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范围内,护理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频繁遭受工作场所暴力(workplaceviolence,WPV),这已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议题｡研究显示,高达50%~80%的护士在工作场所遭受过不同程度的暴力对待[1]｡对于身处困境的护理人员来说,抗逆力成为一种宝贵的心理资源｡抗逆力指在面对工作场所暴力时,护理人员能够保持心理和生理健康,继续为患者提供高质量护理服务的能力｡高抗逆力水平的护士,往往能够更好地应对工作中的压力和挑战,避免或减轻由应激源带来的焦虑､抑郁､工作倦怠和共情疲劳等负面心理影响[2]｡因此,提升护理人员的抗逆力不仅有助于减少其工作压力和情绪倦怠,更对护理人员的身心健康和职业生涯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本研究旨在调查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的抗逆力现状,分析其影响因素,为护理机构和相关管理部门优化工作环境及支持体系提供借鉴与参考,从而减少工作场所暴力的发生,促进护理行业的健康发展｡

1､对象与方法

1.1对象

于2023年10—12月选取上海市三甲医院中遭受过工作场所暴力的护理人员作为调查对象｡根据Kendall样本量计算公式,样本量一般是条目数的5~10倍,并考虑20%失访率,确定样本量区间为255~297人｡纳入标准:(1)具有护士执业资格证的护理人员;(2)采用工作场所暴力频度测定量表调查过去12个月内各类型暴力事件发生频数≥1;(3)具有1年以上工作经验;(4)知情同意并能全程参与本研究｡排除标准:(1)在过去12个月内发生严重的生活压力事件;(2)现患或曾患抑郁症､双相情感障碍或者其他器质性､精神性疾病[3]｡

1.2方法

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和方便抽样法,以发放问卷的形式,取得研究对象同意后进行调查｡

1.3研究工具

1.3.1一般资料调查表

对文献系统回顾和分析后自主设计,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务､职称和所在科室8项内容｡

1.3.2工作场所暴力频度测定量表

采用杨筱多[4]2008年改编的医院工作场所暴力频度测定量表,由语言攻击､威胁､躯体攻击､性骚扰4个条目组成｡0=过去12个月内没有遭受过暴力､1=1次､2=2~3次､3=>3次,每名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总次数为遭受各型暴力频数之和｡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728｡

1.3.3抗逆力评价量表

由朱厚强等[5]于2016年专门面向医护人员群体的抗逆力水平开发的测评量表,包含决策应对､人际联结､理性思维和柔性自适4个维度,共18个条目｡采用Likert5级评分法,总分18~90分,分值越高说明个体抗逆力水平越高｡该量表Cronbach′sα系数为0.907,整体信度及4个子维度的内部条目信度较好,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1.3.4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GSES)

最早由张建新等[6]于1995年在香港的一年级大学生中使用｡该量表包含1个维度10个条目,评估个体在遇到挫折或困难时的自信心｡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即1~4分,分值越高说明自我效能感越强[7]｡该量表题目少,操作简便,已被证明具有良好的信度和效度｡

1.3.5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

采用肖水源[8]设计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包含3个维度10个条目,即客观支持(3条)､主观支持(4条)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条)｡采用Likert4级评分法,分值越高说明社会支持度越高,以总分≤22分､>22~<45分､45~66分分别定义为社会支持度低､中等和高｡该量表设计简洁合理,条目易于理解无歧义,具有较好的可靠性和有效性｡

1.4统计学方法

计量资料采用(x±s)表示,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表示,检验水准α=0.05｡对不同特征的护理人员抗逆力水平比较采用单因素分析,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水平与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关系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抗逆力的影响因素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护理人员一般资料

本研究共有314名护理人员参与,使用工作场所暴力频度测定量表筛选后,282名得分≥1分的护理人员继续填写问卷｡最终收回有效问卷265份,有效回收率为93.97%｡在过去12个月内,遭受过工作场所暴力的护理人员占比为89.8%｡护理人员一般资料见表1｡

2.2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情况

工作场所暴力中,语言攻击是最常见的暴力类型,占94.3%;遭受语言攻击的频度以1~3次为主,占81.5%(见表2)｡

2.3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现状

参与研究的护理人员抗逆力评价量表总得分为(65.25±15.31)分｡其中决策应对维度得分最高,为(21.73±5.29)分;人际联结维度得分最低,为(14.36±3.92)分(见表3)｡2.4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情况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见表4｡

2.5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对护理人员一般资料进行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抗逆力评价量表得分在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务及职称方面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5)｡

2.6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水平与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采用Pearson相关分析,探究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评价量表各个维度与自我效能及社会支持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除客观支持外,其余各维度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P<0.01,见表6)｡

表1护理人员一般资料

表2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情况

表3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评价量表总分及各维度得分

表4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及社会支持评定量表得分

表5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影响因素的单因素分析

表6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水平与自我效能和社会支持的相关性分析

2.7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

以护理人员抗逆力评价量表总分为因变量,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且服从正态分布的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通过F检验(F=14.778,P<0.05),证明模型有效｡结果显示,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务､职称与自我效能对护理人员抗逆力具有显著影响(P<0.05)｡其中,工作年限､职务､职称与自我效能对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有显著正向影响,而教育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自变量赋值方式见表7,多因素分析结果见表8｡

