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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性因子与心房颤动患者射频消融术后的相关性

2020-12-29 245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观察炎性因子在心房颤动行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患者中的表达情况,并探析炎症指标与心房颤动术后早期复发的相关性。方法：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19年8月行射频消融术治疗的120例心房颤动患者的临床资料,按照射频消融术后3个月内是否出现复发进行分组,将其中早期出现复发的20例患者纳入早期复发组,其余未复发的100例患者纳入未复发组。比较2组超敏C反应蛋白(hs-CRP)、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水平,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观察上述炎性因子水平预测心房颤动患者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的价值。结果：早期复发组的hs-CRP、IL-6、TNF-α水平均较未复发组明显升高(P<0.01);hs-CRP、IL-6和TNF-α预测心房颤动患者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情况的界值分别为7.15mg/L、9.48pg/ml和18.05pg/ml,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820(95%CI:0.702,0.938)、0.899(95%CI:0.802,0.996)和0.848(95%CI:0.750,0.946)。结论：hs-CRP、IL-6、TNF-α水平对预测心房颤动患者行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具有一定的价值。

关键词：
导管消融术
射频
心房颤动
心血管
超敏C反应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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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房颤动简称房颤,是临床常见的心律失常类型之一,主要表现为心房不规则收缩、心悸等,不仅会增加心脏前后负荷及心肌缺血,加重心功能恶化,此外还增加了脑卒中风险,致残率与病死率均较高[1,2]。一直以来,诸多学者致力于探寻房颤的治疗方法,射频消融术逐渐应用于临床,尽管射频消融术治疗房颤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但患者术后再次发生心房扑动、房颤等心律失常现象仍较多。鉴于此,探寻影响房颤行射频消融术治疗后复发的影响因素,并积极防治危险因素,对提高临床治疗效果、促进预后具有重要意义[3,4]。近年来,临床基础研究显示,炎性因子不仅参与了房颤的发生与发展,而且还参与了房颤的结构重构与电学重构过程,导致心房肌细胞发生变性坏死、纤维化,心肌细胞的电生理发生改变,造成心房肌稳定性下降,心室传导速度下降,进而诱发房颤[5,6]。目前对于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的预测因素研究尚无定论,本研究通过观察房颤射频消融手术前后血清炎性因子的水平,旨在为降低房颤患者术后早期复发率提供科学依据。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回顾性分析2018年1月—2019年8月在沧州市中心医院心血管内科治疗的120例房颤患者的临床资料,其中男75例,女45例;年龄35～65(51.52±7.35)岁。

1.2纳入与排除标准

①纳入标准:满足《2010版欧洲心房颤动诊疗指南解读》[7]中相关的诊断标准;经24h动态心电图检查提示有房颤心律;患者均行射频消融术治疗;年龄18～75岁;左心房内无血栓,左心房内径<45mm;临床资料完整。②排除标准:①入组前3个月内发生过不稳定性心绞痛或急性心肌梗死者;随访前1个月内服用非甾体类药物者;伴心脏病手术史,如心脏搭桥等;近期合并严重感染性疾病者;心功能分级Ⅲ～Ⅳ级者;肝肾功能严重不全者。

1.3方法

1.3.1搜集一般资料: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记录受试者的一般临床信息,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房颤类型、是否伴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代谢综合征等合并症,用超声心动图测量房颤患者左心房直径(leftatrialdiameter,LAD)、左心室射血分数(leftventricularejectionfraction,LVEF)等。

1.3.2手术方法:

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前48h内行食道超声检查,明确房颤患者左心房内有无血栓形成,有血栓者不能行射频消融术。持续性房颤在射频消融术后房颤未能终止者,应用体外直流电复律治疗。

1.3.3炎性因子检测:

复查前1d告知受试者注意事项,于次日清晨空腹状态下,抽取肘静脉血3ml,2500r/min转速下离心10min,有效提取上清液,保存在-20℃环境中待检,实验室相关炎症指标包括免疫比浊法测定超敏C反应蛋白(hypersensitiveC-reactiveprotein,hs-CRP)、放射免疫平衡法测定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非饱和法测定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necrosisfactor-α,TNF-α)。

1.3.4随访:

