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在2019年底爆发,2020年世界流行。在这场疾病的治疗中,中医学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彰显了中医的疗效。近期的一组统计[1]显示:在全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有74187例使用了中医药,占91.5%;其中,湖北省有61449例使用了中医药,占90.6%。临床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90以上,能够显著缓解症状,缩短病程,提高临床治愈率,减少危重症状的发生率。这样的疗效引起了党和国家,全国人民的关注,知名记者董倩、李七月分别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采访节目中多次问询:“我国传统中医治疗新冠肺炎为何有这样的疗效?”本文试图从中医学特有的厚重理论著述基础、一千多年的防治瘟疫经验及近70年来对经典古方的现代药理学研究3个方面进行探讨,以阐释这一问题。

1、有系统理论著述基础

《伤寒杂病论》问世后,经过一千多年的反复实践及治疗瘟疫病累积的经验,后世相继有多种围绕该书的著作问世。历代在瘟疫的防治中,无不证明《伤寒杂病论》的正确性,该书记载的方被尊为“经方”,张仲景被尊为医圣。后世葛洪《肘后备急方》、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王焘《外台秘要》等著作均有记载关于瘟疫的论述和方剂。到宋金元时期涌现了一批瘟病学家,韩祇和立《伤寒微旨论》、庞安时著《伤寒总病论》、朱肱继著《类证活人书》,提出新的见解。

金元时期提出了变格感染病的理论治疗主张。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宣明论方》提出“热论”“六气皆从火化”,治宜辛凉解毒和泻热养阴疗法,后世称他为“寒凉派”的倡导者;张元素《医学启源》《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确立了“脏腑辨证”,还提出了“脏腑标本寒热虚实用药式”,创制许多方剂;张从正《儒门事亲》创“攻邪论”,他认为邪气由来,天之六淫之气(风、寒、暑、湿、燥火)、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咸、淡),力倡攻邪,有汗、下、吐三法“先治其实,后治其虚”,强调整体观;李杲《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善用温补脾胃之法,后世称之为“补土派”,创制多方,提出用药规律;朱丹溪著《伤寒辨疑》《格致余论》《局方发挥》,他提出了在“相火论”基础上的“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学说,创造了滋养降火剂,后世称之为“滋阴派”;王好古著《阴证略例》《医垒元戎》等,特别注重伤寒阴证的研究,强调了温养脾肾的原则,注重辨证用药,按三焦寒热,气血寒热区分病位,选方用药,对后世有一定的启蒙作用;王安道著《医经溯洄集》,揭示了温病机制为里热自内外达,治则清泻里热,强调以里热为主。

明清之时涌现出了一批温病学专家的温病学著作,有的是温病学通论,有的则是瘟疫的类别。如吴又可《瘟疫论》,开温病学著作先河,称其病因是感受“病气”“戾气”,病机为杂气从口鼻而入,专入某脏器经络,创立了疏利透达之法;喻嘉言在《尚论篇》中提出瘟疫三焦病变定位,以及以逐秽解毒为主的三焦分论原则和治法;叶天士著《温热论》,创立卫气营血辨证论治体系,阐述了温病病因病机,其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为后世论治温病提供了范例;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记录了治疗热疫名方升降散,蒲辅周与薛伯寿师徒尤为推崇;余师愚《疫疹一得》,以重用石膏闻名于世,石膏可以治热性病;吴鞠通《温病条辨》倡导三焦辨证,规范四时温病证治,创治新方,既自成体系,也可“羽翼伤寒”。王孟英著《温热经纬》,以经典为经,以后世名著为纬,系统了温病学体系。还有《随息居重订霍乱论》《鼠疫汇编》等论述。

近代,何廉臣编著《重订广温热论》,该书理论深透详明,各家精论兼备,古今验方验案评述精当,影响甚大。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载有许多自拟的治温病方剂及医案,尤其对白虎汤和生石膏在温病中的运用,经验丰富,匠心独具。吴锡璜撰《中西温热串解》,力图以西医理论阐明中医温病有关病机和证治,有一定新意。

两千多年来,在与大大小小的瘟疫斗争中,古代医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一代代经过探索写下了临床经验,承前启后,逐渐形成理论。他们的探索促进了学术发展,并为后世不同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形成了系统的温病学,用以指导温病的防治。正是先人留下的这些理论著述和治疗经验,为后世成功治疗温病提供了有力的武器[2,3]。

