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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影响因素

2024-08-23 33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分析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现状及其影响因素。方法:选择2022年4月—2023年6月我院收治的97例行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的病人为研究对象，于术后采用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中文版评估病人的主观幸福感，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结果:97例行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的MUNSH得分为(34.65±5.43)分；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应对方式、家庭人均月收入、社会支持度是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其主观幸福感可能受文化程度低、家庭人均月收入低、消极应对、社会支持度低的影响。

关键词：
临床护理学
主观幸福感
护理
社会支持
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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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主观意识上对自身当前理想生活状态的一种肯定及感受[1]。近年来，随着临床护理学的不断进步，生物医学模式逐渐发生转变，病人的心理健康逐渐受到重视。卵巢囊肿是妇科的常见病，囊肿体积小时无明显症状，但随着囊肿体积增大，可使下腹部出现坠胀及不适感，需及时剔除囊肿，避免囊肿劈裂或扭转，影响病人生命健康[2]。腹腔镜下卵巢囊肿剔除术是治疗该疾病的常用手段，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但手术可能导致病人激素水平及生育功能发生改变，严重影响病人正常性功能及生活质量，使其幸福感下降[3-4]。而幸福感的下降会加剧病人的心理负担，影响术后躯体功能恢复。鉴于此，本研究对行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的术后主观幸福感进行评估，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因素。

1、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选择2022年4月—2023年6月我院收治的97例卵巢囊肿病人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1)符合卵巢囊肿[5]的诊断标准；2)均行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3)首次进行囊肿剔除术治疗；4)年龄≥18岁；5)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合并恶性肿瘤者；2)有精神病史者；3)合并其他妇科疾病者；4)腹腔镜手术转开腹手术者；5)术后转院者。

1.2 调查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问卷

由本研究团队自制，内容包括年龄、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家庭人均月收入、工作状态、有无子女、病程等。

1.2.2 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MUNSH)

采用中文版MUNSH[6]对病人的主观幸福感进行评估，包括负性与正性情感(10个条目)、负性与正性体验感(14个条目)2个维度，共24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3级评分法，单项得分0～2分，总分0～48分，<28分为低幸福感，28～38分为一般幸福感，>38分为高幸福感，得分越强表示幸福感越强。Cronbach′s α系数为0.846。

1.2.3 简易应对方式问卷(SCSQ)

采用SCSQ[7]对病人的应对方式进行评估，包括积极应对和消极应对两部分，共20个条目，应对倾向得分=积极应对得分-消极应对得分，应对倾向>0分则为积极应对，应对倾向≤0分为消极应对。Cronbach′s α系数为0.86。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采用SSRS[8]对病人的社会支持度进行评估，包括客观支持(3个条目)、主观支持(4个条目)、支持利用度(3个条目)3个维度，共10个条目；其中第5个条目又分为5个子条目，分A、B、C、D、E 5项，每项从“无”到“全力支持”分别计1～4分；条目1～4和条目8～10,分别计1～4分；条目6、7若回答“无任何来源”计0分，回答“下列来源”者，有几个来源则计几分，最高为9分；总分12～66分，得分越高表示社会支持度越高，≤22分为低水平，23～44分为中等水平，≥45分为高水平。Cronbach′s α系数为0.921。

1.3 资料收集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进行调查，由调查员告知病人本次研究的目的及方法，在病人同意后发放相关调查问卷，指导其根据自身客观情况进行填写，问卷填写后当场回收，并检查问卷是否填写完整或有错填项，及时指导病人修改或补充完整，保证问卷的完整性及准确性。本研究共发放问卷97份，回收有效问卷97份，回收有效率为100%。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5.0统计软件处理数据，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

表示，两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后病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结果

2.1 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水平

97例行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的MUNSH得分为(34.65±5.43)分，其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

2.2 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见表1)

表1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2.3 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将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MUNSH得分)作为因变量，将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作为自变量，自变量赋值如下。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1,高中及以上=0;家庭人均月收入：<5 000元=1,≥5 000元=0;应对方式：消极应对=1,积极应对=0;社会支持度：低水平=1,中等/高水平=0。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度是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表2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3、讨论

