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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玉玲辨治大肠癌用药规律探析

  2021-12-01    182  上传者:管理员

摘要:目的:基于郑玉玲教授治疗大肠癌的门诊病例资料,采用数据挖掘方法,探析总结其用药组方规律。方法:通过肿瘤临床诊疗与患者管理一体化平台软件导出郑玉玲教授门诊的患者资料,对其病历信息、中药处方进行频数统计、聚类分析、因子分析、关联规则分析及复杂网络分析等,挖掘其中的用药规律和组方特点。结果:符合纳入条件的患者55例,纳入处方171张,高频方剂为人参健脾丸、薯蓣丸、枳实消痞汤、参苓白术散、芍药汤。将高频核心药物进行数据分析后,得到2类功效不同的药物组合、7组常用药对、3个模块群。核心药物以味甘、性温为主,辛、苦为次;归脾经、胃经居多,肺经、肝经次之;补虚药为主,消食药及利水渗湿药次之,各占41.62%、16.29%、12.04%。结论:郑玉玲教授认为大肠癌与脾胃虚弱或失调密切相关,治疗应以补脾和胃为主,佐以清热祛湿、调理气机、活血化瘀。

  • 关键词:
  • 大肠癌
  • 数据挖掘
  • 活血化瘀
  • 清热祛湿
  • 补脾和胃
  • 调理气机
  • 郑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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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成为每年大肠癌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最多的国家[1],据2020年全球癌症统计报告的数据显示:我国大肠癌发病率、病死率在所有恶性肿瘤中分别位于第2位、第5位[2],且仍保持逐渐上升的趋势,严重威胁我国居民的健康。目前西医针对大肠癌的治疗,以手术和化疗为主[3]。肿瘤是人体全身病变的局部表现,西医的这些治疗措施并不能完全抑制肿瘤,且伴随出现各种各样的不良反应,如术后并发的不完全性肠梗阻及大便次数增多,化疗后的骨髓抑制及乏力等,严重影响患者的预后及生活质量。越来越多的患者开始寻求中医药治疗或配合治疗,中医协同西医治疗可增效减毒,有效改善临床症状,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防止复发及转移[4]。

郑玉玲教授,全国首届岐黄学者、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博士研究生导师,已从事中西医防治肿瘤30余载,积累了丰富的大肠癌诊治经验,形成系统的诊疗思路。通过对郑教授治疗大肠癌的门诊处方进行数据挖掘,从而总结其中的组方用药规律,现将研究内容及分析结果论述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收集2016年4月至2021年1月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国医堂郑玉玲教授的门诊病例,严格依据纳入标准与排除标准对病例进行筛选,最终纳入55例患者。

1.2 纳入标准

①全部患者诊断均符合《新编常见恶性肿瘤诊治规范大肠癌分册》[5]中的有关标准,有明确病理学诊断为原发大肠癌患者;②基本信息完整,包括姓名、性别、年龄、临床表现及用药等;③就诊≥2次。

1.3 排除标准

①中药处方记录不完整者;②同时服用其他中药者。

1.4 数据规范化

中药名称、性味、归经、功效分类参照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中药学》[6]进行规范。对采用不同炮制方法的同一药物,均视为一种药物,如生白术和炒白术统一为白术。将药性分为寒、热、温、凉、平、微寒、微温。药味为酸、苦、甘、辛、咸、涩、淡。以一味中药出现一次为计数来统计该中药应用次数,若一味中药入多经,则分别进行计数,同理,进行药物的性味和功效统计。

1.5 统计学方法

运用Excel2010表格建立符合条件的病历信息数据库,通过IBMSPSSStatistics25.0对相关数据进行频数统计、聚类分析,SPSSModeler18.0进行关联规则分析,运用Gephi0.9.2进行复杂网络分析。