射频消融术后3个月行体表心电图或24h心电图监测,以明确房颤有无复发、属于早期复发或晚期复发。射频消融术后1年随访期间,患者若有心慌、心悸等不适,建议行体表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监测明确有无房颤复发。

1.3.5早期复发判定标准:

术后3个月内,用动态心电图或12导联心电图捕捉到房颤、心房扑动等表现,且持续时间≥30s,临床可有症状或无症状。

1.4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3.0统计分析软件进行数据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计数资料以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receiveroperatingcharacteristiccure,ROC)得到曲线下面积,检验hs-CRP、IL-6、TNF-α对房颤患者行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的预测价值。α=0.05为检验水准。

2、结果

2.1复发情况

经资料整理发现,120例房颤行射频消融术患者中,早期复发者20例,占比16.67%,将其纳入早期复发组;其余未发生复发的100例患者纳入未复发组,占比83.33%。

2.2一般资料比较

2组性别、年龄、房颤类型、病程、合并症、LAD、LVEF等一般资料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3hs-CRP、IL-6、TNF-α水平比较

早期复发组的hs-CRP、IL-6、TNF-α水平均较未复发组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见表2。

2.4hs-CRP、IL-6、TNF-α水平预测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的价值

将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作为状态变量,绘制ROC曲线,结果显示,hs-CRP预测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情况的界值为7.15mg/L,曲线下面积为0.820(95%CI:0.702,0.938)。IL-6预测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情况的界值为9.48pg/ml,曲线下面积为0.899(95%CI:0.802,0.996)。TNF-α预测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情况的界值为18.05pg/ml,曲线下面积为0.848(95%CI:0.750,0.946)。见图1。

表12组房颤患者的一般资料比较

表22组房颤患者的hs-CRP、IL-6、TNF-α比较

图1hs-CRP、IL-6、TNF-α水平预测房颤患者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的ROC曲线

3、讨论

房颤的形成机制较为复杂,主要包括房颤触发因素与维持机制,炎症反应参与了房颤触发及心房重构、电重构过程,炎症可通过多种途径导致细胞变性坏死,造成心肌细胞发生病理性改变,诱发房颤[8,9,10]。因此,积极探寻炎性因子与房颤之间的相关性,对降低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率具有重要意义[11]。

hs-CRP属于炎性因子典型标志物之一,属于炎症急性期产物,正常情况下,在机体内呈低表达情况,当其水平升高时,表明机体处于炎性应激、组织损伤、感染、坏死等时期,且其水平越高,机体炎症越严重,组织损伤程度越重,因此hs-CRP可作为反映炎症指标的敏感性指标之一[12]。IL-6可诱导急性期纤维蛋白原、CRP等产生,参与细胞生长、活化,提高免疫细胞功能,IL-6持续的高表达,导致细胞因子网络破坏,诱发心肌损伤,心肌结构发生改变,而发生病理性改变的心肌细胞又对机体形成负性反馈,加重心肌病理改变;此外,特定情况下,IL-6会导致细胞膜完整性及功能受损,导致心房电重构,加重病情[13,14]。TNF-α属于促炎因子,主要参与机体炎症及免疫反应,微观状态下,心房传导损伤是房颤的始动因素与维持因素,病理机制为细胞间沉积的胶原纤维连接蛋白与结缔组织导致心肌细胞彼此分离,造成心房组织间发生病理性改变,最终形成纤维化[15,16]。心房肌细胞局部传导阻滞与离散度增加也与房颤的发生密切相关,而此过程主要是通过TNF-α与炎症应激反应密切相关,通过下调其水平影响心房传导[17,18]。本研究结果显示,早期复发组hs-CRP、IL-6、TNF-α水平均呈高表达,证实hs-CRP、IL-6、TNF-α水平对预测房颤患者行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具有一定的价值。本研究虽在探析炎性因子与房颤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之间的关系上取得一定成果,但仍有诸多不足,如炎性因子指标较多,本研究只选取了3个炎症指标,且并未探析各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此外,回顾性研究在收集患者资料时,可控性较低,且本次研究纳入的样本数量较少。鉴于此,希望在未来能够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前瞻性研究来佐证本次研究结果。

综上所述,hs-CRP、IL-6、TNF-α水平对预测房颤患者行射频消融术后早期复发具有一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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