2、有一千多年防治瘟疫经验

中国历史两千多年中,大大小小瘟疫不断,古人言:“大疫中出大医。”防疫与治疫时挺身而出,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遏止了疫情的发展。

东汉建安年间,疫情持续时间长,面对瘟疫张仲景提出相应治法,著《伤寒杂病论》,创立六经辨证体系,成为中医辨证论治的先祖,并创制许多治疗方剂,立白虎汤、大青龙汤、竹叶石膏汤,积极救疫。

晋人葛洪在治疗瘴气疫病温毒诸病中,创制数首“辟瘟疫”辟天行疫病的方剂。唐代贞观以后流行温热疫,孙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焘《外台秘要》载有多首治瘟、辟瘟的方剂,《千金方》还记载饮用屠苏酒防疫的方法。李东垣记述了1323年间疫病的流行,李东垣创制补中益气汤,还创用益气升阳法治疗烈性传染病,为后世树立了甘温除热法治疗疫病的典范。《东垣试效方》记述了泰和二年(1202年)疾病流行,李东垣采用普济消毒饮进行治疗。宋代陈师文、裴宗元著《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载方藿香正气散、平胃散治湿温、湿热温。明代崇祯辛巳年(1641年),疫气流行,吴又可写出了我国温病学第一部专论疫病的著作——《瘟疫论》,是中医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并创立新的治疗学,疏利透达膜原法,创立达原饮治疗,提出“客邪贵乎早逐”观点。清代吴鞠通著《温病条辨》,创宣白石膏汤、杏仁石膏汤、化斑汤,主治温病发热重症。薛生白著《温热病篇》,立湿热病专论,丰富了温病理论及证治。余师愚经历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之疫,创制了治疫名方大清气血方清瘟败毒饮进行治疗。王孟英在道光年间适逢霍乱大流行,创立了适合温热病中焦证的辛开苦降方,如连朴饮、黄连定乱汤、燃照汤、甘露清毒丹、蚕矢汤等。王孟英还针对霍乱急症提出一套急救措施。清代瘟疫频发,杨栗山亲临救治,著有《伤寒瘟疫条辨》,自创以升降散为总方的15个治疗疫病方剂。温病大师叶天士著《温热论》,创立卫气营血辨证体系,确立温病学辨证纲领,具有很高的学术和临床价值。1892—1893年,华南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鼠疫,王清任选用解毒汤、解毒活血汤加减进行治疗,疗效九成有余,获得好的效果。

近代绍兴名医何廉臣编著《重订广温热论》,载许多方药,推广用于多种温病,普救众多含灵之苦。河北盐山张锡纯著《医学衷中参西录》,载有许多自拟的温病方剂及医案,尤其对白虎汤和生石膏在温病治疗中的运用,经验丰富,匠心独运。

1923年汴京发生急性大疫,李杲创制的“普济消毒饮”,活人甚众,人们将药方刻在石碑上以示流传。

1956年和1975年8月,流行性乙型脑炎在石家庄和北京地区暴发流行,时值立秋前后,雨水较多,天气湿热,证偏湿,属湿温,蒲辅周运用宣解湿热、芳香透窍、通阳利湿的方药,如白虎加苍术汤、三仁汤,以及藿香、佩兰、荷叶等,切中病机,有效控制了病情。

1968年3月流行性脑脊髓膜炎在河南周口地区爆发流行,河南省医疗防疫大队到疫区进行了救治。当时缺少西药磺胺和青霉素,在危急时刻,他们采用中医药进行救治,认为该病属瘟疫,按清热辟秽、养阴生津法,采用清热解毒片和注射液(由生石膏、知母、玄参、生地黄、麦冬、龙胆、板蓝根、银花、连翘、黄芩、栀子、紫花地丁组方)治疗流行性脑脊髓膜炎119例,结果均获效。

20世纪流行性感冒有五次世界性大流行的记载,分别发生于1900年、1918年、1957年、1968年和1977年,其中1918年那一次在欧洲最为严重,死亡人数达2000万之多。我国从1953年至1976年有12次中等规模的流行,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流感的疫情以散发与小爆发流行较多,病毒多变异。

