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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

  2025-04-02    48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 了解杭州市妊娠期糖尿病(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水平,探讨其影响因素,为GDM产妇健康管理提供参考。方法 采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产妇出院准备度量表、家庭关怀度量表对GDM产妇进行调查。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的影响因素。结果 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为(28.90±3.86)分;出院准备度得分为(112.50±24.38)分;家庭关怀指数得分为(5.81±1.76)分。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与出院准备度得分、家庭关怀度量表得分均呈负相关(r=-0.514、-0.483,P<0.01)。不同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受孕方式、产次、是否早产、是否使用胰岛素的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重线性回归分析显示,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产次、出院准备度水平、家庭关怀度水平是影响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的主要因素(P<0.05)。结论 杭州市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医护人员应对低学历、低收入、初产、出院准备度不足的GDM产妇提供及时、可达的支持与指导,提高其应对困难的能力。

  • 关键词:
  • GDM
  • 出院准备
  • 出院后应对困难
  • 妊娠期糖尿病
  • 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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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期糖尿病(GDM)是妊娠期女性常见的并发症之一[1]。全球GDM患病率约为8%,我国为5.12%~33.3%,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2]。GDM可导致母婴不良结局[3]。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是指患者出院后所面临的生理、心理及环境等困难[4],从医院到家庭过渡的早期阶段,是产妇产后恢复和适应的关键时期,GDM产妇出院后同时面临新生儿的照护、产后恢复及自身疾病管理三方面问题,普遍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和未满足需求[5]。对患者出院后的潜在困难进行预测评估,并进行相应的干预管理,能够降低出院后应对困难和再入院率[6]。本研究调查杭州市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水平,探讨其影响因素,为GDM产妇健康管理提供参考。现将研究结果报道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资料来源便利抽样选取2023年1—5月在杭州市妇产科医院、杭州市妇幼保健院分娩的GDM产妇为研究对象。纳入标准:①符合妊娠期糖尿病的诊断标准[7];②意识清楚,有语言交流能力,能配合完成问卷;③产妇均知情同意并自愿参与。排除标准:①孕前患有糖尿病者;②既往有严重精神病史;③存在认知、沟通障碍。本研究已获本医院伦理委员会批准(审批号:NS202301026)。

1.2方法

1.2.1调查工具①一般资料调查问卷:自行设计《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调查问卷》,内容包含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月收入、受孕方式、产次、分娩方式、新生儿体质量、主要照顾者、是否早产、是否有其他妊娠合并症/并发症、出院时母婴状态、喂养方式、糖尿病家族史、是否使用胰岛素等。②中文版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量表(PDCDS-NMF):由李雯等[4]汉化修订,主要用于评估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情况。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数为0.974。共设有10个条目,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从“完全不用”至“非常需要”依次赋1~4分,其中第1~7条目为正向评分,第8~10条目为反向评分,总分40分,分值越高表示应对困难水平越高。③家庭关怀度指数量表[8](APGAR)用于测评产妇对家庭的满意度及感知到的家庭关怀水平: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831,共涉及5个方面,即家庭亲密度、情感、适应度、合作度、成长性,采用Likert3级计分,从“几乎很少”到“经常如此”对应计0~2分,总分10分,分值越高即家庭关怀度越高。④中文版产妇出院准备度量表[9](OB-RHDS)用于评估产妇的出院准备度情况: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901,主要从产妇自身状况、疾病知识、社会支持、应对能力4个维度(18个条目)对产妇出院准备状态进行评估,以“完全没有准备”计0分~“完全准备好”计10分,按0~10分的评分标准选择,量表总分180分,分数越高则表明产妇出院准备度更充分。

1.2.2调查方法由经过统一培训的调查人员对产妇进行面对面调查,采用统一指导用语向调查对象解释本次研究的目的及意义,遵守自愿、保密和知情同意原则,现场发放、回收,调查人员逐一核查有无漏项。

1.3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25.0软件分析数据,计量资料采用(x±s)描述,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采用χ2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Pearson检验;采用多重线性回归模型分析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的影响因素。检验水准α=0.05。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GDM产妇的基本情况共纳入GDM产妇225例,年龄21~46岁,平均年龄为(33.19±5.05)岁;文化程度为高中及以下90例占40.0%,大专及以上135例占60.0%;家庭人均月收入<4000元54例占24.00%,4000~6000元102例占45.33%,>6000元69例占30.67%;分娩方式以剖宫产为主138例占61.33%;初产妇156例占69.33%,经产妇69例占30.6%;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为(28.90±3.86)分,产妇出院准备度得分为(112.50±24.38)分,家庭关怀指数得分为(5.81±1.76)分。

2.2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比较不同年龄、文化程度、月收入、受孕方式、产次、是否早产、是否使用胰岛素的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特征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比较见表1。

表1不同特征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比较(225例,x±s)

2.3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与出院准备度、家庭关怀指数的相关性分析Pearson相关性分析显示,GDM产妇产后应对困难总分与其出院准备度水平呈负相关(r=-0.514,P<0.01);与家庭关怀指数呈负相关(r=-0.483,P<0.01)。

2.4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影响因素的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为因变量,以年龄/岁(<35=1,≥35=2)、文化程度(高中及以下=1,大专及以上=2)、家庭人均月收入/元(<4000=1,4000~6000=2,≥6000=3)、产次(初产妇=1,经产妇=2)、是否早产(是=1,否=2)、是否使用胰岛素(是=1,否=2)、出院准备度总分(实测值)、家庭关怀指数总分(实测值)作为自变量,进行多重线性回归分析(α入=0.05,α出=0.10)。结果显示,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产次、家庭关怀指数、出院准备度是影响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的主要因素(P<0.05)。见表2。

