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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8年11月底结束的“全国科学逻辑与辩证逻辑讨论会”上，呈现出一系列与改革开放相关的科学思维方式研究、科学逻辑、辩证逻辑形式化、新时代思维创新研究、中国传统辩证思维方式的当代价值、人工智能研究中的逻辑问题以及逻辑理论与应用研究为主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充分展示了我国科学逻辑与辩证逻辑发展的最新研究进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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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学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广泛存在,名家、道家、墨家、儒家等都对之极为重视。各家名学的主张各不相同,名家有控名说,道家有无名说,墨家有“以名举实”的墨辨,儒家孔子特倡“必也正名”。至荀子,尤以《正名》闻名。荀子虽然推崇以孔子为首的儒家,但是他处于战国末期有机会兼收并蓄,最终集大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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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弗雷格本人的原始文献，通过对弗雷格函数-自变元理论的全面而系统的阐释，一方面论证了函数-自变元理论是弗雷格构造现代逻辑系统的理论前提，揭示出该理论对于构造现代逻辑的方法论意义;另一方面论证了函数-自变元理论是弗雷格逻辑分析方法的理论基点，阐释了逻辑分析方法的具体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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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关于中国近现代逻辑史的著作，都绕不开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那场关于传统形式逻辑的批判和争论。在很多从事纯粹逻辑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看来，这种关于传统形式逻辑的大规模争论有点不可思议。这场批判在本质上是一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为背景的方法论之争。本文就是力图从这一视角出发，对这一次学术论战与学术批判作现代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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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逻辑后承概念引入严格形式研究的领域,不是这个或那个研究者随意决定的事情;定义这个概念时,要努力坚持日常生活语言的通常用法。但是,这些努力一直面临此种情况下常常出现的困难。就内容的清晰性而言,通常的后承概念决不会比日常语言的其他概念优先。它的外延没有明确界定,它的用法也是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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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自然化思潮在哲学研究中高歌猛进，传统哲学的各个主要领域都难以幸免，形而上学、知识论等是如此，真理论亦是如此。自然化的真理观有自己的名字，即紧缩主义，然而紧缩主义本身不过是表达一种对真概念的倾向，它有不同的版本，如去引号论、极小真理论、同一论、公理化进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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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本身不是一种对象，而是一系列规则，康德将思想或知性视为“规则能力”，并基于规范性角度将概念、判断和推理都看作以不同方式运作的规则。与形式规则的非对象化相应，表达形式规则的语句的真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内容，只依赖于特定的形式结构，这些形式结构通过特定表达式(诸如逻辑连接词)的意义得到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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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性行动”是一个备受质疑的概念，对其能否作为一种行动类型，哲学界一直存在争议。直观地说，“否定性行动”是指“行动者有意图地不做某事”所指称的事项，它与有意行动相通的地方在于，它们都是行动者施展其能动性的过程。在法律和道德实践中，行动者的“否定性行动”具有强烈的规范性特征，所以摩塞尔等学者把它看作是一种行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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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思维与论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它们所涉及的问题也多有重叠,批判性思维是合理的审慎的反思性思考,它决定我们应该相信什么;批判性思维是可靠的思维,它能根据情况调整具体标准的思维,从而使判断结果有效。批判性思维是一种对信息进行分析、评估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要求:怀疑和反思的思维,能够准确,清晰,充足的思考的思维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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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言命题是指一种断定它的支命题至少一个为真并且它们在部分情况下虽然可以同真但又非必须同真的复合命题。在逻辑史上，选言命题最初仅指不相容选言命题，直至十三世纪后期才被广泛的用作既包括不相容选言命题又包括相容选言命题。有趣的是，由于相容选言命题现在通常被简称为选言命题，所以选言命题又反过来通常仅指相容选言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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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60、70年代在北美兴起批判性思维运动以来，“批判性思维”迅速成为了全球教育改革热议的话题，同时也是颇具争议的概念之一。在当今中国教育界，“批判性思维”同样炙手可热，有学者将其与“创新性思维”一起，合称为“批创思维”。但是，学界对于批判性思维的涵义与特征、性质与作用，以及批判性思维课程设置的可行性等问题，依然存在诸多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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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在科学实践中，抑或是在哲学灵思的碰撞之中，逻辑学家们历经两千余年，依旧未就归纳法的标准模式达成一致，更别提恼人的归纳问题了。归纳逻辑的不稳定性与演绎逻辑的必然可推出形成鲜明的对比，亚里士多德所确定的演绎三段论是演绎推理之典范。自然科学主要是通过归纳探究来认识世界，并且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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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科技的突飞猛进发展，科技创新与应用带来社会福祉的同时，不断催生新的科学伦理风险和科技治理层面的新挑战。近年来一些科研不端行为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中国科学界的国际声誉以及中国科技大国形象。习近平强调“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守的价值准则”，科技的进一步发展急需科研伦理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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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人工智能的蓬勃发展，其伦理方面的问题也渐渐浮现了出来，鉴于人工智能发展的巨大影响力，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增强研发主体的道德责任感、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发展规范化、法律化，加强各国的交流合作，确保人工智能在造福人类的轨道上发展，还人工智能一颗“良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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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引发了诸多道德判断困境及其伦理思考。以马克思主义科技观为指导,重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革命性力量,警惕科学技术异化力量的负向作用,反对目的论和义务论的伦理错误倾向,在主体设计、制度管理、公众环境三个层面探讨伦理重塑策略,以期人类社会与人工智能和谐共处、“向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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