2、结果


2.1 一般资料分析

纳入患者55例,就诊年龄16~84岁。51~60岁患者最多,为14例,其次61~70岁,为12例。男女比例差异不明显。

2.2 常用方剂频数分析

共纳入处方171张,包含66个方剂,其中人参健脾丸使用频率最高,为17.54%,具体方剂使用情况见表1。

2.3 中药应用情况统计

纳入的171张处方共选用214味中药,总频次为2512次,其中甘草109次(4.34%)、白术107次(4.26%)使用较多。使用频次排名前20位的核心中药分布情况见表2。

2.4 核心中药功效统计

核心中药(使用频次前20位)中补虚药应用频次及中药种类最多,分别为529次、7味,中药功效分布情况见表3。

2.5 核心中药性味、归经统计

对核心中药(使用频次前20位)进行性味、归经统计发现,温性药物使用最多,503次,其次为平性,405次;辛味最多,489次,其次为苦味,402次;药物以入脾经(1181次)、胃经(674次)、肺经(633次)较多。见表4,图1-图3。

2.6 核心中药聚类分析

将核心中药(使用频次前20位)进行聚类分析,见图4。对图中标度20~25的高频中药进行聚类分析,得出2个聚类方。标度0~5得到2组对药:神曲+麦芽、白术+茯苓;1组角药:神曲+麦芽+山楂。

2.7 核心中药因子分析

运用IBMSPSSStatistics25.0软件对核心中药(使用频次前20位)进行因子分析。经KMO和Bartlett的球形度检验,KMO值为0.748,球形检验Approx.Chi-Square=1069.845,自由度=190,显著性=0.000(<0.01),适合因子分析。最终提取出6个特征值>0.5的公因子:F1:甘草、白术、茯苓、党参;F2:当归、白芍、柴胡;F3:神曲、麦芽、山楂;F4:薏苡仁、黄芪;F5:黄连、木香;F6:莪术。成分转化矩阵见图5,具体统计结果见表5。

2.8 核心中药关联规则分析

运用SPSSModeler18.0软件设置最小规则支持度40%,置信度95%,对核心中药(使用频次前20位)进行关联规则分析,得到7个核心药物组合(见表6),关联网络展示见图6。

2.9 核心药对分析

运用SPSSModeler18.0软件对核心中药(使用频次前20位)进行关联规则分析,设置最大连接数100,强链接下限60,挖掘常用药对组合,得到核心药物组合10个,见表7。

2.10 复杂网络分析

运用Gephi0.9.2软件对高频中药组合进行复杂网络分析,设置布局为“FruchtermanReingold”、Min.rescaledweight为1.0,Max.rescaledweight为10.0,将高频药物分为3个模块群:第1群组:黄芪、桂枝、莪术、柴胡、当归、白术、薏苡仁、陈皮、生姜、甘草;第2群组:山药、木香、砂仁、神曲、山楂、黄连、党参;第3群组:白芍、茯苓。得到高频药物组合复杂网络图。见图7。可见联系最密切的为白术、茯苓、甘草、党参,为益气健脾之基础方四君子汤,体现以固护脾胃为核心的治疗原则。


3、讨论


3.1 固护脾胃为核心

在古代中医学文献中,根据大肠癌临床症状可将其归属于“脏毒”“肠风”“积聚”“肠蕈”等范畴[7],发病本质以脾胃虚弱为主,证候可分为气血亏虚、脾虚湿阻、湿热蕴结、瘀血内停等[8,9]。《脾胃论》指出:“善治病者,唯在调和脾胃。”如若伤及脾胃之气,元气亦损,则诸病丛生。大肠传导糟粕之功有赖于脾之运化、胃之通降,脾胃乃后天之本,气血化生之源,若食饮不节,或情志内伤致使脾胃受损虚弱、运化失职,饮食累伤则痰浊内生,积久不去,结在肠内,久而化热成瘀,与正气交争而发为癌肿[10]。