主观幸福感是近年心理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且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不断发展，病人的主观幸福感越来越受到重视[9]。卵巢囊肿是影响女性身心健康的常见疾病，而手术是其治疗的常用手段，但因卵巢为女性重要生殖系统，手术可能影响病人正常卵巢功能，加重其心理负担，影响病人术后主观幸福感[10]。本研究结果显示，97例行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MUNSH得分为(34.65±5.43)分，提示其主观幸福感水平处于中等水平，仍需进一步提高。临床医护人员应重视对病人术后主观幸福感的评估，积极采取护理措施以提升病人的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应对方式、家庭人均月收入、社会支持度是影响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究其原因：1)文化程度低的病人主观幸福感偏低，可能由于病人受文化程度限制，工作状态不理想，积极主动寻求社会支持的能力较低，致使病人获得疾病相关知识及社会支持的渠道较少，导致病人在术后过度担忧手术对卵巢功能的影响，产生负性情绪，进而降低主观幸福感[11];临床医护人员应加强对文化程度低的围术期病人的疾病健康宣教，可通过发放健康知识手册、视频播放、讲座等方式积极与病人沟通，切实了解病人心理状态，并及时进行心理疏导，帮助病人提升术后幸福感。2)应对方式是个体在应对冲击或内在需求时所作出的一种认知性、恒定性的努力；本研究中消极应对的病人主观幸福感偏低，病人悲观消极地看待自身疾病时更易向疾病妥协，负性情绪及体验感加剧，严重影响病人主观幸福感[12];临床医护人员在病人入院之初应对病人疾病应对情况进行评估，针对消极应对病人需及时进行心理疏导，耐心与其沟通，为其答疑解惑，鼓励病人积极应对疾病，树立治疗疾病的信心，提升主观幸福感。3)家庭人均月收入低的病人往往主观幸福感较低，病人家庭经济状况一般则承担的经济压力较大，而手术治疗费用较高，致使病人在围术期担忧治疗费用，进一步加剧家庭经济负担，内心担忧、自责情绪较重，感知到的幸福感较低[13];对此临床医护人员应加强对家庭经济条件差的病人的关注，在临床治疗及护理期间尽可能帮助病人减少不必要的治疗支出，并进一步完成医疗报销服务，帮助病人缓解一定的经济压力，提升幸福感。4)社会支持是家人、朋友及社会向其提供的物质、信心及精神上的帮助及支持，可增加个人的家庭归属感及喜悦感；本研究中社会支持低的病人主观幸福感偏低，此类病人从家人及朋友中获得的物质及情感上的支持较少，疾病治疗带来的经济压力及疾病造成的精神负担均由病人独自承担，导致病人内心承担的负担较重，降低主观幸福感[14]。临床医护人员应引导病人家属多与病人沟通，了解其内心的担忧，及时进行开导，并帮助病人分担疾病造成的精神压力，使病人感受到家人的关爱，提升主观幸福感。

4、小结

综上所述，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病人主观幸福感处于中等水平，可能受病人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应对方式、社会支持度的影响。

参考文献:

[2]靳冬梅,伍东月,杜瑞亭,等.腹腔镜下卵巢囊肿剔除术中电凝和缝合止血对卵巢储备功能的影响[J].中国现代医学杂志,2022,32(6):18-23.

[3]施佳艳,陈鹃,陈琪珍.腹腔镜卵巢囊肿剔除术对卵巢囊肿患者卵巢功能､血清抗苗勒管激素､抑制素B的影响及其意义[J].临床与病理杂志,2019,39(11):2401-2406.

[4]张艳霞,高盼,高卫华,等.腹腔镜下囊肿剔除术对卵巢囊肿患者卵巢功能､性激素及切口美观度的影响[J].海南医学,2022,33(19):2512-2515.

[5]谢幸,孔北华,段涛.妇产科学[M].9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261-267.

[6]刘仁刚,龚耀先.纽芬兰纪念大学幸福度量表的试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1999,7(2):107-108.

[7]李佳俊妮,周小军,陈家言,等.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在麻风病受累者中的信效度检验[J].现代预防医学,2021,48(14):2507-2509.

[8]刘继文,李富业,连玉龙.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信度效度研究[J].新疆医科大学学报,2008,31(1):1-3.

[9]乔姗姗,石美霞,李英琦.2型糖尿病患者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路径分析[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20,37(4):386-389.

[10]胡正群,刘吉艳,王莎.延续性护理对卵巢囊肿剥除术患者术后妊娠及生活幸福感的影响[J].贵州医药,2019,43(11):1839-18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