中医学认为:流感由六淫、时行病毒侵袭人体引发,一般以风寒、风热两型多见,可参照四时进行用药。冬日流感治宜辛温解表,方选麻黄汤合九味羌活汤方化裁;春日流感治宜辛凉解表,方选银翘散加减;夏日流感治宜清热化湿,方以藿香正气散合新加香薷饮加减;秋日流感治宜辛温润燥法,方选桑杏汤加减。如出现变证,由卫气转营血者,治宜清营解毒,方选清营汤;逆转心肝两经者,据病辨证,或运用清心镇肝、开窍息风法,或运用益气生津回阳法进行治疗。

2003年暴发的非典型肺炎(SARS)是21世纪第一次暴发的传染病。SARS波及世界各地,是一种新的变异冠状病毒,发病迅猛,气促症状突出,重症患者出现急性呼吸衰竭综合征,死亡率高,西医学无特效治疗手段,也无特效治疗药物。中医学认为:本病属于“春温”范畴,病机表现为夹湿在卫分、卫气同病、气分3个阶段,变病可向营、血分传变,分早期、中期、极期。该病治疗采用辨证论治,早期:热毒袭肺,治宜清热宣肺、疏表通络,方用银翘散合麻杏石甘汤加减;湿热阻遏,治宜宣化湿热、透邪外达,方用三仁汤合升降散加减;表寒里热夹湿,治宜解表清里、宣肺化湿,方用麻杏石甘汤合升降散加减。中期:疫毒侵肺,表里热炽,治宜清热解毒、泻肺降逆,方用清肺解毒汤;湿热蕴毒,治宜化浊辟秽、清热解毒,方用甘露消毒丹加减;湿热郁阻少阳,治宜清泻少阳、分消湿热,方用蒿芩清胆汤加减;毒热炽盛,治宜清热凉血、泻火解毒,方用清瘟败毒饮加减。极期(入营期及伤阴期):痰湿瘀毒,壅阻肺络,治宜益气解毒、化痰利湿、凉血通络,方用活血泻肺汤;湿热壅肺,气阴两伤,治宜清热利湿、补气养肺,方用补气清热利湿方;邪盛正虚,内闭喘脱,治宜益气固脱、通闭开窍,方用参附汤加减送服安宫牛黄丸。我国对SARS治疗各地多采用中西医结合治疗,中医参与预防和治疗率很高。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詹姆斯博士2003年对广东省中医院一分院进行考察,详细了解该院在防治SARS方面所做的工作。该院共收治SARS患者112例,治疗效果良好。

艾滋病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一种传染病,是由于感染免疫缺陷病毒后人体免疫功能低下,出现机会感染或肿瘤的一种综合征。本病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传播途径侵入人体,在疾病整个过程中,患者经常出现乏力、发热、肺部感染、自汗、盗汗、纳差、腹泻、口腔溃疡、皮疹等症状。中医学见证五脏阴阳俱虚,或兼痰饮水湿,或风寒火热,或兼气虚血瘀。该病呈慢性进行性发展,机会性感染频发,患者可丧失劳动力和生活能力,死亡率高。河南省中医药大学艾滋病研究协作组给予益艾康胶囊(人参、黄芪、白术、茯苓、当归、川芎、黄芩等组方),1次5粒,1d3次,口服。经过48个月治疗观察,结果显示临床症状与体征显著改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机会感染显著减少,死亡120例,病死率逐年下降,病毒载量下降加稳定者占84.8%,提示中药有降低或稳定病毒载量的作用;CD4+T淋巴细胞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说明中医药有稳定或减缓CD4+T淋巴下降趋势作用。

上述事实说明,在不同朝代和时期,中医在防治疫病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解救了一方民众的疾病,保护了人民健康。

3、从现代药理学诠释清肺排毒汤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暴发后,国家卫健委与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推荐在中西医结合救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中使用“清肺排毒汤”的通知》(国中医药办医政函[2020]22号)。清肺排毒汤是由中医经典的历代常用于抗疫病的4个方为主组合而成的,即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射干麻黄汤、五苓散。麻杏石甘汤具有辛凉解表、清肺平喘的功效,主治外感风邪,邪热壅肺证;小柴胡汤具有和解少阳、内泻热结的功效,主治少阳阳明合病;射干麻黄汤具有宣肺祛痰、下气止咳的功效,主治痰饮郁结、气逆喘咳证;五苓散具有利水渗湿、温阳化气的功效,主治外有表证、内停水湿之痰饮证。纵观全方,组方合理,用药精良,突出内外兼治之法,既外治邪毒之气,清除肺中邪气;又内祛痰湿之邪毒,温阳化气,利水祛湿,兼顾护阳气。遵循毛主席“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的指示,自20世纪50年代,两代中药工作者加速对中医学的研究,对我国中药、草药、民族药及古代经方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药理、药效、毒理、工艺、质量标准等研究,现仅就与清肺排毒汤有关的4个方剂药效研究做一介绍,旨在进一步说明清肺排毒汤的药效。