脾虚失运,水谷不化则纳差,气血亏虚四肢肌肉失养故乏力;脾虚不能统血摄血故见便血;脾主升清,脾虚则清阳之气下陷,分利无权而水湿并入大肠,故腹泻;大肠癌患者在接受手术或者放化疗等之后,在祛邪的同时必定损伤人体正气,故治疗上应注重补脾胃之气以培本固元[11,12]。据表1方剂频数分析显示:郑教授治疗大肠癌时选用人参健脾丸最多,方中以公因子F1四君子汤补脾益气,使脾旺则不受邪,且血统于脾,脾健才能摄血,便血之证随愈;配山药健脾以止清阳下陷之腹泻;瘀积日久易化热,故配少许黄连清热燥湿。图4聚类分析得到的1组角药为焦三仙:山楂、神曲、麦芽与公因子F3一致,配木香、砂仁、陈皮行气健脾以消食化滞,缓解大肠癌患者纳差、腹胀等脾虚失运之症。

全方消补兼施,气血兼顾,共奏补益脾胃之功。研究表明,运用四君子汤化裁联合化疗可提高患者的免疫功能,以增加化疗的疗效[13]。且现代药理学研究表明,四君子汤可双向调节胃肠运动,既可推动肠道蠕动,缓解不全梗阻,又可抑制肠道运动,减轻腹泻[14]。图3核心药物性味归经分析可见,郑教授用以治疗大肠癌的药物归脾、胃经居多;图4聚类分析得到的2组对药分别为神曲+麦芽、白术+茯苓,前者消食助运,后者健脾和胃;表6关联规则分析得出的几味核心药物组合也均以健脾益胃为主,脾为后天之本,脾气充实则可化湿、益气、养血,提高免疫力,达到抗肿瘤的功效,充分体现了固护脾胃为核心的治疗原则。

3.2 清热利湿为常法

在大肠癌的中医证候类型中湿热蕴结最常见[15],湿热下注大肠,与气血相搏结,湿热瘀毒结于肠间形成积块,灼伤肠络见下血,瘀阻肠道气机见腹胀、腹痛、里急后重。湿热为湿邪内积,湿性黏滞,久而化热,极难速去。郑教授常用方为芍药汤。本方源自《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方中选用性味苦寒、归大肠经之黄芩、黄连以清热燥湿解毒,除湿热之病因;芍药配当归养血活血,“血行则便脓自愈”;公因子F5中黄连与木香相伍,两者一寒一温,辛开苦降,调畅肠道气机,“调气则后重自除”;大黄苦寒泻热,合芩、连则清中有泻,合归、芍益活血之力,通因通用除肠中之瘀滞。诸药合用,清热消滞,调气和血。据现代药理学研究,芍药汤可调达肠道不畅气机,纠正局部血液循环,改善肠道肿瘤微环境[16]。核心中药功效分布(表3)显示,利水渗湿药出现频率为12.15%、化湿药4.05%、清热药3.97%,分别用茯苓健脾除湿、薏苡仁温脾祛湿、砂仁行气化湿、黄连清热燥湿。其中薏苡仁甘淡利湿,清热排脓,可除肠道湿热瘀毒,且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薏苡仁酯可抑制结肠癌SW480细胞的增殖,诱导其凋亡[17,18];而黄连苦寒,善清热解毒,兼燥湿止痢,且入大肠经,使药力直达病所。