表7自变量赋值方式

表8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影响因素的多因素分析结果

3､讨论

3.1护理人员在工作场所遭受暴力较为普遍

本研究结果显示,遭受过工作场所暴力的护理人员占比为89.8%,高于陈霞等(68.69%)､韩国亮等(67.04%)的调查结果[9-10],可能与调查的地区､医院等级不同有关｡研究显示,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已成为一个普遍且严重的问题,其比例在不同地区､医院和科室之间存在差异,急诊科､外科､儿科是工作场所暴力的高发科室[9,11]｡本研究中护理人员工作场所暴力频发科室与文献报道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也揭示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分析原因可能是这些科室接收的患者往往病情严重､复杂,需要紧急处理和护理,同时面临资源紧张､家属对医院重点科室的期望值过高等问题｡这种情况下,患者及其家属往往处于高度紧张和焦虑状态,容易对护理人员产生不满和攻击行为[9,12]｡表2显示,护理人员在工作场所遭受暴力的形式多为语言暴力(占94.3%),包括语言攻击和威胁,而躯体攻击和性骚扰发生率较低,与相关研究结果一致[9,11]｡主要是由于沟通障碍与压力累积,患者及其家属通过语言暴力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愤怒,从而对护理人员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造成严重打击,甚至会影响其工作积极性和职业认同度[13]｡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护理人员遭受暴力的频度集中在1~3次,这意味着暴力行为并非偶发事件,而是频繁且持续存在的问题｡

3.2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处于中等偏上水平,需加强人际联结培训

本研究结果显示,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评价量表总分为(65.25±15.31)分,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表明他们在面对逆境时具有一定的应对能力｡但低于王慧等[14]调查的408名ICU护士的抗逆力评价量表总分(73.59±14.25)分,原因可能是本研究纳入的护理人员涵盖了医院不同科室,部分科室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次数较多,导致抗逆力水平整体相对较低｡此外,在抗逆力评价量表的4个维度中,护理人员在决策应对维度得分最高,为(21.73±5.29)分,显示出他们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坚守岗位､冷静处理,并能根据事件的轻重缓急做出合理应对[15]｡然而,在人际联结维度得分最低,为(14.36±3.92)分,可能是本研究对象以工作年限≤10年的护理人员居多,这一阶段的护理人员虽然具备处理紧急事件的能力,但在人际沟通和联结方面能力较为薄弱｡由于当前医护行业面临着负面舆论较多､护士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等问题,护理人员工作强度大,往往无法按时下班,自行安排生活的时间被缩减[16]｡建议护理管理者进一步优化护理人员弹性排班制度,注重人文关怀,提供心理精神支持,加强培训和指导,以提升护理人员的人际联结能力,从而更好地服务病患,提高护理质量｡

3.3抗逆力水平与社会支持呈正相关关系,有效支持尤为关键

本研究显示,参与调查的护理人员的社会支持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面对工作场所暴力时,主观支持及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与护理人员的抗逆力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当护理人员获得更多的主观支持和更高效地利用这些支持时,其抗逆力会得到相应的提升｡相比之下,客观支持与抗逆力之间的关系则不明显｡客观支持通常指的是物质上的帮助和支持,如提供工作场所的安全设施､改善工作环境等｡虽然这些支持对于提高护理人员的抗逆力有一定帮助,但它们的作用并不像主观支持那样直接和显著｡在实际护理工作中,职业角色和个人期望可能导致护理人员在面对问题时,更倾向于依赖自己的能力和资源,而不是寻求外部支持[17-19]｡因此,护理管理者需要关注个体的主观感受和需求,以确保支持的有效性和适宜性｡同时也需要认识到个体差异的存在,尊重个人的独特性,从而更好地帮助护理人员提升抗逆力水平｡

3.4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水平的影响因素

3.4.1教育程度负向影响护理人员的抗逆力,需重视实践能力培养

表8显示,教育程度对护理人员抗逆力水平有负向影响,说明随着护理人员学历的提高,其抗逆力水平反而呈下降趋势｡分析原因可能是在临床工作中,教育程度的提高为护理人员提供了更多的知识和技能储备,但如果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和应对逆境的能力[2],护理人员的抗逆力也会受到限制｡另外,高学历护理人员一般具有更高的职业期望和工作压力,这可能导致其面临更多的挑战｡但这并不意味着高学历护理人员抗逆力较弱,而是表明在学历提升的同时,也需要关注实践和应对能力的培养｡

3.4.2工作年限正向影响护理人员的抗逆力,经验积累有助于应对挑战

本研究显示,工作年限对护理人员抗逆力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工作年限长短体现了护理人员在本领域的经验积累,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护理人员不仅更加熟悉工作环境,也在实际工作中积累了大量知识和技巧,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工作场所暴力､患者不满､高强度的工作压力等复杂情况时,能够根据具体情况迅速做出判断,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化解冲突､缓解压力,从而维护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效率｡这种从容应对的能力,正是抗逆力的重要体现｡同时,工作年限也反映了职业发展和晋升情况,有更多资源和权力,有利于应对挑战[12]｡