3.1麻杏石甘汤

出自《伤寒论》,药物组成:麻黄、杏仁、甘草、石膏。功用:解热解毒,宣肺平喘。实验表明:本方对流感病毒的抑菌浓度为1/80[4],对金黄色葡萄球菌、乙型溶血型链球菌、肺炎双球菌、白喉杆菌均有不同抑菌作用[5];对二氧化硫气诱发的咳嗽有强的抑制作用[6];对小鼠酚红气管排泄量明显提高,表明有明显祛痰作用[7];能显著改善组织胺和乙酰胆碱引起的气管平滑肌收缩,对豚鼠离体平滑肌痉挛有明显的拮抗作用,说明有一定平喘效果[8];对伤寒疫苗所致家兔体温升高,可使体温下降,表明本品有效好的解毒降温作用[9];对甲醛引起的大鼠足趾肿胀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对大鼠棉球肉芽肿增生有明显抑制作用,说明有一定抗炎效果[10];能增强机体网状内皮系统免疫功能和促进吞噬细胞的吞噬功能,明显提高小鼠腹腔巨噬细胞的吞噬率,还可促进淋巴细胞转化,表明本方对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功能均有增强作用[11,12];对患者8项血流流变学指标测定,本汤剂可降低血液黏度,改变血液流变学变化[13];此外,本汤剂对变态反应亦有明显的抑制作用[14]。

麻杏石甘汤有抑制甲型流感病毒作用,对多种病源球菌、白喉杆菌有不同抑菌作用;有一定抗炎效果;有退热效果,对非特异性和特异性免疫功能有增强作用;能改善患者血液流变学;还对变态反应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3.2小柴胡汤

出自《伤寒论》,药物组成:柴胡、黄芩、人参、半夏、甘草、生姜、大枣。功用:和解少阳。药理实验研究表明:小柴胡汤可抗柯萨奇病毒感染,对心肌炎的防治作用研究,其提取液体外病毒和体内病毒作用的测定,均有增强细胞的抗病毒作用,对病毒有明显抑制,对心肌细胞有保护作用[15]。实验表明:大、小剂量柴胡口服液及煎液自3h起均有明显的退热作用[16],用CCL4及酒精致肝损伤的大鼠模型,用小柴胡汤组器官和组织有一定的保护作用[17];对末稍血抑制T细胞和辅助T细胞功能有诱导作用,对免疫有调节作用。小柴胡汤具有激活NK细胞、巨噬细胞等与免疫有关的细胞作用[18],可改善慢性肝炎所致的肝纤维化[19]。在类固醇减量的过程中并用小柴胡汤,可缓和因连续投予类固醇引起的ACTH分泌抑制,说明对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系统有调节作用[20]。小柴胡汤可使实验小鼠组织中的肿瘤坏死因子和白细胞介素-10的含量增加[21]。

总之,小柴胡汤能够抗病毒,对免疫有调节作用;具有退热作用,对受损脏器有保护效果;并对丘脑-垂体-肾上腺轴有调节作用。

3.3射干麻黄汤

出自《伤寒论》,药物组成:射干、麻黄、生姜、细辛、紫菀、款冬花、大枣、半夏、五味子。功用:宣肺祛痰,下气止咳。实验表明:射干麻黄汤冲剂可明显减少氨水引起的小鼠咳嗽次数[22]。祛痰实验结果证明:射干麻黄汤可明显增加实验小鼠气管酚红排出量,说明具有镇咳作用和祛痰作用[23]。

平喘作用研究。通过卵蛋白致敏豚鼠、再喷雾激发所致的急性哮喘发作病理模型受试豚鼠血浆血栓素B2(TXB2)水平显著提高,6-酮前列腺素F1α(6-酮-PGF1α)水平显著下降,TXB2/6-酮PGF1α比值增高,显示在哮喘急性发作期,TXA2生成增加,前列环素(PGI2)减少,TXB2/PGL2之间平衡失调。经对该模型受试小鼠加减射干麻黄汤治疗后,用放射免疫法观测到射干麻黄汤能明显降低血浆TXB2和升高6-酮-PGF1α水平,调节和改善TXB2/6-酮-PGF1α比值,且无论是治疗前后对比,或经8d后与对照组对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同时能减轻豚鼠哮喘发作程度及持续时间[24]。