表2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结果


3、讨论


GDM产妇出院后不仅需面对新生儿的照护、产后恢复问题,同时仍需加强自身疾病管理,了解GDM产妇产褥期可能面临的困难并预先给予针对性指导和干预,对促进GDM产妇产后恢复和保障母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调查的225例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为(28.90±3.86)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Li等[6]调查结果相似。目前我国对GDM产妇产后存在的用药指导、情感需求、特殊母乳喂养等困难问题缺乏关注和支持[10]。因此,建议医护人员在GDM产妇出院后增加对其育儿效能和母乳喂养需求的动态评估,同时建立医院-社区联动的产褥期健康照护支持系统,根据产妇的特征构建分级健康管理方案和服务模式,极力满足产妇的产后健康管理和育儿需求。

本研究显示,文化程度、家庭人均月收入、产次、家庭关怀度和出院准备度是影响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水平的主要因素(P<0.05)。GDM产妇学历越高出院后面临的困难水平越低,文化程度较高的GDM产妇自我管理意识较强,获取知识渠道更广,学习知识的能力更强且接受度较好[11],对疾病相关知识及技能的掌握与运用越好,出院后应对困难的能力更强。提示医务人员应积极开展多样化健康教育形式,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和易接受的宣教方式协助学历较低的GDM孕妇理解疾病知识。GDM产妇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出院后面临的困难水平越低,与滕小芸等[12]研究结果一致。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高的产妇有条件接受更好的医疗服务,社会支持水平及自我效能水平较高,出院后的应对、适应能力较强。同时家庭收入水平高的产妇产后所面临的经济压力和育儿压力较小,疾病管理积极性较高[13],能够较好地应对出院后的困难。初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得分高于经产妇,与Li等[6]研究结果一致。究其原因可能与初产妇缺乏妊娠和育儿经验有关,GDM产妇在妊娠期间,医护人员为保障其母婴安全,会给予其更多的关注和指导,而随着安全分娩,出院后的孕产期保健服务逐渐弱化,缺乏专业的指导加之初产妇对出院后遇到的问题没有心理预期,使得其出院后应对困难水平较经产妇高。提示医护人员应在围生期的不同时间节点、利用多元的方式加强对初产妇的健康教育,增加GDM产妇的知识获益和应对能力,帮助其树立产褥期良好的应对信心,促进其困难应对能力。

GDM产妇的出院准备度与出院后应对困难呈负相关,即出院准备度越高,出院后应对困难水平越低,这与Andersson等[14]研究结果一致。GDM增加了产妇早产、巨大儿等不良妊娠结局及未来患糖尿病和子代肥胖的发生风险,GDM产妇对医疗支持的依赖与需求增加,而自身出院准备不足,导致了其出院后的应对困难。提示临床应为GDM产妇制定切实有效的出院计划,可借鉴应用照护图[15]。

产妇出院后最多、最主要的支持资源来源于家庭支持。本研究发现,家庭关怀指数与产后应对困难呈负相关,即家庭关怀度越好,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水平越低。GDM产妇因妊娠和疾病因素在妊娠期得到了家庭和医护人员最大程度的关怀和照护,而随着安全分娩,家庭的关注和照护重点会偏向新生儿,GDM产妇出院后均感受到被家人忽视、冷落,缺乏护理并存在较低的支持感[16-19]。因此,医护人员应重视以家庭为单位的指导,发展以家庭为中心的群组式围产保健模式,重视配偶或其家庭成员在GDM产妇产后应对中的支持作用,激发其参与产后管理的积极性,共同制定适合GDM产妇的出院准备计划,帮助其更从容应对出院后的困难。

综上所述,杭州市GDM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水平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医护人员应加强GDM产妇的随访,关注出院后困难及需求,为其提供及时、可达的支持与指导,并针对影响因素采取有效干预措施,从而减少出院后应对困难。


参考文献:

[3]蒋花香,魏青文.远程血糖管理模式对妊娠期糖尿病患者血糖管理及妊娠结局的影响[J].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2019,11(8):62-65,70.

[4]李雯,张艳,杨晓伟,等.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检验[J].中华护理教育,2021,18(3):270-274.

[7]隽娟,杨慧霞.美国糖尿病学会2021年“妊娠合并糖尿病诊治指南”介绍[J].中华围产医学杂志,2021,24(1):73-74.

[8]吕繁,顾湲.家庭APGAR问卷及其临床应用[J].国外医学(医院管理分册),1995,2(2):56-59.

[9]陈杏,赵体玉,刘莉,等.产妇出院准备度量表的汉化及信效度研究[J].护理研究,2020,34(3):407-413.

[10]田策,姜岳,杨芳,等.产妇产褥期健康管理期望与感知的现状分析[J].中华护理杂志,2020,55(12):1796-1801.

[11]卢运萍,钟向真,李俊锋,等.842例高龄孕产妇心理健康影响因素及妊娠结局探讨[J].中国计划生育和妇产科,2019,11(4):49-52.

[12]滕小芸,韦琴,何婷,等.住院早产儿母亲应对困难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急危重症护理杂志,2022,3(2):121-126.

[15]郭宏卿,霍秋桂,阐玉英,等.照护图对高危儿过渡期家庭出院准备度和父母育儿胜任感的影响[J].解放军护理杂志,2022,39(4):9-13.

[17]沈亚平,马良坤,赵红.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孕期自我管理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健康研究,2018,29(4):416-421.


基金资助:浙江省杭州市医药卫生科技计划项目(A20220046);


文章来源:李晓芬,楼梦晓,丁铃霞,等.杭州市妊娠期糖尿病产妇出院后应对困难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国妇幼保健,2025,40(07):1260-1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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