3.4.3护理人员抗逆力随职务提升而增强,需关注普通护士的心理健康

本调查结果显示,随着职务的提升,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的抗逆力水平也逐渐增强｡在职务分布上,普通护士作为医疗团队的基础力量,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频度更高｡以护士长为例,他们不仅要掌握丰富的护理知识和技能,还需要培养自己的领导､管理､协调和决策能力,以应对工作场所的突发情况,保障患者和护士的安全｡这些能力的提升使得他们在面对工作场所暴力时能够更加从容和自信[20]｡此外,护士长还会接受更多培训和教育,以增强自身的心理素质和应对能力｡在未来的工作中,护理管理者应重点关注普通护士的心理健康和成长需求,通过开展情绪管理培训和积极心理干预等措施,锻炼护士的情绪调节能力[21],促进医疗团队的和谐与发展｡

3.4.4职称晋升可提高护理人员的抗逆力,要促进其成长与学习,增强自信

本研究发现,职称晋升也是提升护理人员抗逆力的重要途径｡初级职称护理人员位于职业生涯的起始阶段,此时他们正专注于学习和技能提升,职称的晋升不仅代表着他们在职业生涯中的成长,还意味着他们将承担更多的职责和拥有更多的权力｡这种晋升要求他们在工作中展现出更高的主动性,持续不断地学习和自我提升,以适应更高层次的工作需求｡通过评选和晋升,护理人员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和成就,从而增强自信心,提高应对压力的能力｡

3.4.5自我效能显著影响抗逆力水平,需重视内外差异

本研究结果表明,多数护理人员具有良好的自我效能｡自我效能与抗逆力各维度之间也存在显著正向关系,是影响抗逆力的主要因素｡其中,理性思维维度与抗逆力相关性最大,这意味着在面对工作场所暴力时,自我效能感强的护理人员往往具有较强的理性思维能力,能够保持镇定和自信,相信自己有能力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这种信心不仅能够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使他们更出色地完成护理工作,还能够更灵活地运用应对策略,管理情绪,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22-23]｡由于内在与外在的差异,可能导致自我效能与人际联结维度的相关性较小｡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在护理人员培训和管理中,应注重提高自我认知和人际交往能力,以提升整体抗逆力水平｡

4､小结与展望

护理人员在工作场所遭受暴力现象较为普遍,以语言暴力为主,尽管他们具有一定的抗逆力,但总体还有待提高｡教育程度､工作年限､职务､职称与自我效能是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抗逆力的主要影响因素｡为提高护理人员综合素质,建议在提升学历的同时,强化实践与应对能力,鼓励晋升职称并加强人际联结培训｡此外,护理管理者应关注普通护士的心理健康,制订心理干预计划,减轻工作场所暴力的负面影响;利用虚拟现实技术模拟工作场所暴力场景,进行模拟训练,提升应对能力｡这些措施旨在提升护理人员的抗逆力,推动护理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2]黄晗钧,王琳.急诊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后抗逆力的研究进展[J].护理学杂志,2022,37(16):95-98.

[3]冯玉琳,吴清,胡三莲,等.应对方式与组织支持对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急诊护士抗逆力的影响[J].护理学杂志,2022,37(22):5-8.

[4]杨筱多.深圳市综合医院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现状调查及影响因素分析[D].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2008.

[5]朱厚强,万金,时勘,等.医护人员抗逆力结构研究与测评量表编制[J].统计与信息论坛,2016,31(2):107-112.

[7]杨雪晴.健康行为改变整合理论在早期宫颈癌术后合并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患者盆底肌锻炼中的应用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21.

[8]肖水源《.社会支持评定量表》的理论基础与研究应用[J].临床精神医学杂志,1994(2):98-100.

[9]陈霞,李丞,汪惠才,等.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护理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J].华南预防医学,2023,49(11):1402-1406.

[10]韩国亮,苏天照,刘卫维,等.三甲医院医务人员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情况及评估[J].中国公共卫生,2019,35(4):459-464.

[11]陈瑜,许妹仔,张珊.综合性医院护士遭受工作场所暴力的现状调查[J].解放军护理杂志,2018,35(10):15-19.

[12]樊嘉欣,李玉梅.医院场所暴力高发科室护理人员真实体验的系统评价[J].护理实践与研究,2023,20(3):356-362.

[13]余芳,郑艳玲,乔岩,等.国内外护理人员工作场所暴力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中国社会医学杂志,2019,36(5):498-501.

[14]王慧,侯铭,李萍.ICU护士抗逆力水平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职业与健康,2022,38(2):226-229.

[15]韩静,王建辉,董建秀,等.疫情期间护士抗逆力水平及影响因素研究[J].护理管理杂志,2021,21(1):21-25.

基金资助:2024年上海健康医学院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专项立项“三全育人理念下母婴护理课程思政融合教学”(CFDY20240068);

文章来源:张雨露,夏杰.遭受工作场所暴力护理人员的抗逆力调查及影响因素研究[J].卫生职业教育,2025,43(13):143-147.