减轻气道炎症反应的研究显示:急性哮喘发作病理模型豚鼠肺泡灌洗液中噬酸性粒细胞较正常明显增加,且其调亡减少,经用射干麻黄汤治疗后,可见能降低噬酸性粒细胞数,促进其调亡,提示麻黄汤可以通过促进噬酸性粒细胞调亡而起到缓解哮喘发作的目的,发挥多环节治疗作用[25]。

3.4五苓散

出自《伤寒论》,药物组成:猪苓、泽泻、白术、茯苓、桂枝。功用:利水渗湿,温阳化气。药理研究:利用五苓散与呋塞米利尿作用比较,发现呋塞米利尿作用快速而强,但维持时间短,集中排尿时间仅为20min,而本方作用缓和,维持时间长,排尿时间为70min,平均排尿量大于呋塞米组。对禁水4h的小鼠给予盐水负荷后,方可使尿量明显增加;方中去桂枝可使尿量减少,其组成生药中,桂枝可使尿量增加[26,27]。采用ANF放射免疫测定法,显示五苓散灌胃后对小鼠血浆和心房肌细胞中心纳素(ANF)浓度影响,以45min最明显;当机体出现水肿和腹水时,血浆中的ANF增加,能够排出水钠,有利尿排水作用,这大概是五苓散的卓越功效[28]。实验证明:对喂饲小鼠乙醇-高脂饲后其肝脏脂质过氧化物(LPO)、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明显升高,五苓散对此具有显著作用,表明有抗过氧化和降脂功效;此外,还对抗乙醇所致的肝、肾、脑中还原型谷胱肝肽(GSH)和氧化型谷胱肝肽(GSSG)的降低及谷胱肝肽还原酶(G-R)、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和谷胱肝肽-S-转移酶(G-ST)的活性下降,说明对乙醇鼠引起的肝损伤有保护作用;另一项还提示对长期应用乙醇导致的体内Na、K、Ca、Mg、Zn等降低倾向可给予改善,说明对调节电解质平衡有一定的作用[29]。

上述实验表明:五苓散有明显利尿排水治疗水肿作用,有抗过氧化和降脂功效,有保护肝损伤作用,此外对调节电解质平衡亦有一定功效。清肺排毒汤具有抑制杀灭病毒和抑制抗菌作用,有抗炎效果,有明显退热作用,有镇咳、祛痰、平喘效果,有利尿排水祛湿作用,有抗氧化调节平衡电解质功效,对特异和非特异免疫有增强和激活NK细胞、巨噬细胞作用,还兼有改善血液流变学、保护受损脏器作用。

从清肺排毒汤的药效学结果说明: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绝非单一的抗病毒,它又有调整人体的整体平衡、提高人体免疫力作用;它用辨证论治,按君臣佐使组方,采用多靶点、多途径、协同用药进行治疗,疗效快,病程短,副作用少,治愈率高。特别值得一提是所用中草药经过两千多年临床运用,至今没有产生抗药性,它得益于中药复方配方施药,这是西药抗生素不具备的。

清肺排毒汤是当前公认的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疗效肯定的中药方剂,不仅有厚重的中医理论和方药基础,而且也得到现代药理药效实验的支持。

4、小结

中医药为什么可以治疗新冠肺炎,是基于中医一千多年来抗疫积累的经验,有厚重的理论支撑和历代积累的有效方药,是以70年来对古代有效方药的现代药理学研究为基础的。新一代中医和中西医人继承了先人的经验,面对新冠肺炎作出正确辨证论治、组方、用药,获得了好的疗效,迅速遏制了疫情,控制了疫情发展。所选用的清肺排毒汤是由4个古方组成的,纵观其作用是在调整人体阴阳平衡、提高人体整体免疫力基础上发挥了抗病毒作用,不仅具有祛毒抗炎、解热平喘、镇咳祛痰、利水渗透的功效,还具有辅佐保护脏器的综合作用。中医药治疗新冠病毒感染肺炎绝非单一的抗病毒,是多靶点、多途径、协同整体作用,这是中医治病的一大特色,应该弘扬光大,代代相传。

中医学包含的是两千多年来代代相传的宝贵防病治病经验理论,内含丰富、哲理深奥,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为保障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昌盛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防病治病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博大智慧,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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