3.3 和降通畅是关键

《灵兰要览》云:“治积之法,理气为先。”六腑以通调为用,大肠为六腑之一,泄而不藏,若脾虚失运,气机升降失调,大肠传导功能受阻,则水湿内停为痰,血运不畅为瘀,久瘀化热为毒,痰瘀毒结于肠道以致肠癌[19]。肠胀气为中晚期大肠癌常见症状,郑教授治此常选用枳实消痞汤,方中四君子汤健脾益气,加破气除满之枳实、厚朴,益气与理气相合,可调畅中焦气机,行气通腑,促进大肠传导功能的恢复。核心药物入脾经1181次,入胃经674次。脾升清、胃通降,为气机上下升降之枢纽,与大肠传导之功密切相关;其次归肺经633次,肺与大肠相表里,肺气失宣则大肠腑气不通,选肺经之药调节肺之宣发肃降,以通调大肠气机;归肝经396次,公因子F2:当归、白芍、柴胡均入肝经,肝气升发配合肺气肃降,升降相合,以调畅全身气机。遣方用药时于补虚药中配伍理气药如陈皮、木香等,一则理气药辛温芳香,辛能行,温可通,芳香易走窜,气帅血行,腑气畅通、瘀血得去、气机条达,则肠间有形实邪自去;二则寓通于补,气机得畅,既升且运[20]。

3.4 化瘀排毒不可缺

郑教授认为在大肠癌的每个发展阶段中都离不开化瘀药的应用,肿瘤多属内虚邪实,肿物、癥瘕皆属于瘀的范畴[21]。从核心药性(图1)可示,郑教授治疗大肠癌选药以性温为主,温可通经活血、化瘀散结,公因子F6莪术,辛散苦泄,性峻善削,破积聚诸气,常与三棱配伍,二者行气破血双施,擅于逐瘀消瘤[22]。现代药理研究表明,莪术中的姜黄素可抑制多种癌细胞生长,莪术油可诱发人体对肿瘤细胞的免疫排斥反应,且有明显抑制肿瘤血管生成的作用[23,24,25]。组方时在扶正补虚的基础上佐以几味化瘀药,既能活血散结控制癌毒的发展,减轻血瘀所致如肿块、便血、疼痛等症状,亦可在术后用以防治癌毒的复发[26],且可使补而不滞。分析核心药物性味发现,郑教授治疗大肠癌以味甘、性温为主,辛、苦为次,甘温以补中,辛开苦降以调畅整体与局部肠道之气机,顺应六腑以通为用之性,并据患者体质及症状辅以清热祛湿、活血化瘀之药,以达扶正祛邪之效。

3.5 中西医结合疗效佳

郑玉玲教授认为肿瘤均属本虚标实之病,大肠癌以脾胃虚为主,夹湿、热、毒、瘀为标,致肠道功能紊乱,阴阳失衡而发病。运用中医同病异治的辨证思想以治疗,人参健脾丸健脾益气用于脾气亏虚证消瘦、神疲者;薯蓣丸益气和营用于脾肺两虚证乏力、气虚者;枳实消痞汤健脾消痞用于脾虚气滞证心下痞、肠鸣者;参苓白术散健脾渗湿用于脾虚湿盛证纳呆、便溏者;芍药汤调和气血用于湿热蕴结证大便溏结不调、里急后重者,临床均获得不错的疗效[27,28]。此外,郑教授重视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防治大肠癌,将中医与西医的优势相结合,选方用药常依据患者所用西医治疗将其分为术后、化疗前后、放疗后等不同阶段,依据所在阶段的不同而采取有所侧重的治疗。如在患者术后、化疗前偏重扶正补虚;若放化疗中则偏重减轻放化疗的不良反应,如口干、乏力、胃肠道反应及皮肤反应等,并减少方中祛邪药的应用,以西医祛邪为主;若放化疗后则重在扶正,处理相应并发症及在辨证治疗的基础上配伍一些祛邪类的中药,如红藤、三棱、莪术、白花蛇舌草等[29],以防止癌毒复发。

本次研究在收集郑玉玲教授治疗大肠癌门诊病历资料的基础上,探析其治疗大肠癌的用药规律,以期为此病的治疗提供选方用药参考依据。但本次研究中纳入样本量有限,应继续扩大样本量进行研究和数据挖掘。下一步将患者舌脉与药物之间的关联规律进行分析,以期更深入讨论总结郑玉玲教授辨治大肠癌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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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张华,郑玉玲,张亚玲.郑玉玲辨治大肠癌用药规律探析[J].中医学报,2021,36(12):2609-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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