2025,36(09):1050-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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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名称:中华胸心血管外科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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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刊号:1001-4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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